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公共空間”是外來的概念，但“公共空間”卻不完全是外來的。村頭的大樹下，井口旁，場院中；城鎮的集市廟會，街頭巷尾，茶樓酒肆……往往是升斗小民自然而然的聚會場所，雖然所談大多是生老病死、年景收成、家長里短、男男女女、流言蜚語，但這畢竟是平民百姓間的信息交流，而且，間或也會有些許關于社區、甚至“天下大事”的話題，所以在某些“敏感時期”這里那里才會貼有“莫談國事”的條子，提醒人切莫自招禍害。

　　不過，在傳統中國，公共空間畢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覺”。如中國的園林可謂歷史悠久美不勝收，但不是皇家園林就是私家花園，從無“公園”；奇禽異獸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從無公共 “動物園”；中國歷來不乏嗜書如命的藏書家，幾大藏書樓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談，但不是皇家館閣就是私人藏書樓，從無公共“圖書館”；文物古董從來是文人學士的雅好，好古博雅者甚眾，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從無公共“博物館”；從來只有傳抄朝中詔令章奏的官辦“邸報”，從無現代意義上公開傳遞信息的報紙。而這類“公共”，都是在西學東漸影響下，非常晚近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使我們的“公共空間”得到不小的擴展，可謂“獲益匪淺”。

　　公園首先于1868年出現在上海的租界，名為 “公家花園”(幾十年后才定名為“公園”)，使國人對這類“公共”有初步認識。戊戌維新時期，一些維新社團為傳播西學而設立各類向公眾開放的藏書樓或報刊閱覽室，是為圖書館的雛型。1905年實業家張騫在家鄉南通設立博物館，成為近代中國博物館的嚆矢。但這種“空間”的大規模興辦擴展，還在官方提倡之后。清廷為“預備立憲”于1905年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歐洲“考察政治”，在他們回國后呈送的奏折中不僅有“政治”，而且還對歐洲諸國的這類公共設施贊不絕口。他們坦承，開始還認為這只是 “歐美風俗所趨，未必有關政俗”，后來才知這些是“專為導民而設”，“無不具有深心”，“良法美意，為中國所宜行。”所以他們詳細介紹了所見歐洲諸國的圖書館、博物院、萬牲園、公園，而后嘆曰：“中國以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實羞之”，盼朝廷“敕下學部、警部，先就京師首善之區，次第籌辦，為天下倡。妥定規畫之方、管理之法。飭各省督撫量為興辦，亦先就省會繁盛處所，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日遂，共優游于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之治功，實非淺鮮”。此后圖書館、公園在國中開始不斷出現 (第一家官辦博物館則在民元之后)，終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近代報紙在近代中國的產生，意義或許更深，更遠，有必要細說一下。

　　從19世紀初起，一些西方人就在中國周邊和境內廣東等地創辦了一些以中國人為讀者對象的中外文報刊，鴉片戰爭時，林則徐就是利用這些報刊來了解西方情況的，可作為國人對報刊重要性初步認識的標志。鴉片戰爭后，外人在華所辦中、外文報刊猛增，中國人也在香港先后創辦了《中外新報》和《華字日報》，是為中國報業的開端，1872年創辦的《申報》更是一紙風行，各種小報亦隨之興起，確是新的文化景觀。報刊亦日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時言所說，幾十年間“報館如林，后先繼起，而議論漸求其宏富，事跡爭尚夫新奇。各省風行，幾如布帛粟菽之不可一日缺。”

　　維新時期，一些維新之士更是不斷著文，反復闡述報刊對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維新派在1896年創辦的《時務報》成為中國政論報刊的先聲，主筆梁啟超以“常帶感情”的筆鋒吸引、喚醒了無數的讀者。在創刊號發表的 《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一文中，梁啟超認為國之強弱在于“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報刊是一國之耳目喉舌，無此便是 “廢疾”，“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雖然維新運動不久便歸失敗，所有的維新報刊均被停辦，但報刊有如此大的政論作用卻首次為萬眾矚目，隨即掀起了新一輪創辦政論刊物的熱潮，對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后由前清巡撫程德全任部長的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于1912年3月4日頒布《民國暫行報律》，對報刊管束甚嚴，立即引起新聞界強烈抗議，辛亥革命元勛之一章太炎也撰文厲聲譴責。幾天后，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便順應民意于3月9日發表 《令內務部取消暫行報律文》，曰：“該部所布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后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政，復見于今，甚無謂者。”此次“報律風潮”表明，雖只短短幾十年，中國新聞界對自己的權利已經相當“自覺”。

　　從近代直到現在，不斷有人說西方文明只是“物質文明”，而中國傳統卻一直是“精神文明”。但如果面對現實，真不知此話怎講。怎能將一個沒有報紙、公園、公共圖書館、公共博物館甚至許多城市沒有公共廁所 (當時的北京就沒有公廁，“京師首善之區”尚且如此，遑論其他)的國度說成是世界“精神文明”之冠，而將創立這些公共設施的地方說成沒有精神文明而只有“物質文明”呢？這種觀點實際將“文明”僅定義為圣賢經典中的“純文本”的說教，而無視具體日常生活中是否“文明”。其實，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最主要的標準不是其圣賢經典中的“語錄”，而恰恰是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日常器物。

　　因此，公共空間的擴展程度，也可說是文明的進展程度。公共空間在近代中國的擴展與自覺，使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意義不菲。但公共空間的維持并不容易，如綠地被毀、馬路被占、言路受阻等時有發生。因此，對公共空間的悉心維護與奮力拓展，既是每個公民的權利，更是義務與責任。

　　其實，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最主要的標準不是其圣賢經典中的“語錄”，而恰恰是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日常器物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