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的歷程

　　來源：經濟觀察報

　　二維碼的誕生

　　多年之后，當原昌宏（MasahiroHara）看到身邊的人熟練地用手機刷著二維碼，他準會回想起自己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二維碼時的欣喜。

　　所有的一切，要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說起。當時，日系汽車憑借價格低、油耗低等特點，在全球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汽車的熱銷，自然也大幅帶動了上游汽車零配件產業需求的急速擴張。不過，對于汽車零售制造商來說，急速擴張的市場需求實在是一件機遇與挑戰并存的事。一方面，由于需求的擴張是如此之快，很多企業的產能已經接近了其負荷的極限，一些企業甚至要通過加班加點才能完成任務。另一方面，隨著汽車品類的增加，對零件需求的差異化也在不斷擴大，這要求很多零件企業的生產方式不得不從原本批量化的生產轉向了靈活化的生產。這樣一來，企業對于生產現場的控制就必須變得更為嚴格。一批零件，究竟是什么時候生產的，按照什么規格生產，滿足什么標準，有哪些接口，與其他什么零件配合……所有這些散碎的信息都必須被整理得明明白白。

　　當時，零件制造商用來管理零件的工具主要是條形碼。這個美國人的發明可以將信息轉化為由寬度不等的黑白條紋的排列圖，工作人員通過讀碼器就可以將這些圖案重新解碼。利用這項技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零件整理工作的強度。不過，在靈活化生產之下，每一個零件上需要記錄的信息是如此之多，這使得標準條形碼的信息容量遠遠不能滿足要求。有時候，為了清楚記錄信息，一個零件上不得不被貼上十幾個條形碼。除此之外，條形碼對于信息的保持也不是十分穩健，只要碼紋有了一點微小的損壞，或是掃描角度有一個很小的偏差，整個碼就會讀不出來。因此，即使有了條形碼，零件管理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活。

　　當時的日本電裝（DENSO）公司，就是眾多被火爆的訂單攪得既喜又憂的零件制造商中的一家。從歷史上看，電裝公司原本是豐田公司的電裝廠，專門負責為豐田汽車提供零配件。1949年時，電裝獨立了出來，成了單獨的公司。但公司獨立后，其業務并沒有變，依然是生產汽車零配件，主要客戶依然是豐田。隨著豐田汽車銷遍全球，電裝的生意也越來越興隆。在這種背景下，零配件管理難這個問題也開始找上了電裝。

　　為了破解這個問題，從根本上提升管理效率，電裝下定決心，要開發一套全新的零件管理技術，而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就落在了電裝公司的子公司DENSOWAVE身上。DENSOWAVE在接到了母公司交付的任務后，立刻組建了研發團隊進行攻關。不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ENSOWAVE的攻關團隊組建得似乎并不那么走心——從規模上看，這個所謂團隊的規模幾乎小到了不能再小，連負責人在內，整個團隊只有兩個人。而這個“迷你”團隊的負責人正是原昌宏。

　　作為技術人員，原昌宏的工作一直是負責讀碼器的開發。在接受這項任務之前，他已經開發過幾款被廣泛應用的條形碼讀碼器。由于工作的原因，原昌宏對于條形碼技術的發展十分了解。他知道，當時的美國已經有了一種二維的條形碼，這種碼在一個矩形的四邊都繪上條紋。通過這樣的處理，在同樣的面積下，一個碼上繪制的條紋就更多了，因而也就能記錄更多的信息。不過，當原昌宏嘗試用這種碼來管理零件時，卻發現它的效率仍然不夠高。一方面，雖然在矩形的各邊都繪制條紋可以增加碼的信息容量，但這種增量是有限的，其幅度至多只有幾倍，仍然難以滿足應用的要求。另一方面，這種制碼方法的本質是以縮短條碼的長度為代價來擴展其信息容量的，而條碼的縮短則意味著這些碼在記錄信息時會更加不穩健，掃不出信息、掃錯信息的問題會十分常見。

