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磊

　　有思路才有絲路，有痛點才有突破。“一帶一路”的版圖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國內資源怎樣整合來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周邊國家如何看待“一帶一路”，是否愿意接受中國來“開放”自己？“走出去”的中國投資將面臨怎樣的政治風險？

這是“一帶一路”最大的痛點

　　一句話概括“一帶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魚。

　　“一帶一路”的大腦，嘴巴和身體相互配合不容易

　　“一帶一路”有四大主體資源：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驅動；學者、專家、智庫是第三大主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樞和大腦，要為“一帶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體是第四大主體。說是四大主體資源，但顯然不只是它們，還包括非政府組織、民間群體、甚至中國的游客，這都屬于主體資源。

　　但現狀是四大主體基本上是分散的，相關資源整合嚴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業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帶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數單位只不過是掛一塊牌子而已，沒有進行實地調研，甚至沒有專業的研究人員，最終很難向社會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國內主體資源的碎片化必然無法形成合力，無法對接國際資源。

　　要實現聯動效應，就要進一步識別主體資源，對接主體資源。進一步的建議是，建立“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打造中國智谷。拿美國來做類比，美國之所以強盛，它的創新是底蘊，基礎在于有硅谷等諸多創新平臺。研究美國可以發現，產業創新與教育資源的對接是緊密聯系的。以硅谷為例，沒有斯坦福大學可能就沒有硅谷，反之亦然，產業需求與教育資源實現了充分的互聯互通。

　　而我們在“一帶一路”上也是這樣，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么聚呢？

　　我們的產業園區是相對過剩的。中國幾乎每個縣都有產業園區、工業園區，但是優質企業是有限的。拿中國的一些城市做試點，先打造“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不一定要去引企業、引項目，我們可以嘗試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庫。

　　之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庫建設問題，說明中央也意識到，中國的建設離不開高端智庫的思想支撐。而且這個智庫不一定是研究中國的智庫，更是研究沿線相關國家的智庫，比如說在內蒙古，引入研究蒙古國、俄羅斯及其遠東的智庫，這樣智慧園區可以更好地發力在中蒙俄三方。再比如，廣西的發力可以是東盟十國的智庫。頻繁的互動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火花，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實惠。

　　所謂有思路才有絲路，提供源源不斷的思路，需要這些智慧園區的支撐。我們要發揮中國自身的話語權，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體資源很重要，讓主體資源在智慧園區里交流互動，強化產、學、研的對接流動，孵化出我們所需要的“一帶一路”人才。同時，智慧園區也是一個創新容錯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創新的出錯、失敗幾率很高，但是二次創新成功的可能性會很高。通過智慧園區，把首次創新失敗的案例入庫，二次創新的時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這樣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復的試錯的道路，這是中國目前急需的。

　　借“一帶一路”的契機，建立全球創新容錯的基因庫，屆時會有很多火花迸發出來。智谷作為一個平臺紐帶，可以統一規劃上述資源，優化配置組合，避免重復試錯，最終發揮出“1+1>2”的合力。

　　怎樣破解“雷聲大，雨點小”的難題？

　　中央和基層的對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戰略構想，基層有些創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資源缺乏，看起來似乎沒辦法承接中央的這個構想。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互聯互通，除了產業的互聯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聯互通。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在今年3月28號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但是文件提出后，地方的狀態是在“等”，坐等“一帶一路”的規劃和項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層創新，先做什么。一時間，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在等中央一聲令下。

　　這種不聯不通的狀態長期沒突破，所以現在出現“一帶一路”“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標志性項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么現在還在做什么，“一帶一路”的特色產品和項目就顯得少多了。

　　要在這一點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認識“一帶一路”的基本內涵。很多地方對“一帶一路”沒有充分的認識，認為“一帶一路”就像當年的4萬億一樣，是一個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紅包。但是事實并非如此，“一帶一路”是有為才有位的。

　　地方要主動思考什么是“一帶一路”產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夠好的產品，打造出國際市場需要的產品，要充分進行“一帶一路”的供給側改革，使“一帶一路”的中國城市和中國企業充滿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問題在于，很少充分研究過“一帶一路”沿線有哪些國家，以及它們的具體需求是什么。研究后就會發現機遇是很大的，這樣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現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線國家，這就是痛點所在。

　　國內各地方政府內耗、排擠，地方保護主義太濃怎么辦？

　　斷裂是“一帶一路”的最大痛點。國內出現“行政區劃式”的發展現象，不同地區在競爭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區間發展也有同質色彩，抬高自己，排擠別人，這個問題在“一帶一路”中該怎么協調呢？

