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晉商熱”使“票號”為人熟知。其實，大約產生于明代嘉靖年間以存取、放貸款為主要業務的“銀號”(也稱錢莊)，要比票號產生早得多。明、清北京一直是都城，長期是政治中心，商業也十分繁榮，因此銀號業非常發達。

　　存取款、放貸款這種金融業本質上是主客雙方彼此的信用。唯其如此，金融業又給不講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賺大錢”(其實叫“騙大錢”更準確)的機會。一些銀號經不起巨大的利益誘惑，欺詐騙錢之事時有發生，為此，清政府對經營錢鋪的商人原則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結”的要求，以防奸商“關鋪潛逃”。當時京城生活指南手冊性書籍、主要為外省暫居京城的行旅客商之需而編纂的《都門紀略》就提醒說：“京師錢鋪，時常關閉�？蜕虛Q錢，無論錢鋪在大街小巷與門面大小、字號新舊，必須打聽錢鋪虛實。不然，今晚換銀，明日閉門逃走，所開錢帖，盡成廢紙�！�

　　然而，在這種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金融業競爭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這“四大恒”卻是赫赫有名的幾百年老店，被稱為“都中錢肆巨擘”。這“四大恒”都在東四牌樓附近，據 《舊京瑣記》記載：“官府來往存款及九城富戶顯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為榮。時有頭戴‘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踩‘內聯升 ’、腰纏‘四大恒’之說”。“四大恒”開出的銀票成了京城最受歡迎、最體面的硬通貨。雖然近代銀行業的興起使傳統的銀號逐漸萎縮，但那種講求信譽、以誠信為本的經營之道，還是令人欽佩的。從近人齊如山《北平懷舊》中記載的一則史實，便可略窺一斑。“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銀號關門歇業了，但他有許多銀票在外邊流通著，一時收不回來。彼時沒有報紙，無處登廣告，只有用梅紅紙半張，印明該號已歇業，所有銀票，請去兌現等字樣，在大道及各城鎮中貼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許多票子，未能回來，但為信用必須候人來兌，等了一年多，還有許多未回，不得已在東四牌樓西邊路北，租了一間門面房，掛上了一個錢幌子，不做生意，專等候人來兌現。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緒庚子才關門”。

　　同治末年是19世紀70年代中期，光緒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約四分之一世紀，直到義和團進京、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京城大亂、遇到這種“不可抗拒外力”時才關門走人。筆者工作單位緊鄰東四牌樓附近，現在每每路過這里，不免遐想那間為兌現租了二十多年的“門面房”究竟是否還在這里？可還有如此“信用”近癡的商家？喪失已久的誠信之魂，還招得回來嗎？

　　如果招不回誠信之魂，在誠信嚴重匱乏情況下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確實困難重重。因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信用經濟。在市場經濟早期，市場、交易范圍狹小，大多是熟人之間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甚至“以貨易貨”的“即時完成”，欺詐不易發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易范圍不斷擴大，從地方擴大到國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間發生，“交”與“易”很難即時完成。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也只能是信用經濟。如果大家都不講誠信，不講信用，收款不付貨或收貨不付款，交易鏈條立即斷裂，市場隨之崩潰。由此觀之，當一個社會連熟人都要欺騙、以至產生了“殺熟”這一專有名詞時，足證誠信缺失已到何種程度。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