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世界銀行[微博] 作者 Yan Sun(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長期顧問)

　　盡管中國于1986年通過了《義務教育法》，但該法的執行進度不一，農村地區的執行進度總體滯后。教育成本增加自然而然地會增強受教育程度的代際延續性——只有較富裕的農村家庭能夠供子女上大學。

中國農村兒童有多少機會改變命運？

　　雖然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和減貧成就，但不斷增大的不平等程度已成為一大關切。經濟改革是提升了中國農村經濟機會的平等性，還是產生了不平等現象。在近期的一篇論文中，Shahe Emran和我從代際流動性角度分析了中國農村的機會平等程度。

　　代際流動性衡量的是家庭背景對兒童所面臨的經濟機會及其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Becker和Tomes，1979)，也衡量不平等在家族間的傳遞情況。我們對父輩地位的繼承程度會對社會提供給我們的機會產生影響。

　　代際不平等與同一代不同家庭之間的不平等有著較強聯系。我們可以假設兩個極端案例：一個是某人發展所處的高流動性社會與其出生時的經濟狀況無關(如“美國夢”概念所體現的是一個充滿平等機會的社會)；另一個是高度“僵化”的社會(如古印度的等級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孩子的命運在其出生時就已確定)。大多數國家位于這兩個極端案例之間。

　　在本論文中，我們介紹了關于中國農村在14年間(1988-2002)代際教育和職業流動性的實證資料。本文中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果我們對中國農村的兩個畫面進行比較，平均而言，中國農村社會在經濟上的流動性隨著時間推移是變得更強呢還是更弱呢？鑒于要找到父輩的收入和消費數據極其困難，因此我們把教育和職業用作衡量經濟地位的兩個主要指標，因其決定個人財富狀況的兩個最重要指標。

　　我們發現，受教育程度方面的代際流動性對女兒而言基本保持不變，對兒子而言則出現大幅削弱。強有力的證據表明，父母所受教育對2002年兒子所受的學校教育具有因果影響。

　　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職業從農業向非農行業流動的程度有顯著提高——到2002年，農民的子女不再可能成為農民，即便1988年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堅持其職業選擇。

　　政策意義

　　我們發現，教育和職業流動性方面存在相背的趨勢：1988年至2002年間，中國農村的代際職業流動性顯著增強，人們因此所得收益在男女兩性間平等分配；但代際教育流動性對女兒而言基本保持不變，但對兒子而言則出現大幅削弱。

　　針對我們所觀察到的代際延續性格局(這一點可在今后研究中作深入探討)，我們提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釋。就需求側而言，對農村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足夠大，大多數農村非農職業只要求勞動力具備小學以下學歷；到2002年，教育已不再是制約農村兒童今后參與非農活動的一個因素。

　　教育流動性未得到提升可歸因于若干因素，包括教育的直接成本增加、繼續接受學教教育的機會成本增加等等。盡管中國于1986年通過了《義務教育法》，但該法的執行進度不一，農村地區的執行進度總體滯后。

　　此外，隨著地方政府預算控制力度加大，地方經濟條件與村級受教育機會之間的聯系不斷增強。教育成本增加自然而然地會增強受教育程度的代際延續性——只有較富裕的農村家庭能夠供子女上大學。可能推助教育不動性的另一個因素是經濟改革之后中國農村兒童返校接受教育現象日益增加。

　　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支持農村教育的新政策，包括“一費制”政策及免除了貧困線約1400萬農村貧困學生的書雜費(Kattan，2006)。在今后研究中，我們將采用中國家庭收入項目的最新調查數據(2007年調查數據)，再次分析這些變化是否提升了中國的經濟流動性。

　　(本文作者介紹：世界銀行是一個國際組織，它的任務是資助國家克服窮困，在減輕貧困和提高生活水平中發揮獨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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