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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暴漲時應嚴厲打擊囤地炒地

2016年04月07日08:56    作者:任澤平  (0)+1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 熊義明

  降低房租的關鍵是平衡供需,抑制泡沫,城市資源均衡化,城市中心分散化。在房價地價上漲過快的地方,加大熱點城市熱點地區土地供給,嚴厲打擊開發商囤地炒地,降低土地和房產的相關稅費,防止土地價格大幅上漲,一線城市限購限貸不輕易放開,同時規范二手房市場和中介交易,盡可能地把房價增長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程度。

房價暴漲時應嚴厲打擊囤地炒地房價暴漲時應嚴厲打擊囤地炒地

  降成本是供給側改革五項重點任務之一。降成本有利于減輕中國企業負擔,改善投資意愿,增強經濟活力,放水養魚。

  1.高成本:現狀與影響

  1.1 企業高成本現狀

  1)與收入比

  與收入相比,當前企業的成本處于歷史高位。2015年,企業的主營業務成本率(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收入)達到85.68%,比2000年上升近5個百分點(圖1)。企業高成本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快速下滑,2015年工業企業利潤首次出現負增長。

圖1 主營業務成本率 資料來源:wind,國家統計局,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1 主營業務成本率 資料來源:wind,國家統計局,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與國際比

  與國際比,我國制造業成本優勢明顯下降。根據BCG(波士頓咨詢公司)調查統計的全球制造業成本指數,2014年我國制造業成本相當于美國95.5%,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競爭對手”。而2004年我國制造業成本低于墨西哥和印度。十年間,中國漲幅明顯大于上述國家(圖2)。BCG表示,中國制造業成本快速上升源于勞動力成本上漲、人民幣匯率升值和能源成本上升所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快于生產力增長是主因。

圖2 BCG全球制造業成本競爭力指數 數據來源:BCG,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2 BCG全球制造業成本競爭力指數 數據來源:BCG,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3)與PPI比

  從2011年開始,工業品出廠價格(PPI)連續下降,但是企業的成本指數卻持續升高,一升一降,兩頭擠壓了企業利潤。

  1.2.成本的結構分化

  1)私營企業成本最高、增速最快

  分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主營業務成本率最高,達到了87.16%,國有企業最低,83.16%。私營企業的成本增速也最快,超出名義GDP近12個點。民營企業成本高,國企成本低的現狀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民營企業效率普遍高于國企。

圖3 私營企業成本最高 資料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3 私營企業成本最高 資料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傳統行業成本高、增速快

  分行業來看,造紙、化工、交運倉儲等行業成本最高,而TMT、汽車、文教體育和醫藥行業成本相對較低,房地產業最低。

  煤炭和鋼鐵是相對成本上升最快的兩個行業。煤炭行業總成本費用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2011年到2014年的增加了10個百分點,鋼鐵增加了8.5個百分點。建材、TMT、造紙、電子、化工、農業等行業相對成本的增加都超過了2個百分點,而機械、醫藥、汽車、建筑和住宿餐飲等行業相對成本略有下降。

  1.3。企業高成本影響:虧損增加,利潤減少,經濟風險增大

  1)虧損增加、企業數縮減

  工業企業虧損總額從2010年的2375億飆升到2014年的7035億,企業規模萎縮、兼并和破產重組增多,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個數從2010年的452872家銳減至377888家,減少了7.5萬家。

  2)利潤下降、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63554億元,比上年下降2.3%,這是近15年來的首次負增長。

  傳統和周期性行業盈利能力下降快。煤炭、石油、化工、鋼鐵、有色、建材和交運倉儲等傳統周期性行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均不足2008年的1/2。新興行業和大消費行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基本維持穩定,餐飲旅游、紡織、醫藥和文化體育行業還有所改善,這反映了這些行業的供求狀況,新興行業更多是“補短板”,而非“去產能”。

  3)增加中國經濟風險

  當前中國企業杠桿率較高,高成本下企業資產負債表會進一步惡化。截止2015年末,政府部門債務占GDP比重為56.5%,居民部門39.9%,非金融企業部門143.5%,金融部門21.0%。全社會杠桿率為260.8%,實體經濟239.8%。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實體經濟的杠桿率處于中游水平,但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企業是創造利潤、就業、創新、經濟增長的根基,企業杠桿率過高引發中國實體經濟根基脆弱和產業空心化風險。