　　那么，怎么做才能創造出一套既能存儲大量信息，又能保證存儲信息穩健的新型識別碼呢？原昌宏的研發團隊為了破解這一問題，可謂絞盡了腦汁。就在研發進展陷入了山窮水盡之時，原昌宏突然從自己平時愛玩的圍棋那里得到了靈感——如果把記錄信息的單位從條紋轉變為圍棋棋盤那樣的網格，那么同樣面積可以存儲的信息不就大幅增加了嗎？與此同時，網格對信息的保持也要比條紋穩健得多，一定的角度偏差，或者小幅度的污損都不會妨礙信息的讀取。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二維碼的四個面是對稱的，一旦掃描的方向錯了，就可能導致讀取信息的錯誤。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原昌宏在二維碼的三個角上各增加了一個回字形的圖案，這樣，人們無論從哪個角度去掃描二維碼，圖案都可以被精確地定位，信息讀取也不會出現混淆。根據以上設想，原昌宏及其團隊終于在1994年開發出了我們熟悉的二維碼。

　　事實證明，原昌宏的發明是成功的。在應用了這項新技術后，電裝公司的零件管理效率獲得了巨大的提高。不僅如此，二維碼的成功也讓DENSOWAVE看到了商機——既然用二維碼管理零件是如此容易，那么為什么不把這項技術推向更多的企業，讓它們都采用這項技術呢？作為掃碼機的制造商，如果有更多的企業使用了這項新型的技術，DENSOWAVE就能銷售更多的二維碼掃碼機，也就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在這種思路的指引下，DENSOWAVE公司和原昌宏立即做出了一個決定：開放自己擁有的二維碼專利，讓更多的企業可以免費使用這項全新的技術。

　　從當時看，DENSOWAVE應該會為自己放棄專利的舉動而暗自竊喜，因為這個決定確實拉動了他們的掃碼器銷量，讓他們小賺了一筆。不過，如果知道二維碼后來的成功，他們恐怕會為自己的這個舉動懊悔不已。誰又會知道，這個當時被認為僅僅會在工業領域被應用、最多只有幾年壽命的發明，竟然會成為了全世界數十億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呢？

　　二維碼在中國

　　雖然二維碼是由日本人發明的，但真正讓其價值得到充分發揮的卻是中國人。

　　2002年7月，王越辭掉了在一家日本公司的技術總監職務，回國創業。他的創業內容是當時的國人還十分陌生的一個概念——二維碼。在日本工作期間，王越在一次項目中偶然接觸到了二維碼，從此之后就對它念念不忘。他驚嘆于小小的一個圖案竟然能蘊含如此多的信息，同時也隱隱感覺到這個圖案在將來一定具有巨大的市場前景。在一番糾結之后，他終于決定辭職回國，把這個神奇的發明帶回國內。

　　在可以查到的資料中，王越應該是第一個把二維碼介紹給國人的人，因而他在業內一直有“中國二維碼之父”的稱號。不過，王越對于二維碼的推廣雖早，但卻并不算成功。事實上，在后面很多年內，他的公司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還經常虧損。為什么會這樣呢？除了其公司在管理能力上的問題外，更大的原因是技術條件的限制。當時，識別二維碼的工具主要是專門的讀碼器，這種讀碼器不光購置成本高，攜帶和使用都不方便，因而很難普及。雖然王越團隊也嘗試過利用手機讀碼，但在智能手機都不存在的條件下，要做到這點又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王越及其團隊差點成了被拍死在沙灘上的前浪。

　　國人開始真正熟悉二維碼，大約要到2011年底。當時，微信的3.5版本推出了掃二維碼添加好友的功能。當時，經過近一年的積累，微信這款社交工具已經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用戶，正在向國民APP大步邁進。在這種背景下，二維碼這種方便快捷又很“酷”的加好友方式一下子抓住了人們的眼球。在此之后，騰訊陸續地把二維碼的使用場景擴展到了支付、收款、信息查詢、小程序等各個領域，讓它從一個最初的產品管理工具變成了一個連接線上線下的入口。與此同時，其他諸如阿里巴巴、美團等互聯網巨頭也紛紛跟進，以二維碼為入口，將自己的線上業務與線下的消費者有機地聯系起來。在眾多互聯網企業的聯合助推之下，屬于二維碼的時代才終于到來了。

　　時至今日，二維碼幾乎已經成為了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根據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和騰訊社會研究中心在今年1月聯合發布的《碼上經濟影響力報告》，整個微信生態系統在2019年實現的經濟規模達到了8.58萬億元，由微信帶動的就業崗位更是達到了2601萬個。僅僅是通過二維碼連接的小程序，在2019年創造的交易額就達到了8000億元之巨。

