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國內外關于競爭力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但由于對“競爭力”這一基本概念本身就存在著理解差異，所以相關研究難以形成一致的理論框架和結論也就不足為奇。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營報社社長金碚研究員著，廣東經濟出版社于2003年5月出版的《競爭力經濟學》，某種意義上終結了這一局面。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佳貴所說，“字字讀來皆是血”，這部心血凝結之作毫無意外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如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以及近期頒發的出版行業最高政府獎——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五年以來，超越這一著作的相關研究尚未出現。而其進行的企業競爭力的研究也日益成為學界和企業界關心的熱點問題，近期，本報記者專訪了金碚。

　　競爭力的研究應該是開放的

　　《中國經營報》：《競爭力經濟學》這本書獲得了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和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當初你做競爭力研究的初衷是什么？這本書的成果給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研究帶來了什么樣新的理念？

　　金碚：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研究競爭力的問題，這剛好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同步的，那時國內對競爭力還沒有什么概念。中國1992年開始明確了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國的企業要面臨競爭，而對外開放就意味著面臨著國際競爭，所以我們就申報了當時社會科學院的一個重大課題“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研究”，于1995年出了第一本書《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當時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后來還獲得了“中國圖書獎”。

　　客觀地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競爭力是不太容易的，因為它同經濟學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是不完全一致的。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試圖用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和研究企業競爭力問題，經濟學在實踐中承認企業是異質的，但在學科研究上卻只能假定企業是同質的——企業在現實行為中都是赤裸裸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是沒有民族、文化特點的，如果沒有這個假定，則整個體系不成立。這同管理學恰恰相反，管理學家和研究現實經濟的人是假定人與人是不一樣的，同理，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的戰略、策略理論也是完全不同的。經濟學中的博弈論是假定企業之間是完全一樣的前提下最終的博弈結果，管理學認為每個企業的策略理念是各異的。所以一旦接觸到競爭力問題，從學科上是需要有重大突破的，如果不突破這個東西，就很難用經濟學來解釋和研究競爭力。

　　我認為，對企業競爭力的研究實際上不僅僅局限于用經濟學的方法，經濟學學科的工具不足以全部解釋競爭力，所以最后的企業競爭力的研究應該是開放的，以經濟學為立足點，但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學，而是延伸到企業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的層面，這實際上已經突破了經濟學關于企業是同質的基本假定了。當經濟學拓展到企業管理經濟學的時候，實際上是用微觀經濟學的方法深入到企業內部。因為經濟學的理論是假定最小的單元是人和企業，相當于最小的細胞。微觀經濟學不研究企業的內部，認為企業的行為是一樣的，但管理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去研究這個細胞里面的東西，這就是企業競爭力經濟學了。所以企業競爭力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是經濟學的一個延伸，也突破了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定。因為一深入到企業內部就一定會涉及到文化層面，這就同國際上研究企業競爭力的思路結合在了一起。

　　《中國經營報》：目前，企業競爭力的研究對中國的企業意味著什么？

　　金碚：對于企業來講，中國市場經濟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現在越來越重要的問題就是“競爭力來源于競爭”，從鄧小平提出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就相信競爭力的增強是必須要通過競爭來實現的。在競爭的過程中我們充分發掘微觀經濟主體的最強大活力，將每個人最大的努力都調動起來，這是中國人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間逐步認識的，特別是到今天，競爭力的研究對于當前和將來中國要走的路都非常有指導意義。

　　中國要正確選擇競爭路徑

　　《中國經營報》這本書出版已經將近五年，五年中，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出現了哪些明顯的變化？全球化的高速進程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短短幾年的時間，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中國的企業如何應付這種快速的轉變？

　　金碚：經濟發展是要有代價的，競爭是要付出代價的，五年以來中國的國情在發生變化，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來源正在發生變化。五年前中國剛從計劃經濟逐漸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時候，總體來講企業都比較弱小，我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調動所有的低價格資源來進行成本競爭，沒有別的辦法，企業面對的是一個能否生存下來的問題。

　　發展到今天，中國的經濟進入到一個各種成本要素價格上漲的局面，怎樣保持和進一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呢？成熟經濟中的一些問題隨之也開始顯現在我們面前了。在國際激烈競爭的環境中我們處理土地、環境、資源、勞工報酬等問題，大概有兩條路來實現：第一，可以靠國家意志來實現，這就是不經過競爭，通過國家直接分配資源的辦法，通過國家來規定微觀主體行為的辦法來實現；第二，就是通過市場邏輯來實現。

　　我們不能說中國的競爭力已經強到可以弱化競爭的時期了，歐洲有一段時間認為自己的競爭力很強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隨之出臺，可是沒有想到碰到了崇尚高度競爭的美國，歐洲現在在全球競爭上顯然處于弱勢。因此，一切美好的愿望都要在競爭中實現，這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給我們的深刻教訓，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猶豫的。

　　但是，在實現競爭的路徑選擇上，現在看起來還處于摸索階段。中國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是選擇構造更加公平、更加勢均力敵的競爭格局來實現我們的各項發展目標呢？還是更多地依賴于國家的管制和壟斷企業的行為來實現呢？后者因為將有限的資源配給于壟斷型的企業而在短期內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們要考慮清楚，是準備構造大型的寡頭企業的產業結構來獲取中國長遠的競爭力，還是相信需要更多的競爭者？美國相信的是后者，他們有了更大的企業，這就是相信企業之間競爭的結果。中國各個行業都面臨這樣的選擇，現在在一個選擇的十字路口。

　　目前，推動企業競爭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中國很多問題是和政府的行為相關的。拿各界最為關注的醫療問題來說，多年來國家構造了一個不公平的醫療競爭產業結構，將更多的資源給了市場競爭中的優勢者三甲醫院，導致看病難、看病貴，不能為民眾提供有效的服務。教育產業也是這樣，大家都想競爭能夠上像清華、北大這樣擁有更多資源的大學。所以要求各地不辦重點中學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國家政策構造出的必然結果。且不論對錯，但一個什么樣的格局來使我們的企業競爭力更強是需要選擇的。現在從指標上看壟斷型的大企業都很好，但是通過這樣的格局、通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能夠長期保持中國的競爭力嗎？

　　《中國經營報》：中國現在必須要做出正確的選擇，隨著全球化對各個國家的影響，現在中國在國家競爭戰略上或者企業競爭戰略上失誤的話，需要付出的代價將會很大。

　　金碚：現在的國際舞臺是巨人競爭的時代，選擇什么樣的發展策略付出的代價遠遠不同。韓國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政策轉型的，之前韓國政府支持的是大企業，付出的代價是面對19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發現這些大企業缺乏真正的競爭力；日本也是這樣，日本在構造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輝煌的同時，政府保護和扶持大企業的做法導致了日本經濟產業結構的二元化。一部分國家保護的行業非常落后，如金融、化工等，一些沒有受國家保護的諸如電子、家電、汽車反而發展起來了。國家沒有保護的企業通過競爭壯大了起來后，拖累經濟的是“另外一個被保護的日本”，以致付出了十多年經濟衰退的代價。所以從長遠來看，要培育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還是需要競爭——競爭是競爭力的根源，競爭力來源于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