圖4 中國企業杠桿居世界高位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4 中國企業杠桿居世界高位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企業成本高的原因

  根據《2015年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企業對各種負擔和經營困難的主觀感受在不斷增強,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上升, 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另外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稅費負擔重、市場增長乏力也成為企業重點反映的問題。

  2.1 融資難貴

  我國的金融資源配置在國有和非國有企業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私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有兩個證據:

  民企產出占比大,但融資占比低。根據《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統計局公布的國有經濟數據以及金融機構的信貸收支表,可以粗略的計算出非國有經濟從信貸、股權、債券這三種渠道獲得的融資大概占融資總量的30%—35%,而目前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超過60%,僵尸企業的存在也占用了大量金融資源。

  AAA企業債利率,民企高于國企。從下圖看出,AAA企業債票面利率來看,民企明顯高于國企。考慮到同類企業中,民企的評級一般低于國企,這種融資利率差異會更明顯。

圖5 各類企業債券融資利息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5 各類企業債券融資利息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2 稅費負擔重:企業稅率高,收入分配“國進民退”

  企業總稅率居世界高位。2013年,我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比七國集團平均水平高出20多個點。[數據來源: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我國企業稅負亟待降低》2016年3月1日]

圖6 各國企業總稅率比較 數據來源: world bank,盛松成,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6 各國企業總稅率比較 數據來源: world bank,盛松成,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我國間接稅為主,增加了企業負擔。我國稅收收入一半以上來源于對企業和商品征收的流轉稅。而美國政府80%的稅收收入來源于所得稅和財產稅。從稅收的直接主體來看,我國稅收直接主體是企業,在2014年的稅收收入中,由企業直接繳納的部分占85.5%,由個人直接繳納的占14.5%。

  非稅負擔繁重。除了明確規定的各種稅種之外,企業還需要繳納各種行政事業費及政府性基金。2014年,中央層面行政事業收費清單有兩百多種,政府性基金四十余項,我國廣義非稅收入占政府收入比重為42.8%,遠高于世界主要經濟體。

  收入分配國進民退。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3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3%。如果算上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社保繳費這一比例會更高。

圖8 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持續上升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8 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持續上升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從總體稅負的國際比較來看,按照爭議度比較小的中口徑稅負衡量指標,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約為23%,低于追求社會公平和國民高福利的歐盟,但是遠高于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這些經濟體。

  2.3 勞動力成本高

  2012年出現人口紅利的長周期拐點:2012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并開始凈減少,標志人口紅利消失;2004-2009年劉易斯第一、二個拐點先后到達,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

圖9 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9 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012-2014年城鎮人均工資增速為11.3%,而同期人均名義GDP增速為9%,名義工資增速比名義GDP增速平均高2.3%。

  私營企業平均工資增長高于國有企業。知識密集型、人力資本要求高的行業除了信息行業外,教育、醫療、技術研究、文化體育行業工資與行業增加值的比例基本維持穩定,中低端、周期行業則增長較快。

  2.4 土地租金高

  房租的上漲,尤其是商業房租金的上漲,成為了小微型商業企業的巨大負擔。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從2004年的6412億飆升到2014年的42940.3億,10年時間增加了5.7倍,平均每年增長21%,遠遠高于同期經濟增長水平。令人驚奇的是,土地出讓收入的快速增長集中在經濟下滑的2008年到2014年,在這6年間,每年的增長率高達26.7%。

  3。降成本的政策措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降成本的基本方針: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范中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

  3.1 降低企業稅負成本

  供給側改革的一個關鍵是減稅。截至2015年底,營改增累計實現減稅6421億元,2016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進,預計2016年降低企業稅負5000多億元。這是一項重大舉措。

  衡量未來減稅力度的一個關鍵性指標是: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里根時期,聯邦財政收入增速占GDP比例明顯下滑,顯示了減稅的效果。

圖10 里根時期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明顯下降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圖10 里根時期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明顯下降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3.2 降低融資成本

  2014年以來,國務院多次召開會議探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目前來看,效果顯著。金融機構貸款加權利率從2013年底的7.2%下降到2015年底5.3%,工業企業利息支出從2014年6月的10.4%增速,下降到2015年12月的-1.9%。

