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可以說是改革的開篇語。鄧小平提出，“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經濟管理權，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等方面給予省、市、區更多的自主權。因此，放權讓利成為早期改革的主要措施，而財政方面則是重點。

　　1980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政管理體制的通知》，這是改革以來財政體制的第一次重大調整，但是，從內容來看，它與改革之前的財政體制調整并沒有太大的區別。1951年以來的財政體制，雖然經歷多次改變，但主要特征基本上都可以用“劃分收支”、“分級包干”來概括，調整的只是分成方式和比例。

　　所謂“劃分收支”，可以形象地稱為“分灶吃飯”，是指按照隸屬關系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支，中央所屬單位(企業、事業、機關)所需的投資和費用歸中央財政支出，地方所屬單位所需的投資和費用歸地方財政支出；與此相應，中央所屬企業收入歸中央，地方所屬企業收入歸地方。除了劃分企業方面的收支，中央和地方還要劃分各項稅收，一些稅種收入歸中央，一些稅種收入歸地方，有些時期還將一些稅種收入作為中央和地方的調劑收入，當地方支出超過其固定收入時，調劑收入部分或全部劃給地方。按照1980年的規定，關稅劃給中央，工商稅作為調劑收入，其他稅種則劃給地方。

　　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地區，需按一定比例將一部分財政收入上繳中央；地方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區，中央則按一定比例補助。地方完成上繳之后，剩下都是自己的，結余作為機動財力，可以自行安排使用，這就是“包干”，也可以稱為“收入分成”。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成比例有很多種確定方法，比如總額分成、分類分成、超出分成、增收分成、固定比例留成，改革之前，中央不斷調整分成方法和比例，改變地方的機動財力。1980年實行的可以說是分類分成，地方收入和調劑收入的分成比例不同，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按一定比例將一部分地方收入上繳，調劑收入的分成比例為零；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區，則獲得全部地方收入，還可以按一定比例分得一部分調劑收入。分成比例或者說“包干系數”以1979年財政收支預計執行數作為基數，通過計算得出，原則上一定五年不變。

　　1984年的工商稅制改革和第二步利改稅，使得財政收支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當五年期限結束時，1985年又做出了重大調整，國務院發布《關于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的通知》。這次調整的特別之處是加入了“劃分稅種”，此前的體制可以說是“分成制”，此后則朝著“分稅制”的方向發展。但1985年的實質改變不多，基本框架仍然是“分灶吃飯”和“分級包干”，主要的改變是做了一些替換，比如企業所得稅代替企業收入，共享收入代替了調劑收入。在分成方式上，本來是要采取分類分成，但因為稅制改革帶來了較為復雜的情況，因此決定暫時實行總額分成，地方收入和共享收入加在一起，同地方財政支出掛鉤，確定一個分成比例。

　　1988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地方實行財政包干辦法的決定》，對分成方式做出調整，對3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采取不同的分成方式，包括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干、定額上解，對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區，則實行定額補助。相比分類分成，這些分成方式對中央收入較為不利，再加上國營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紛紛下放地方，因此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

　　為了改變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的局面，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國務院在1993年底發布《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2002年又進行了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除少數特殊行業或企業外，對其他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收入實行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享，基本改變了按照隸屬關系劃分收支的做法。同時，也不再進行“收入分成”或“分級包干”，但為了照顧地方既得利益，對地方進行稅收返還。分稅制的目標是根據權利和責任相對應的原則(事權和財權相匹配)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稅種，1994年和2002年的改革改變了按隸屬關系和比例劃分財政收入(財權)的做法，但在支出責任(事權)的劃分上，仍然不夠清晰，有按照隸屬關系劃分的痕跡。進一步明確支出責任，以及以此為基礎重新劃分稅種，應當是今后財政改革的方向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