　　不僅如此，當“新冠”疫情襲來，線下經濟生活遭受了嚴重干擾時，二維碼更是擔負起了線上線下傳送門、線上線下平衡器的關鍵作用。根據騰訊微信、騰訊社會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2020碼上經濟戰疫報告》，今年第一季度微信碼上經濟的交易額同比增加了25.86%；疫情期間（統計自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5月6日）政企個人總用碼量達1400億次，人均節約耗時29.2小時。正是借助碼上經濟“低成本、低門檻、快部署”的特點，很多企業才能在疫情期間成功實現了“線下損失線上補”，讓自己可以屹立不倒。除了幫助企業緩解疫情沖擊之外，二維碼及其承載的碼上經濟在政府的抗疫過程種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據統計，3月以來，湖南、嘉興、青島、重慶、深圳、武漢等50余省、市、區，通過微信向市民投放超百億消費券，拉動消費金額達到了391億~586億元。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并不止騰訊一家。如果綜合考慮這些企業的“碼上經濟”，那么，它的規模和力量都將更加驚人。

　　從最開始的一個零件管理工具，發展到了一個承載數萬億經濟規模的基礎設施，我不知道當看到了這一切，二維碼的發明者原昌宏會作何感想。是感嘆，驚喜，抑或是有一點點小遺憾呢？

　　關于“新基建”：從二維碼說開去

　　好了，二維碼的故事暫時就說到這里。當然，這并不是說它的故事已經終結，恰恰相反，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二維碼還會伴隨在我們身邊，發揮巨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當然還會有很多故事，不過，這些故事就留在以后再講吧。下面的篇幅，我要留給一個更為時髦的話題：“新基建”。

　　從去年開始，“新基建”這個詞就一直很熱。圍繞著“新基建”，有著各種各樣的爭議：它到底是什么？應該怎么建？由誰來建？建設后會產生什么影響？……對于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存在著截然對立的回答。在這里，我無意對這些問題再作抽象的展開，只想結合二維碼的故事來談談對于“新基建”的幾點認識。

　　第一，“新基建”未必是“硬”的，也可能是“軟”的。在“新基建”的概念剛剛熱起來時，各個機構曾對于“新基建”給出過很多的定義，從“七劍下天山”到“八仙過海”，再到“十五大類”……一時間，各種定義林立，讓人莫衷一是。盡管這些定義各不相同，但它們所指的項目幾乎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硬件。我想，這種“共識”或許是和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盡管“新基建”一詞其實幾年前已經在中央文件中被提及，但并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而當這個詞匯重新被發掘時，我國經濟正好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新基建”自然而然地就和刺激經濟聯系在了一起。考慮到這點，各種機構在考慮“新基建”定義的時候，當然也就會優先把它和那些需要花錢、能夠直接帶動需求的硬件設施聯系在一起了。

　　這些定義當然都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把“新基建”定義為硬件，那么就很有可能忽略了“軟”性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以本文中提到的二維碼為例，它只是一個由網格組成的平面圖形，并沒有立體形態，對其進行生產的邊際成本更是近乎于零。但是，它是不是基礎設施呢？如果根據“基礎設施”一詞的本意——“為生產活動提供便利的先行投入”，那它當然應該算。事實上，不僅應該算，它或許還是整個移動互聯網時代前半期，除了通訊網絡、智能手機之外，最為重要的新型基礎設施。正是因為有了它，我們的交易、識別等活動才得以大幅度簡化，巨大的交易成本才得到了節約。我想，這個例子已經足以說明，在“新基建”的過程中，應該充分重視“軟”性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在重“硬”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軟”。

　　第二，判斷基礎設施的“新”與“舊”，其標準并不應該簡單看技術的新舊，而應該看它是否可以適應當前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是否符合成本收益標準。正如我們看到的，作為一種技術，二維碼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有了，到它被大規模應用時，已經有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歷史。如果從單純的技術角度看，它無論如何也不能算得上是一項新技術。可以想象，在二維碼誕生的這些年里，人們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已經有了很多新的技術發明，單從技術上講，這些新發明都要比二維碼更為先進。舉例來說，前幾年，我國的技術人員研發了一款“三維碼”，它在二維碼的基礎上，加入了標示深淺的顏色，這使得這種碼無論在數據容量，還是在安全保密等方面都要勝過二維碼一籌。那么，我們應不應該用這種技術上更新的三維碼取代二維碼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為從目前看，二維碼其實已經可以滿足我們的大部分使用需要。如果要從二維碼換成三維碼，其投入的成本可能十分巨大，而至少在可見的時間內，能夠帶來的收益卻很小。