　　要防止“行政區劃式”的發展方式，防止國內省、區、市之間出現斷裂。舉例來說，西北五省都是做陸上絲綢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聯合發力的現象很少見。依然是傳統的各自規劃，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都在積極尋找主導權和優勢資源，難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擠別人”的不良局面。整體來看，各省不僅沒能形成合力優勢，反而在內部競爭消耗。

　　區域性的經貿合作目前沒有形成聯動效應，這就是痛點所在。行政區劃式表現在區域內部一些大的經貿合作沒有充分的配合、協調、互補和規劃，更多的是區域性的自我規劃，沒有形成區域性聯動。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亞歐博覽會來說，我在西北調研的時候發現臨近的省份，比如甘肅、青海、寧夏等基本不知道這個博覽會，這就失去了機遇，失去了聯動。退一步講，即使知道新疆的亞歐博覽會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對，認為跟自己沒關系，只是新疆的企業服務于歐亞的五十幾個國家。

　　這并不是個別現象，寧夏的中阿博覽會，現在也主要是寧夏企業在做。中國經濟似乎一直都有一個慣性：排他主義的地方化和保守主義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專門文件提到“陸海聯動”。針對現在沿海省份做“一帶一路”規劃，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亞歐大陸，這就是一個痛點。這方面我們可以多借鑒新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很會發力“輕巧精準”，它的第一個經典案例是蘇州工業園區，第二個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態城，這兩個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個點就放到了重慶。新加坡本身是個海洋國家，按照我們的慣性，它就只需要對接海上絲綢之路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也在做中國西部的開發，也就是陸上絲綢之路。

　　我們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這種視野。我認為，“一帶一路”的地區聯動，要形成省際的“一帶一路”政策協調和項目聯合推進機制，比如大型經貿論壇和旅游合作開放等等。

　　這個構想的實現有賴于頂層設計。需要中央先有一個大的規劃、助推兩個機制：一個是區域性的，比如說“海絲”和“陸絲”相關省份的政策協調和聯動機制；二是海陸對接的聯動和協調機制也要建立。現在福建的泉州和陜西的西安已經在實現聯動，但主要是自發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動，從個案變成普遍現象，一定是大有可為的。

　　“地緣上挨著誰，就和誰合作“這一套過時了

　　“地緣上挨著誰，就和誰合作”，比如內蒙連通外蒙及俄羅斯遠東，云南連通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戰略推進按地域劃分，而非按需求劃分，這樣會有不小的弊端。

　　比如廣西對東盟十國發力，新疆在中亞五國做文章，內蒙古對外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力。這種發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高度同質，新疆賣的產品中亞五國有，廣西賣的產品東盟十國有。這種地緣就近的合作不是雙向的互補，而是單向的輸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復競爭的色彩，不符合當下經濟合作的新趨勢。

　　現在有一種新的模式，以寧夏為例，寧夏是內陸省份，誰也不挨著，它探索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飛地(經濟)合作模式(飛地經濟是指兩個互相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尋求與阿拉伯的合作。

　　區別于地緣就近模式，更深層的就是按照需求導向決定合作模式。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其中有一個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義烏。義烏是中國的一個縣級市，但它發展的是國際貿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嶇，地下又沒有資源來生產好的產品。本地的人口大約只有80萬，而外來人口將近150萬，這些外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優質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這種經濟現象值得思考：為什么阿拉伯人寧愿到浙江的一個縣卻不愿到西北的一個省？原因就在于：義烏人敏銳地發現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點中的盈利空間都發揮出來了。阿拉伯人對禮拜和飲食有講究，義烏就在清真餐飲和禮拜環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個國際貿易共同體，其中既有他們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們所需要的商業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遠”的關鍵。

　　義烏的思路是買世界、賣世界，是對方需要什么自己就賣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購和組貨服務，這就是按照需求導向來的。

　　我認為，未來的合作模式還需要往需求導向上靠攏，這才是真正的互聯互通。

　　而且這個“需要”不是坐等出來的，是要敏銳地去發現對方的需求。其實在商業領域，有些需求不是對接出來的，而是生產出來的，或者說不是要迎合需求，而是要去創造需求。當把一個好的產品或是好的服務提供給客戶，會發現其實這激發了一種需求。

　　好比沒有阿里巴巴[微博]的時候，人們并沒意識到有電商平臺的需求。但是當這個平臺搭建好，就會發現人們的這個需求被充分激發出來了。所以說我們的需求導向有兩種：對接需求和激發需求。因此我們要在找痛點的敏銳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帶一路”的企業和城市參與者也要做好理念調整，跳出原來的地緣就近慣性，向需求導向邁進。

