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陳志龍
地方債居高不下,房價起伏不定,“看得見的手”進退兩難,“看不見的手”難以施展。這是中國式“非理性繁榮”造就的窘迫和挑戰,根子還在于市場化程度不高,大量的資金全用去搞拆遷、炒地皮、蓋大樓、賣樓花,百姓的醫療、教育、就業、社保捉襟見肘。
北京時間10月14日19點,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瑪、拉爾斯-漢森、羅伯特-希勒,幾分鐘后,新浪及時跳出了這則新聞。
對前兩位學者的研究不多,但羅伯特-希勒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是耳熟能祥的,他的代表作《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和《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紀的風險》都是膾炙人口的經濟學名著。他提出的有關不動產投機市場的價格波動理論、金融風險管理理論,對當下的中國經濟,都有特殊的指導意義。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國版的“非理性繁榮。最近美國聯邦政府“關門”,更標志著美國式過度透支政府信用的“非理性繁榮”釀就的危機尚未徹底終結。美國政客的透支理論永遠如此:今天的蛋糕分不好,不好分,那就先用明天或者后天的,這就是美國“雙赤字”的淵藪。
美國的財政金融史是驚心動魄的。自美元本位取代金本位后,鼓風機般地向全球發鈔收好鑄幣稅、債務延期、美元貶值、分期支付讓美國人盡享“沒有眼淚的通脹和赤字”。長期泛濫且不受監管的衍生金融工具,通常以債務貨幣為基礎、以財政赤字為手段,以此進行無度舉債和消費。美國式的非理性繁榮一度差點摧毀整個世界。
格林斯潘在他幾朝閣老的任期內,多次表示“美聯儲管不了資產價格”“不管就是最好”,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式的放縱,自然膨脹了沸反盈天的資產泡沫,并在金融體系內累積了巨量“有毒資產”。之后,這些有毒資產再通過金融創新工具發酵惡化。
過去30多年,以美元為基準的全球貨幣體系由美國掌控,美聯儲如鼓風機般地向全球散發“綠紙頭”,換取發展中國家海量的價廉物美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又以趨零的利率,將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拱手借給美國,換回超級白條。
過去20年間,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累積的商品服務類逆差史無前例地突破7萬億美元,這些都可以“打白條”,美國只需為財政赤字所形成的高昂債務負擔微薄的利息支出。作為作國最大的債權人,中國和美國正構成了一種完美的共生關系,西方學者稱之為“中美國”,中國需要“一個安全的目標”來消化其巨額外儲,于是投向美國國債;美國則像一個欠了一屁股債的流浪牛仔,突然有一個大富豪搶著要買白條,這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
美國學者打了非常生動的比方,“我們就像沒有電線桿可以依靠的兩個醉漢,只能相互攙扶著”。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在應驗200多年前亞當-斯密的那句名言,“有時是通過破產,讓債權人被洗劫一空”。
凱恩斯也說過:“用發鈔這個辦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難以察覺地沒收人民的財富,一百萬人中也很難有一個人能夠發現這種偷竊行為!
《圣經》中說,債務的消失是以50年為周期循環往復的。然而以美元的貶值幅度看,而美元債務消失根本用不了這么久。美國總債務比重已超過GDP的400%,2011年6月15日的一組數據顯示,美國的債務余額高達14 344 566 636 826.26美元,一位議員開玩笑說:也許中國會優惠我們26美分。
為了消融巨大的金融黑洞,化解財政懸崖危機,美國通過QE計劃,實施了三輪高強度大劑量的貨幣放水。一場貨幣洪峰過后,所有債權人的資產都在這場“注水游戲”中無痛縮水瘦身。美國式的非理性繁榮有過太多的驚魄時刻和有驚無險。
由美國想到當下的中國。近年來,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貨幣需求水平不斷上升,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平均高于經濟增長速度。2012年末,中國M2余額達到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1/4,是美國的1.5倍,目前中國的M2已接近110萬億。尤其是M2與GDP的比例高達188%,創下歷史新高,而同期美國M2與GDP的比例為63%。
貨幣超發已是中國經濟最核心的風險隱患,中國特色式的“貨幣暗流”“貨幣側漏”“影子銀行”和灰色金融等共同作用,資產價格飆升、炒木頭、炒石頭、炒黃龍玉、普洱茶、茅臺酒和拉菲酒,投機資金所過之處,則焦糊一片,大量財富被洗劫、耗散、蒸發……在M2跳高過百萬億的同時,信貸狂潮一輪又一輪收不住韁繩。
2008年以來的反危機措施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階段性刺激經濟增長的成果,但“是藥三分毒”——五年來累積的信貸投放超過40萬億。越調越重的產業結構,越扭轉越失衡的過剩產能,越控越飛天的房價、越管越多的地方債和影子銀行……從源頭看,是因為貨幣出了問題,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超級繁榮是典型的貨幣驅動型繁榮,本質是經濟金融體系內在失衡的反映。
于是,正如人民日報昨天的一篇文章所說,地方債居高不下,房價起伏不定,“看得見的手”進退兩難,“看不見的手”難以施展。這是中國式“非理性繁榮”造就的窘迫和挑戰,根子還在于市場化程度不高,大量的資金全用去搞拆遷、炒地皮、蓋大樓、賣樓花,百姓的醫療、教育、就業、社保捉襟見肘。
對于本屆政府來說,要走出“非理性繁榮”的怪圈,必須深化關鍵領域的改革,打破壟斷,更多地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體,把海量資金從投機領域引向能提高民眾福祉的教育醫療領域,以更大的決心、勇氣和智慧改變經濟增長對土地、投資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真正把社會事業和民生幸福放在經濟發展的首位。
(本文作者介紹:陳志龍,財經專欄作家,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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