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在資本利得方面，既無遺產稅，極少房產稅，二級市場炒股收益也免稅，富豪還可以通過種種方式“消費成本化”，動不動就能從政府那里得到“非經常性損益”，而他們的個人所得稅標準竟然比我們一般白領還低，他們還好意思說承擔社會責任？

中國富豪沒有健康的納稅意識

　　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國富豪十大錯之對環境極不負責》中，我已經提出了中國富豪的前三大錯：沒有社會成本意識(social cost)，對環境極不負責；沒有對中小投資者負責的意識，魚肉投資者；沒有專心致志做產品、踏踏實實走長路的意識，喜歡的是賺錢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機取巧去賺錢。

　　第四錯：沒有“官商之間淡如水”的邊界意識，習慣于“不找市場找市長”，扭曲資源配置，導致不公平競爭

　　這些年參加過多次政治學習，去年是“群眾性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今年是“三嚴三實”，每次學習都有一個環節，通過視頻看落馬官員的“懺悔錄”。我發現幾乎所有帶著鐐銬的官員都后悔“交友不慎”、“錯交了幾個老板朋友”。

　　盡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結、尋租牟利，這是中國建設現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避免“拉美化陷阱”“菲律賓式腐敗”必過的大關，其中限制官員濫用權力的制度建設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說，正是一些富豪的行為加劇了官商勾結、尋租牟利的程度，使得我們的營商環境，在一段時間里不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質化。

　　從上世紀末“不怕領導講原則，就怕領導沒愛好”的走私大王賴昌星，到去年8月出逃的郭文貴，通過“搞掂”乃至“要挾”官員以實現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規打法。用各種方式為官員及其親屬“埋單”、當官員的“白手套”，一邊提供私人飛機和色情對象，一邊用隱秘設備偷偷攝錄，在富豪中也不鮮見。至于像劉漢那樣通過與權力結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對頭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踐踏的不僅是商道，還有社會的基本正義。

　　我聽胡潤說，過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現在基本很接受了，有的人還希望上�？纯窗�，郭文貴2014年在胡潤百富榜上以155億元的個人資產，從2013年的第323名飆升至第74位，但這年他就東窗事發。胡潤你要不要編個“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結，從項目到產品，很多招標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統統潛規則。我經常覺得“背反”：中國富豪一邊呼喚市場化少干預，一邊習慣性地“不找市場找市長”，他們和各種領導的合影以及領導本人的書法，都放在辦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敗官員不可怕，可怕的是因為官員的干預，使得普惠政策變成特惠政策，公平競爭原則蕩然無存；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通過多元化的補貼一直茍活，但總有一天，當補貼型企業的產能紛紛釋放，就是大過剩，今天中國經濟的困難之一就在這里。

　　習大大說，“‘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新常態下，富豪和政府官員之間，應該是各守本位、保持距離的關系(arms-length relationship)，是從合謀型、尋租型、補貼性的官員依賴到“有界限、有規則、知分寸”的政經互動的關系。拜托富豪們少打一些官員個人的算盤，讓他們太平一點吧，你供認個幾萬塊沒事，他們要坐幾年，還是積點德吧！

　　第五錯：沒有健康的納稅意識，還口口聲聲承擔社會責任，喪失了社會與企業間的基本契約精神

　　企業和社會之間沒有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企業是商業組織、盈利組織，企業繳稅后政府才能將稅收用于民生支出，比如教育醫療。企業納稅天經地義，甚至可以說，納稅是每個企業的天職。這是一種社會與企業間“默示的契約關系”。

　　資本主義精神的完美代表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稅收和死亡�！痹诿绹�，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聯邦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被稱為“最能讓人聞風喪膽的部門”。

　　而我碰到的不少億萬富翁，談到稅收，最常見的態度是，“中國的稅負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據是福布斯全球稅收痛苦和改革指數)，“必須減稅，企業才能活下去”，“稅務局還要我們提前繳稅，太離譜了”，等等。

　　而有一次我問一位百億級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個人所得稅，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萬元，交不了多少�！蔽艺f我們報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還有一個房地產富豪，建了好幾個珍寶館，犀牛、象牙、字畫、藝術品等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購買以沖抵成本，這些寶物在他辦公室放一兩天證明是企業資產，然后就掛回家了。這種以富豪私人消費沖抵企業成本、達到節稅目的花樣，足可以編一本書。

