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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長河(國際問題學者)
在“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事件一周年之際,包括德國媒體在內的一些西方媒體驚呼:德國經濟持續衰退,有淪為“歐洲病夫”的跡象。德國五大權威經濟研究機構前不久發布聯合經濟預測報告,將2023年德國經濟發展預期從今年春季預測的增長0.3%調整為萎縮0.6%,并預計德國2024年將增長1.3%,低于此前預測的1.5%。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德國經濟曾長期低迷,就業市場萎縮、出口需求放緩,失業率達到兩位數,德國被詬病為“歐洲病夫”。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推動名為“2010議程”的大規模改革行動,釋放了其工業潛力,催生了一個持續十幾年的黃金時代。
然而,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界也在不斷變化。如今,這個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已經從經濟增長的領頭羊變成了落后者。疫情之后,世界主要經濟體迎來了經濟大幅反彈,但德國經濟一直不見大的起色。德國是歐元區唯一尚未恢復到2019 年新冠疫情前經濟產出水平的國家。今年,德國經濟剛剛經歷了連續3 個季度的收縮或停滯,最終可能成為2023 年唯一遭遇收縮的大型經濟體。
德國的問題出在哪里?首先是能源短缺的釜底抽薪。使德國成為歐洲工業強國的基礎是高技能勞動力和廉價能源。然而,俄烏沖突的爆發、“北溪”管道被炸和對俄制裁使德國失去了俄羅斯廉價天然氣,這對其能源密集型工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之前,德國還自作聰明地放棄了核能,對加速轉向可再生能源的前景“過于樂觀”。盡管天然氣批發價格最近趨于穩定,但仍大致是危機前的3 倍。事實上,德國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居高不下,甚至最近還出現了難以想象的場景:德國再次投入“老”煤炭的懷抱。
德國主要化學公司贏創工業集團首席執行官克里斯蒂安·庫爾曼說,因為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政府在其他長期問題上不作為可能讓新工廠和高薪崗位轉移到其他地方,德國有“去工業化”的危險。
其次是世界產業發生結構性變化,德國沒有與時俱進。德國在舊工業領域的出色表現掩蓋了其在新工業領域投資不足的問題。總體而言,德國的信息技術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還不到美國和法國的一半。美國、中國和英國等國家正在爭奪人工智能領域的先鋒地位,但德國在所有排名中均落后。
一百多年來,汽車業一直支撐著德國的命運,德國總產值的近四分之一來自汽車及相關產業。但是,在電動汽車發展上的戰略誤判與發展滯后現在成為德國的致命弱點。多年來,梅賽德斯、寶馬和大眾等汽車公司一直拒絕放棄內燃機,不屑地認為特斯拉和其他早期創新者不過是曇花一現。近年來,中美在電動汽車研發方面投入巨資,從而在這方面建立起了實質性的領先優勢。
德國安聯保險公司最近的一項研究預測,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到2030 年,歐洲汽車制造企業和供應商的利潤可能減少數百億歐元,其中德國企業將首當其沖。
其三,老齡化與技術人力資源匱乏。隨著嬰兒潮一代在未來幾年內退休,德國正迅速逼近人口斷崖式減少,這將使德國企業失去在全球市場保持競爭力所需的工程師、科學家和其他高技能工人。未來15 年內,德國大約30%的勞動力將達到退休年齡。今年6 月,德國失業人數同比增加了大約20 萬人,而崗位空缺高達近80 萬個。換言之,許多崗位招不到合適的技術人才。
到目前為止,通過移民來彌補勞動力缺口的努力沒有成功。盡管德國每年仍吸納數十萬尋求避難者,但這些人大多數缺乏企業所需的技能。德國更擅長做的是吸納難民,而非吸納專業人才。
其四,官僚主義掣肘與稅費負擔。許多企業家詬病,在德國,獲得營業執照需要花上120 天——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水平的兩倍。聯邦政府在數字戰略方面進展甚微,政務停留在傳真時代。到2022 年底,“紅綠燈”執政聯盟希望將所有600項行政服務數字化,但只實現了大約30 項。德國中央合作銀行最近一份調查顯示,超過70%受訪中小企業表示“擔心官僚主義相關負擔”。稅費負擔過高。在企業稅率方面,德國在工業化國家中名列前茅。而在非工資勞動力成本方面,曾經被定義為上限的40%的門檻已經被突破。
其五,產業外遷成風潮。放眼世界,對先進制造業和穩健供應鏈的爭奪正在引發一股扶持本土產業的補貼洪流。美國《通脹削減法》提供企業補貼加劇了德國企業外遷。德國大眾汽車公司今年3 月公布了要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耗資20 億美元建工廠的計劃。大眾公司希望在南卡羅來納州重振越野車先驅品牌“Scout”。最近對128 家德國汽車供應商進行的調查發現,沒有一家公司計劃增加對本國市場的投資。超過1/4 的公司甚至計劃將業務轉移到國外。
綜上所述,目前不能說德國已淪為“病夫”,但德國經濟真的有點兒難。
責任編輯: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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