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余永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全球產業鏈發展的三大因素
“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現的，“全球產業鏈”概念大致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的。全球化、全球產業鏈的發展，跟新產品的出現、新技術的發展和地緣政治的變化等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新產品的出現。過去我國制造重型機械，整個工藝流程的各個環節都在一個狹小地域中完成，談不上全球化，也沒有全球產業鏈。集成電路等新產品的出現給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帶來了可能性。
第二，新技術的發展。一國在國際化進程中發揮比較優勢與新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把阈心Ｊ健笔且环N關于產業結構在國際間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區國家間傳遞的學說，在這種模式下，日本、中國、韓國發展不同產業，形成垂直分工。新技術的發展，加上運輸成本與通訊成本下降、貿易自由化、金融一體化等因素，使全球產業鏈的產生成為可能。
第三，地緣政治的變化。冷戰結束之后，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發生改變，中美經貿關系出現了某種特定的平衡模式。就像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形容的，“中美國”概念出現。
全球產業鏈進入調整期
全球化進程并未結束，仍將發展，但會經歷潮起潮落。現在全球化進程進入了一個調整期，全球產業鏈的調整也隨之而來。
從（美國）國內政治角度來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全世界有產者聯合起來了，而非無產者聯合起來了。全球化進程中的生產者，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者，處于劣勢地位，這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會原本可以與資本家進行博弈，維護勞工權益，但在第三世界的勞動者進入市場參加生產后，工會“討價還價”的能力下降了。因此，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階級矛盾愈加尖銳。而正如老話“外交是國內政治的繼續”，國內政治矛盾的尖銳化必然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對全球化的態度發生改變。目前這一階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出現逆轉、全球產業鏈出現一定調整等態勢都已不可避免。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引起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美國勢必打壓中國。事實上，中國實力越是接近美國，美國打壓中國的力度就會越強。由此，班農等人提出，“要把中國從全球產業鏈中踢出去”。目前來看，美國統治集團打壓中國的理念已經根深蒂固。美國的生產者、資本家有各自的利益，政客是否能實現生產者與資本家的各自利益尚不確定，但僅就美國政客而言，其抑制中國發展的勢頭不可避免。
從產業鏈自身的技術性角度來看，產業鏈越長、越細，越能提高生產效率，但與此同時風險也大大增加。理論上，應該可以通過研究確定產業鏈的最優強度，即在受制于一系列條件的情況下，如何形成產出和風險的最優組合，實現效率最大化。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理論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全球產業鏈鏈條較長，牽一發而動全身，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將會導致所有環節停止運作。新冠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沖擊，實際上就是全球產業鏈本身的技術性問題，并不涉及“脫鉤”等問題。曾有外國學者指出，近年來全球的橡膠手套都在一個地區生產，這非常危險，因為一旦這個產地出了問題，全球的外科手術都將無法進行。這位外國學者建議，需對全球產業鏈結構進行調整，不應將全球產業鏈伸得過長。這位外國學者的言論并未在當時引起廣泛注意，但目前來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實問題。
減少生產一個產品的細化環節，就可以減少該產品出現問題的概率。因為如果每一個環節出現問題的概率相同，那么生產環節越多，整個產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必須優化全球產業鏈的結構，達到一定平衡。
中國仍需警惕美國的打壓政策
特朗普政府是一屆無賴政府，為了選票不擇手段。蓬佩奧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出“we lie， we cheat， we steal”的言論，足以說明問題。對此，中國仍需保持高度警惕。雖然這種無賴和危險不是美國的常態，但由于中美之間實力差距不斷縮小，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又出現了比較文明、講理的美國政府，其仍然不會放棄打壓中國的政策，無非是方式方法可能會有所變化。中美之間的競爭與矛盾將會長期存在，直至“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得到解決。因此，中國不能心存僥幸、抱有幻想，要盡量爭取最好的結果。
另一方面，中美經濟合作已經進行了40多年，雙方都進行了大量投資。我不太同意將中美關系形容為“夫妻關系”這種說法，但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經共同生活了40年，財產其實都分不清楚了，所以“離婚”成本很高，雙方的脫鉤成本很高，不僅對中國如此，對美國特別是其商界、經濟金融界更是如此。這種情況給中國提供了調整的時間。
總而言之，美國商界、金融界的許多人都是中國可以爭取的朋友，他們大部分人是不想同中國脫鉤的，中國必須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但是我有一點沒有信心，美國政治家的這些妄想癥是否會向美國企業家的利潤最大化意愿屈服。
研究產業鏈應把握形勢、細化角度
第一，要對全球化逆轉的趨勢形成清晰判斷。正如潮起潮落斗轉星移，全球化過程不會終結，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F在是潮落的階段，中國應該做好相應準備。
第二，研究產業鏈問題必須充分考慮地緣政治因素。我最擔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寧可自傷一千也要殺敵一百。一個理性政府不應該這么做，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假定這是個理性的政府。對于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徑，中方可以學習華為的對策，極早準備“備胎”，從而立于不敗之地。
對于一般企業，應使其自行確定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并自行決定去留，產業鏈上的參與者應視自身情況進行調整或轉移。應該讓市場發揮更大的調配作用，沒有必要過多強求，這樣可以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形成最為自然的結果。但對于5G等非常重要的產業鏈，一定要確保產業鏈完整通暢，不能因美國破壞而中斷。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應該傾全國之力加以支持。
第三，我國尤其需要加強基礎學科研究。我國的技術力量儲備不夠強大，在基礎研究方面還差得很遠。我們一度批判“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但我認為這個說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時，我國應堅持自主創新、堅持產業政策。但目前我國產業政策存在問題，亟需改進，應向先進經驗學習。
第四，我國產業鏈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不夠具體化。對于產業鏈的調整，應盡量讓產業鏈的終端靠近國際市場，把更多的產業環節放在國內，同時發展中日韓、中國—東盟、中國—東歐等區域性產業鏈。但上述建議都是非常原則性的，未來的產業鏈研究應更為具體化，與實際聯系更為密切。
汽車、飛機、半導體、集成電路、精密機床等不同產業鏈具有極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加強所謂“解剖一個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產業鏈之間的差異性，找到每一個產業鏈的核心癥結，探究產業鏈結構調整、轉移的規律，實現每個產業鏈的可持續。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責任編輯：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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