　　東北的振興一定要依托于“一帶一路”的機遇

　　“四大區塊”“三個支撐帶”的聯動也是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四大區塊”是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中部的崛起、西部大開發以及東部的率先開放和發展。原來的問題在于各個模塊聯動不夠，各行其是。那么“三個支撐帶”是什么呢？十八大之后提到的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以及四大自貿區戰略。現在“4+3”要實現它的互動、聯動，才能解決中國自身的痛點問題。

　　“一帶一路”兩翼有兩個最活躍的地方：一個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一個是繁榮的東北亞經濟圈。而東北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構成，因為東北省份直接對接東北亞經濟。東北和東北亞地緣上非常接近。一般中國人認為韓國的貿易和東北一定是最多的。但現實是，韓國和廣東的貿易最多，江蘇其次，與山東和東北的貿易排在后邊。

　　東北和韓國地緣上接近，但經濟上聯通不活躍，互動性比較差。原因還是前面提過的需求匹配問題，韓國需要的東北提供不了，東北的發展思路和韓國不匹配、不活躍、不對接。

　　所以東北的振興一定要依托于“一帶一路”的機遇，特別是東北亞。在產業上、人才集聚上，東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點。例如遼寧的海洋經濟、文化產業，黑龍江、吉林傳統的農業、土特產、制造業基礎。東北不是去產業化的問題，而是需要產業升級。

　　這一點上，不妨借鑒一下韓國的經驗。三十年前韓國的經濟可能還不如東北。但韓國通過產業化——本土化——國際化三個階段，現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三星[微博]、LG、大宇、現代等等。所以要給東北一個新的三十年，就一定要有相應的產業支撐和精準的國際合作對象。

　　另外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也要跟上。韓國產業強勢發展和大學人才供給密切相關，例如首爾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等為韓國產業發展通過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東北如何培養人才，如何使之成為人才的洼地，把人才留住，這是關鍵所在。當下中韓自貿區建成，東北地區更要主動抓住機遇，調整慣性思維，以敏銳的思維把握需求導向，而不是“等”中央下政策幫扶、“救濟”。

　　警惕劣質企業，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業都代表“一帶一路”企業

　　現在很多企業借著“一帶一路”的名義蜂擁而出，這是個需要引起警覺的事情。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或者項目失控，“一帶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復就難了。所以在最近兩年的關鍵節點上一定要做好項目甄別把關，打造優質的一帶一路品牌。

　　首先從理念上來說，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業都代表“一帶一路”企業，不是所有走出去的項目都是“一帶一路”項目，要甄別出來。

　　好的項目上紅榜，向國際社會展示這就是中國優秀的“一帶一路”企業，對它來說是一種激勵和推動。不好的企業要上黑榜，告訴國際社會跟這種企業要謹慎合作，甚至在資金支持上要對它有所限制。這樣，中國企業會通過紅榜、黑榜機制，使一些好的項目成為精品，不好的企業受到制約和約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進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尊重。

　　“一帶一路”項目不僅僅是在商言商，要有實惠，它更要贏得尊重。現在很容易出現一種狀況，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在某國的一個項目出現問題了，哪怕和其他中國企業無關，但它對其他企業，比如上游的基建和下游的服務都會產生連帶反應。

　　歐美其實也在做“一帶一路”，以產品以文化征服沿線就叫“一帶一路”。不同的是，我們的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而歐美是跨國公司。而其他國家企業會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服務于國家戰略，是有政府補貼的不公平競爭。

　　所以我們期望通過黑白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國際視野和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屆時，人們就不會再區分這是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而是區分為中國企業還是跨國公司。這是我們希望“一帶一路”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

　　具體來說，紅黑榜的機制如何建立呢？從國家層面建立這種機制較難，會讓沿線國家認為這是政治行為。

　　我認為應該以專業行會的方式解決，如企業協會或工會，從而進行優質項目的甄別和資質審核。國外跨國公司發展勢頭好，和企業協會(行會)的自律機制密不可分，這些都屬于經濟行為。

　　舉例來說，我們培育出企業行會，審核優質的企業上榜，出現問題的企業下榜，這樣就可以避免了“一帶一路”的過度政治化。

　　這個紅黑榜要做，但誰來做很關鍵。通過企業行會、協會來做這是國際化的趨勢。我們很多并購失敗就是因為我們單純把企業拿來了，但跟企業內部工會、行會打交道的時候，我們發現這股力量極其強大，而且對于政治很敏感。所以我們也要培養中國企業行會、協會和工會，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做好企業的資質審核，形成良性的監督機制和嚴格的自律機制。

　　(原載于瞭望智庫)

　　(本文作者介紹：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目前主持中央黨校“一帶一路與邊疆穩定”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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