　　我無意指責富豪的避稅節稅行為，畢竟稅負是決定投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資是全球競爭的結果。我也認為，中國企業的綜合賦稅水平特別是“五險一金”標準過高。財政部老部長項懷誠有一次看《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專門寫信給我，說，“中國的稅制應當是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重懲罰。貴報漏了‘低稅率’三個字。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原則，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導低稅率，反對過高的稅負�！�

　　但是，當你想到，中國在資本利得方面，既無遺產稅，極少房產稅，二級市場炒股收益也免稅，富豪還可以通過種種方式“消費成本化”，動不動就能從政府那里得到“非經常性損益”，而他們的個人所得稅標準竟然比我們一般白領還低，不是太吊詭了嗎？他們還好意思說承擔社會責任？

　　其實，中國富豪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并沒有他們經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國工商聯編制的“2015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顯示，2014年民營企業500強納稅總額占全國稅收的比重為4.81%(第一是了不起的華為的了不起的337億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國富豪說美國什么什么好的很多，但說美國稅制好的很少，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國的“全球繳稅體系”，就望而生畏了。

　　我尊敬的企業家，是印度軟件企業Infosys創始人之一穆爾蒂(Narayana Murthy)這樣的人。他1981年與另外6名年輕軟件工程師變賣了包括妻子首飾在內的細軟，集資1萬盧比(相當于1000美元)白手創業�！斑@個公司未來要變成什么？營收最高？最賺錢？還是市值最高？”

　　他決定，“我們要變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標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與這塊土地共同成長，最后跟整個社會取得和諧共處”。他認為公司治理與錢無關，“即使我們沒有錢，剛創業時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則”。

　　當年印度從國外進口軟件要交納150%的稅，很多印度軟件公司故意把軟件包拆成軟件光盤及操作手冊，因為操作手冊不用繳稅，他們還把手冊定價在整個軟件包售價的90%，這樣就只要繳交本來150%進口關稅的10%。而穆爾蒂決定，還是賣整套的軟件包，因為要遵守公司治理。

　　穆爾蒂在公司電話賬單中的每一筆私人電話費都切割出來自付，他開普通的三菱Lancer，端盤子和員工一起在食堂吃飯，卻把個人財富中的60%放進Infosys基金，因為他的信條是“金錢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夢想印度實行“有人情味的資本主義”，不僅有“資本主義的腦”還要有“社會主義的心”。

　　因為印度經濟還遠遠不如中國，所以不少中國富豪談到印度都會笑。但在我心目中，一個穆爾蒂的言行足以將整個印度企業家的形象帶上一個境界，而中國，隔一段就發生一次匪夷所思的產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騙、金融詐騙，中國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錯：沒有包容性發展意識，處理不好和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中國的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夾縫中忍辱負重，拼力掙扎，可以說是自強不息。但或許是傷痕累累的歷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載物方面的修為相對欠缺。我的一個體會是，他們一旦出頭，“媳婦熬成婆”，氣就粗了，話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動不動就嘲笑國有企業沒有企業家。真心說，我也認為傳統國企模式沒有未來，但再說三遍，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種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不要再說國企沒有企業家。充分競爭的國企、能夠自主決策自擔風險的國企、不斷創新提升效率的國企，必定涌動企業家精神，否則我們不會有蜚聲世界的高鐵、核電、國家電網[微博]、中國建筑、航天科技，不會有華潤、中糧、招商局、青啤這樣非常國際化的集團，不會有寶鋼、中集這樣高效的企業。

　　也不要簡單地說，國企領導都是“A4干部”，所以不可能有長遠打算。從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饒斌、石油工業的奠基人康世恩開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實際上是性價比超高的“事業家”，沒有什么物質激勵仍然創新進取。我交流的國企領導不多，但從上世紀90年代的孫文杰到今天的寧高寧，每有所聽，都收獲滿滿，并不亞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更喜歡嘲笑職業經理人(特別是外企的)，說職業經理人“只會跳槽不會跳樓”(你又不把股權分給他，他憑什么跳樓)，只會做PPT、對過程負責、對結果不負責。今年參加“亞布力年會”時郁亮也說過一次，說很多大企業家對職業經理人都有點不屑一顧，覺得職業經理人缺乏承擔，缺乏責任的擔當，基本上是包贏不包輸，輸了跟我沒關系，最多我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無疑問，所謂Founder Manager是企業家精神最旺盛的，但只有一代，個人終有一死，公司方可長存，而且如果公司創始人固執己見，也會把企業搞糟(比如王安)�！把�緣資本主義”能解決產權激勵問題，但二代、三代能夠連續成功經營的案例并不多。從長周期來看，整個商業世界的驅動，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職業經理人的奮斗。從通用汽車的斯隆到通用電氣的韋爾奇，從英特爾[微博]的格魯夫到IBM[微博]的郭士納，多少職業經理人身上洋溢著偉大的企業家精神！

