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許維鴻

　　國企經營者應被充分授權，各級員工并沒有國有的“鐵飯碗”，國企職工當然可以期待優厚的薪酬和退休待遇，但是要拿出堪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能力和干勁，而不是憑借跟政府的關系優勢。

國企工作將不再是鐵飯碗

　　2015年11月10日到18日、前后九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給側”改革，昭示著新一輪改革指導精神的“理論話語”確立；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有效性和生產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是“供給側”改革作為宏觀經濟新常態下的新“理論話語”，第一次得到中央最高層的明確認可。

　　但是，隨著對新改革思路的解讀逐漸深入，社會上很多學者、尤其是很多具有美國背景的經濟學家，喜歡引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的“里根經濟學”，類比中國此次“供給側”改革。在我看來，這種類比顯然是不合適的。

　　所謂“里根經濟學”，是指以“供應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作為理論基礎的改革思路，其核心是政府降低企業和勞動者的所得稅率，鼓勵勞動者更辛勤的工作，產出更多、稅基擴大，政府總稅收不減反增，形成著名的“拉佛曲線”(Laffer Curve)。

　　從經濟學角度看當前的中國經濟，正在從標準的“投資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各級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掌握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依然占據著大的權重。換言之，經濟體內的供給體系效率，主要不是由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決定的，而是巨量的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生產。因此，拿今天中國經濟類比美國八十年代顯然是不合適的，拿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類比充滿爭議的“里根經濟學”，更加容易混淆、甚至否定我們的改革路徑。

　　因此，從“供給側”想辦法，無疑是破題中國經濟缺乏新增長點的明智之舉，也是克服國有經濟“既得利益集團”改革阻力的有效路徑。這里所指的國有經濟，主要包括兩部分，即各級政府的消費和投資，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經營。在我看來，習總書記關于提高供給體系的“有效性和生產效率”，也是在對這兩個方面進行指示。

　　第一，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性：作為服務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其現代化治理的改革目標，就是要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說白了，就是把取之于民的稅收，真正用于提供有效的民生服務。例如去年開始，財政部和發改委力推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改革，就是中國最標準的供給側改革。

　　PPP模式要求政府公開透明地進行基礎設施等投資項目的招標，把市場化運營機制引入到公共服務，通過法律合同約束政府和民營經濟的行為，不僅提高了供給效率，還通過“依法治國”確認了公共服務的有效性，有利于立法機構和媒體的監督。

　　以最近我參與的內蒙古干鹽湖治理方案為例，每年中央財政大規模轉移支付，整體治理效果卻甚微。一方面原因是各政府職能部門的“跑冒滴漏”，另一方面也是當地政府有意為之——沒了污染源，每年的轉移支付不就也沒了？只是苦了當地的牧民，眼見著綠色的草原和藍色的湖泊，逐漸被鹽堿地和戈壁灘取代。

　　我們試圖引入生態治理的PPP模式，把干鹽湖治理作為任務公開招標，并通過特許經營權的引入，即把未來三十年治理后的草原收益作為代價，讓民營資本投入生態治理。這不僅節約了中央財政每年無底洞般的持續投入，更重要的是有效地解決了牧民的民生問題，調動了民營資本的積極性，是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的有效性實踐。

　　第二，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保障。很多人試圖用里根經濟學混淆我們的供給側改革，某種意義上也是要變相否定國有企業的改革路徑。2015年9月底，國務院正式印發了《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國有企業在分類監管的基礎上，從傳統上的“管人、管事、管錢”，升級為“管資本”，促進國有企業供給系統的生產效率。

　　在我看來，相比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當前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低下，主要不是源于“國有”的所有權結構，而是在企業治理結構上的政企不分！利用現代金融機制，被充分授權的國有企業管理者按市場規律辦事兒、提高經營效率，是廣泛被證明有效的“供給側”改革路徑。

　　如果說“里根經濟學”跟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是“牛唇不對馬嘴”的類比，在國有企業生產效率的改革領域，已故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撒切爾主義”倒是多多少少可以借鑒。說白了，國企經營者應被充分授權，各級員工并沒有國有的“鐵飯碗”，國企職工當然可以期待優厚的薪酬和退休待遇，但是要拿出堪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能力和干勁，而不是憑借跟政府的關系優勢。

　　總之，中國特色的“供給側”改革，必須要基于中國經濟的現實情況，首先需要的是各級地方政府財政、發改、國資等部門的切實落實，構建國有經濟的現代化管理機制。而對于與國有經濟相輔相成的民營經濟，只要將綜合減稅和簡政放權充分落實，旺盛的內需消費完全有能力引領中國經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作者介紹：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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