　　類似的，在當前的討論中，有不少機構都試圖把一些新技術納入到“新基建”這個大筐中，其理由是這些技術很新，效率很高。在我看來，這種說法是未必成立的。如果一項技術不能順應當前形勢的需要，不能在成本收益比上有更優的表現，那么即使它本身在技術上更為領先，也不宜被作為基礎設施來大規模推廣。

　　第三，“新基建”未必需要由政府來主導，有時候將它們交給市場，會更有效率。“新基建”究竟應該由政府主導，還是應該由市場主導，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主張政府主導的人認為，基礎設施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如果由市場主導，承擔建設的企業就會忽略這種外部性，從而使得整個建設變得沒有效率；而主張市場主導的人則認為，相比于政府，市場中的企業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它們不僅可以判別人們究竟需要哪些基礎設施，還能夠借助創新的商業模式，把外部性盡可能內化，從而在保證自身盈利的同時更有效率地提供基礎設施。

　　在我看來，無論主張徹底的政府主導，還是徹底的市場主導，都是有失偏頗的。基礎設施的類別有很多，有的需要巨大的投資，對于這種基礎設施，企業很難承受，因此這些基礎設施就應該留給政府。而對于那些相對較小，但在建設和推廣過程中對于應用場景依賴較大的基礎設施，則可以考慮把它們交給私人企業，尤其是交給一些擁有較多用戶和流量的平臺企業。例如，在二維碼的普及過程中，推廣的主體就是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而從普及結果看，效果相當的好。這個例子，或許可以為我們考慮“新基建”過程中的政府與市場職責分配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第四，各種基礎設施其實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在推行“新基建”的過程中，應該有整體思維，而不應該偏重于支持某一項或幾項設施。在二維碼的發展歷史中，有兩個事件是特別需要我們注意的：一個事件是DENSOWAVE和原昌宏主動開放了專利；另一個事件是王越持續研發和推廣二維碼，卻在很多年里沒有賺到錢。單純看這兩個事件，它們的誘因似乎是相反的：前一個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DENSOWAVE和原昌宏低估了二維碼的發展潛力；而后一個事件之所以發生，則是因為王越過高估計了二維碼的發展速度。但如果我們把兩個事件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一個更本質的原因，那就是：二維碼雖好，但是當時支持它迅速普及的硬件條件其實并不具備。正是由于這個原因，DENSOWAVE和原昌宏才會見好就收，及時把專利開放，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執著于二維碼的王越才會連續遭受挫折。

　　在我看來，這一點是相當值得我們重視的。現實中，各種技術、各種設施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只有各種技術協調發展，才能煥發出最大的力量；反之，如果某一樣或幾樣關鍵技術缺失了，剩下的技術再先進也沒用。從這個角度上看，在“新基建”過程中，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各項基礎設施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為各種技術的協調發展創造條件。

　　第五，應該做好技術市場這個“新基建”。二維碼這項技術之所以能最終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一項基礎設施，DENSOWAVE和原昌宏可謂功不可沒。無論他們最初開放專利的動機如何，正是他們的這一舉動，這項新技術才會被人們發現和大規模利用。

　　在討論技術時，我們習慣于強調科學家的作用，因為他們創造出了技術。但事實上，能夠發明技術的科學家未必能真正用好這些技術，原昌宏沒有預料到二維碼的前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相比于專注研究的科學家，市場上的企業家對于技術的嗅覺往往會敏銳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讓科學家們發明的技術盡快地進入市場，才能讓它們更快、更好地得到普及和應用。

　　現在，各種科研機構每年都會產生大量科研成果，但很多都只是躺在實驗室里、躺在論文上，沒能進入市場。如果是這樣，這些技術就是死的。怎么才能激活這些死的科研成果呢？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所有研究人員都有原昌宏那樣的覺悟，可以自愿開放專利。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人們并不愿意無償奉獻。針對這一現實，把技術市場建設起來，讓技術發明者都能夠充分獲得技術帶來的回報，或許才是讓技術充分發揮其作用的最好辦法。從這個角度看，技術市場也應該被作為一種“新基建”被加以重視。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