　　1909年，泰羅在《科學管理原則》中證明，“合理的、以事實為依據的管理能夠提高生產力”。德魯克指出，由于泰羅的出現，我們的生產效率以每年3%到4%的復利增長，這是現代世界繁榮的基礎。1977年，錢德勒出版《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認為“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理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者集團�！�

　　在“賦能分享”(empowerment)已經成為新經濟條件下最重要的組織原則的背景下，還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職業經理人，奚落職業經理人，這種企業要能做好，太陽真可以申請從西邊升起了。

　　甚至，這些問題都不用“掉書袋”來證明。在媒體行業，在我25年的職業生涯中，我見過太多充滿企業家精神的職業經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領導黎瑞剛。中國有很多行業至少目前還不能民營化，但已經市場化，而只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事，這些行業就能開出燦爛的創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載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們從整個生態和產業鏈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權”、“超期限占款”、“壓榨供應商”、“以大欺下”和嚴重“三角債”。我剛在深圳參加一個管理學論壇，碰到奮達科技(002681.SZ)的董事長肖奮，他們是做無線音頻的，很創新，供給國內智能手機廠商。他對我說，“他們都說搞生態，其實是搞帝國，要我的核心技術，我不給，轉頭就找另外的供應商壓我，幸好我堅持自主，否則也被吞噬了�！�

　　滾滾長江東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階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識，真正構建共存共榮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態。否則，現在再牛，也撐不久的。

　　第七錯  沒有謙卑意識，當“企業皇帝”

　　我在做博士論文時，高度肯定中國企業家的驅動力之旺盛。中國富豪大都有強烈的事業心和雄心壯志(enterprising or ambitious drive)，有內在的強烈欲望(an innerurge/a strong impulse)，這是企業發展的驅動力、原動力。我還和當時羅蘭貝格咨詢公司大中華區的CEO常博逸仔細交流了一次，他提出了一個概念，所有的中國優秀企業都有一個“王”(king)，但“王”不是“皇帝”(emperor)，king是精神性的領袖，emperor是至高無上的層級，是不一樣的。

　　從任正非、柳傳志、張瑞敏到馬云[微博]、劉強東、雷軍[微博]，他們都是企業的精神之王，這是最重要的。同時，他們在職務上也是企業最高的或曾經最高的，但職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華為叫總裁，其實是個虛名，他也不管具體業務，但實際影響力擺在那里。

　　但中國有一部分富豪正在異化，他們不滿足當精神領袖，要當emperor，要萬人迷萬人從。我去過一些他們的企業，參加過一些他們的會議，往往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比如，企業內部報紙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開報紙頭條的字號趕得上對開報紙《人民日報》頭條的字號。第一財經有員工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團，總部在北京，他說最不能適應的就是年底工作大會，在威武雄壯的歌聲中齊齊站立等待董事長出現，每個人都分外嚴肅，哪怕內心想笑，最多也是臉上抽搐幾下。凡領導指示都是對的，理解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白詈螽a生了自我疑問，拿著這么高的薪水，就是幫著維護下媒體關系，好像也沒有創造很大價值，那這個薪水能拿多久呢？”于是又辭職了。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創造能力代替復制能力的新經濟。過去那種鋼筋水泥時代造就的強人富豪，唯我獨尊、別人就是好好執行的富豪，很快就會落伍。不讓年輕人說話，不讓周邊的利益相關者說話，聽不到消費者的真實聲音，這種企業一旦沒有成本優勢，就會迅速退潮。

　　即使是從政治上看，在企業內部強化emperor的氣氛、流程、儀式，也是非常愚蠢的。你真的以為企業就是封閉的、你個人的？

　　我喜歡king這個詞，因為everyone is a king，人人為王。富豪要努力做知識王，做學習型組織的倡導者，賦予員工更多的探索權，讓他們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為企業價值和文化的引領者，因為一切都會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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