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專欄作家 向小田
關于“克強經濟學”截至目前所有施行政策的猜想,無非都可以總結為兩點:體制內,降低組織成本;體制外,節約交易費用。
7月初的某一天,我在重讀周其仁教授在科斯(Ronald H. Coase)百歲誕辰當日發表的《科斯的中國影響力》一文時,突然想到,最近財經界熱議的“克強經濟學”,其核心思想是否正好沿襲了科斯對于交易費用/組織成本的思考。
周其仁在該文中談到,“…最初觸動中國經濟學家的科斯經濟學,重點并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超級公司那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
我在微博上重發了這篇文章后,引發了大量的討論。交銀國際的洪灝評論道:“計劃經濟消滅了市場交易及伴隨的交易費用,卻帶來了組織成本;而市場經濟反之。當邊際組織成本遞減等于邊際交易費用遞增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份額在一個經濟實體內將達到均衡從而得以共存并各自物盡其用。”
由此我聯想到,關于“克強經濟學”截至目前所有施行政策的猜想,無非都可以總結為兩點:體制內,降低組織成本;體制外,節約交易費用。
同時,通過一面探索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邊界,一面降低整體經濟運行的“摩擦力”,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從而為轉型升級贏得戰略機遇窗口。
下面我們就以上面的猜想來檢驗“克強經濟學”推出以來的政策。
首先,體制內如何降低組織成本?
李克強總理在本屆人大一次會議答記者問時就曾說:“…凡事要想做成的話,總是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可能的選擇。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當然也是簡政放權。
如果說機構改革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那么轉變職能則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說白了,就是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從上面的談話來看,體制內降低組織成本,通過兩種方式實現:
第一,機構改革。機構改革使得黨政組織變得扁平化、精細化、專業化,從而提升了組織運行的效率。除此以外,通過強調政府機關服務的效率,有利于政策的傳達通暢和貫徹落實,從而實現更好的經濟社會管理。
機構改革還要求建設節約型機關。李克強無論是在審計署調研,還是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講話,都重點談到,要管好錢袋子,把寶貴的資金和物資用在刀刃上。
他還提出,中央政府要帶頭壓縮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經費,帶頭過“緊日子”,一級做給一級看。上述組織成本的降低,從過建設高效廉潔型政府的手段來實現。
第二,釋放權力。李克強剛上任總理時就曾提到,“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消減三分之一以上。”
自宣布該政策目標以來,李克強就多次召開國務院常委會議和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新政一百天,已經取消了約一百五十余項審批。
行政審批,實際上使得經濟付出的是“全盤計劃指令出錯、資源遭遇錯誤配置的超級國家公司組織成本”(周其仁語)。通過下放審批,將重新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雖然支付一定的交易費用,但改革的成本低于超級國家公司(體制內組織)運行的成本,經濟因此也能獲益。
舉個例子,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本身就是積極放寬管制的一個動作。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金融機構,擴大銀行不良貸款自主核銷權限,都能夠通過深化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釋放金融改革紅利。
其次,體制外如何減少交易費用?
筆者認為,體制外減少交易費用,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實現: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由于后兩者改革稍遠,此處我們僅以利率市場化為例分析。
利率市場化將是“克強經濟學”在金融改革領域的試金石。
在6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強調,“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筆者多次在不同場合分析,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將從規范發展影子銀行開始。以六月份資本市場所謂“錢荒”為例,多數金融機構發現,其短期拆借利率突然一反常態狂飆突進,以至于他們不得不到市場上用較高的成本融資。
這種高成本的融資,集中發生在影子銀行領域,并不是偶然。影子銀行是在競爭的環境下,中國封閉的金融體系唯一提供的利率類市場化的金融服務。
一方面,商業銀行通過銀行理財產品提供了比傳統存款利息更高的“準存款”;一方面,由于資金追逐融資項目,隨著影子銀行規模攀升至20萬億(美銀美林,2013),對融資項目資金供應的增加,客觀上平抑了較高的融資利率。
因此,在影子銀行領域,中國金融業初步實現了利率市場定價。但是,影子銀行既是利率市場化的產物,也是利率市場化不徹底的中間產品。由于利率市場化進行得不徹底,在風險計提、剛性兌付、期限錯配等方面,存在較多風險。
筆者認為,“克強經濟學”對影子銀行的規范,將有效提升其管制水平,提高金融業的風險預警和處置能力。影子銀行的發展,反過來又會深刻影響傳統存貸款業務,最終倒逼改革,完成利率市場化進程。
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提利率市場化?實際上,這是跟李克強提出的“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息息相關的。
過去因為長期M2增速較快,在社會上引發了許多反對聲音。以2013年一季度央行[微博]公布的數據參考,我國M2余額為103萬億,存量和增量均位居世界第一。M2從1999年的12萬億到現在過百萬億,僅用了不到15年的時間。
雖然學界對于貨幣是否超發尚未形成定論,但輿論普遍認為,最近幾年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貨幣泛濫。因此,未來十年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平穩適度增長,成了新一屆政府任期內一項重要的和現實的工作。
那么,在貨幣信貸增速并不如過去十年那么快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應,依靠過去那種資金調配的傳統模式就變得相當困難。
影子銀行在為經濟服務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費用。舉例而言,一個綜合融資成本為10%的實體企業項目,在所謂通道(即信托等)上面就要花1%,銀行作為中介機構也要拿走1%。如果實體企業能夠自行選擇融資結構和融資模式的話,那么花費在通道和中介機構上的費用就會大大減少。
利率市場化,從大的方向看,將使得資金流向更有效率的領域,金融資源實現優化配置;從小的方面看,比影子銀行能節約中間成本(交易費用),避免了金融資源空轉和制度套利。
以上兩點,均屬筆者猜想。“克強經濟學”是否是一場科斯經濟學在中國的具體實踐,還需要時間來檢驗。我們衷心地希望,這一場變革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轉型,如此,則中國幸甚。
(本文作者介紹:生于湖北省西南部。他的作品風趣幽默不拘一格,深受人們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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