  發展直接融資也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中國當前企業直接融資比重仍較低,遠低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IMF和BIS的數據計算,利用各個國家M2、債券余額以及股票流通市值這三個衡量經濟主要融資途徑的指標計算,我國這三個指標加總代表的融資總額與GDP的比重達到了321%,在大的經濟體中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繼續通過釋放資金總量降低融資成本的空間不大,更多的是通過融資方式之間的結構轉換和提高資金配置使用效率來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適度推動債務置換,在嚴控地方政府新增債務增長和優化支出結構的前提上,適當適量進行債務置換,2016年債務置換總額可能達到5萬億,按財政部的推算,預計節省利息支出2000億。

  3.3 降低用工成本

  適當降低五險一金的比例,協調實際人均工資與人均GDP增長同步發展,完善五險一金跨省轉移程序。當前五險一金中只有養老保險單位存款的12%加上自己個人全部的繳費、醫療保險個人賬戶資金可以實現跨省轉移,公積金跨省提取需要等兩年時間,而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只能轉移關系不能轉移賬戶。

  政府扶持建立各種形式的求職-招聘信息平臺,幫助勞動者和企業進行對接,提高二者之間的匹配效率,緩解招工難和就業難同時存在的困局。抓緊實施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解決外來人口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補貼支持勞動者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吸收覆蓋成本的上升。

  3.4 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

  繼續推進行政改革和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2015年,政府取消和下放了311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了123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徹底終結了非行政許可審批。工商登記前置審批精簡85%,全面實施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新一屆政府上臺以來,承諾本屆政府減少審批事項要達到1/3,現在這個目標已經提前實現了。應該繼續簡政放權,做一個小政府。

  強化地方政府信用,加快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推動全國范圍內的信用信息聯接和共享,推動征信體系的相關立法和失信懲處機制,實現從關系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換。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如果遵守規則、契約和合同,就能夠降低各種摩擦帶來的不必要成本。

  3.5 降低物價成本

  推動要素市場的改革,價格機制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結構改革的關鍵就是消除價格扭曲尤其是要素市場的價格扭曲。目前電力價格尚未市場化,需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

  降低物價成本,還應當降低貨幣政策帶來的通貨膨脹成本,尤其是通脹的財富分配效應以及對相對價格的扭曲效應。央行在進行貨幣選擇時應當盡可能保持數量中性的貨幣政策,通過定向政策工具保證擴張的信貸流向真正需要的領域和企業。

  3.6 降低房租、用地成本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低效產業用地通過再開發、綜合整治提升改造等方式進行再開發利用,降低企業用地成本。

  降低房租的關鍵是平衡供需,抑制泡沫,城市資源均衡化,城市中心分散化。在房價地價上漲過快的地方,加大熱點城市熱點地區土地供給,嚴厲打擊開發商囤地炒地,降低土地和房產的相關稅費,防止土地價格大幅上漲,一線城市限購限貸不輕易放開,同時規范二手房市場和中介交易,盡可能地把房價增長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程度。

  4。降成本的機遇和挑戰

  4.1 降成本的挑戰

  (1)降融資成本和資產泡沫的矛盾

  降低融資成本最快辦法是寬松貨幣政策(企業融資負擔和綜合基準利率相關系數達0.5)。但2015年以來的降準降息導致了資產價格泡沫,先后推升了股市、一線樓市泡沫,加大了中國經濟風險。

  (2)降低稅負和財政收入減少的矛盾

  2015年財政支出增速15.8%,財政收入增速8.4%,二者增速差7.4個百分點,實際赤字率達3.48%,均創多年以來新高。

  隨著減稅和穩增長力度加大,財政收支矛盾可能進一步加大。

  (3)降勞動力成本與擴大內需的矛盾

  中國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占比偏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但降低勞動力成本會降低收入增速,不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

  盡管在減稅、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和矛盾,但供給側改革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減稅、簡政放權、推動要素改革和發展直接融資等方面,政府可作為的空間仍然很大。

  4.2 降成本的機遇

  降成本會讓很多行業或企業受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這對增值稅高的制造企業形成利好。另外營改增全面實行,利好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等。

  降低融資成本,有利于高杠桿類企業,如房地產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利好勞動密集型企業。

  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范中介服務。有利于大型中介服務類企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這有利于高耗電的企業,如電解鋁等。另外,電力行業體制改革也會產生相關投資機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利好智能物流。

  (本文作者介紹: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中國金融40人論壇特邀研究員、中國新供給50人論壇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兼職研究員等。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新浪財經使用,請勿轉載。所發表言論不代表本站觀點。

責任編輯:郝美津 SF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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