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萌

　　雖然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并不均衡，東中西部發展速度和質量有較大差距，中西部廣大地區可能還需要繼續仰賴勞動力紅利來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但不能以此作為禁錮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轉移的窠臼。

今天的中國還需要勞動力紅利嗎？

　　近年來，受此前全球性金融危機余波未盡的影響，世界經濟一直處于低迷不振，使得以中低端制造業出口為引擎的中國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而上一輪四萬億資金刺激所形成的嚴重過剩產能，如今也抑制了再次以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實施空間，因此中國政府尋求通過削減過剩與落后產能、清理僵尸企業，來實現新舊經濟增長動能迭代置換、推動中國經濟產業以中高速向中高端轉型升級，這也就是目前所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不僅僅要提升市場供給的規模、還要調整市場供給的結構，從粗放式、低附加值、高耗能邁向集約式、高附加值、環境友好。

　　雖然目前這場聲勢浩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焦點集中在產業經濟領域，但勞動力端也必然會伴隨產業經濟的發展而產生根本性變革，即中國勞動力市場也需要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中低端制造業仍然占據中國產業經濟的較大比重，因此具備中低端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也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的最大群體，而當一系列削減產能、清理僵尸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的措施加速實施時，舊有的勞動力供給就難以滿足現時改革的需求，所以如何改善勞動力技能的中低端供給與中高端需求之間的錯配矛盾、如何提升現有勞動力的技能素質勢必成為經濟決策者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現有中國勞動力資源的結構有幾方面特點：一是勞動力主要來源是脫離農業生產、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二是大多數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較低，且更多技能培訓機會有限；三是勞動力集中從事中低端的生產制造業和服務業，且生存環境較差；四是現有勞動力生產效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很低。因此當中國經濟不再以房地產業為支柱、不再以出口加工為依賴時，就會產生嚴重的勞動力供需不平衡，大量舊有產業勞動力的需求極大萎縮、同時新興產業勞動力的巨大需求又無法滿足。

在中國經濟轉型的當下，中低端勞動力或面臨失業窘境。

　　以目前在煤炭鋼鐵行業進行的過剩產能結構性改革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僅這兩個行業未來幾年就會產生幾百萬的分流人員，這部分分流人員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為其創造足以自保的就業機會，很容易激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但在國內外兩個市場都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時，如何創造出這些就業機會？現在看仍然缺少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只是煤炭鋼鐵兩個行業，而中國目前還有水泥、玻璃、造船等更多的過剩產能行業，未來也肯定會有更龐大的分流群體亟待解決新的就業。

　　而在另一方面，隨著工業機器人的大量應用，低附加值生產制造業的用工需求也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既受到訂單放緩的競爭壓力，也面臨“機器換人”的挑戰，中國已經成為工業機器人應用的大國，在東南沿海地區，企業也在積極采用效率更高、綜合成本更低的工業機器人取代招工難、成本逐年上升的普通勞動力，畢竟工業機器人不會抱怨24x7的工作時間或是惡劣的工作環境，還不需要不斷上漲的工資，企業不僅可以大幅降低人工失誤率、也可以在能源等附加成本方面獲得極大改善。

　　可以說，中低端勞動力市場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鄰國日本已經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而開始嘗試推動“機器工人”、“機器農民”的大規模試驗應用，而在歐美像無人駕駛汽車、無人機運送物品、機器人倉儲搬運等也方興未艾、逐漸繁榮，以往記憶中大多人聲鼎沸的場合，如農田、生產線、港口、倉庫、快遞，有可能很快就會無人化、自動化。

　　2015年10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現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上。本文作者以《中國不缺人口，缺的是教養》為題，指出勞動力紅利不是什么光榮的事，中國人不該一直拿命換錢，引起廣泛熱議。

　　從產業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政府時下力推的，像高鐵、核電等核心裝備制造業，都屬于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與過去像服裝、鋼鐵（建筑用）、輕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天壤之別，當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加大、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減小時，必然會產生大量就業機會的重組和勞動力市場供需的變化，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富余勞動力不可能完全轉移至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因為后者并不需要同等規模的勞動力、也不是所有勞動力都可以滿足后者的要求，而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市場需求也決定了不可能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部勞動力都轉移至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當中。

　　根據統計數據，中國勞動力人口如今已經開始每年減少，因此部分經濟學家開始鼓噪要加大中國勞動力供應、完全開放人口政策、恢復中國經濟的勞動力紅利，其實這種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判斷是片面的。

　　首先，中國勞動力規模的絕對值仍然是非常龐大的，即使每年減少數百萬人，也不過是不足1%的變化、中短期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其次中國勞動力現今的核心問題是供需不匹配，是中低端勞動力供給與中高端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是中國勞動力結構“質”的問題，而非“量”的問題。

　　再次勞動力紅利原本就只是并只能是經濟發展中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和選擇，并非一成不變的發展基礎，像日韓在二戰后的高速發展時期同樣是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紅利，但當日韓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和水平后，其經濟主要推動力就從勞動力紅利轉變為知識紅利，另一方面目前大力倡導勞動力紅利的國家大多是經濟水準嚴重落后于中國的第三世界國家，如南亞、東南亞或中南美洲等地區。

　　雖然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并不均衡，東中西部發展速度和質量有較大差距，中西部廣大地區可能還需要繼續仰賴勞動力紅利來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但不能以此作為禁錮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轉移的窠臼，因為即使勞動力價格再低、也難以與工業機器人進行綜合成本的比較。

　　近期，中國政府一方面在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轉移消化一部分存量和增量勞動力，另一方面開始倡導教育多元化、持續化、專業化，將“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傳統模式，向學術教育、職業教育等多層次教育體系發展，為實現勞動力的終身學習奠定基礎，只有勞動力不斷提高自身技能、適應不斷提高的市場需求，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平衡、實現勞動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勞動力市場的徹底變革是決定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作者介紹：香頌資本董事，多年從事企業金融服務與兼并收購的交易撮合，具有豐富的區內及跨境資本市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