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日本站站長 蔡成平(微博)

　　“抵制日貨”再次風生水起，但抵制成功的前提是存在替代品，當前中國并不具備“抵制日貨”的底氣。在全球產業鏈中，日本仍占據鏈主地位，而中國仍處于最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魯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言，“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的‘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于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隨著中日釣魚島主權紛爭的不斷升級，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抵制日貨”運動再次風生水起。19日，呼吁“抵制日貨”的帖子在微博上瘋傳，很多人@我，希望發表下看法。

　　于是，19日下午我發了一條微博：“抵制日貨者的‘愛國’之情或可理解，但愚蠢的是忽視了中日經濟是‘相互依存’。日本經濟需依賴中國的市場和勞動力，中國經濟也高度依賴日本的技術和資本，今后20年內，中國對日本的依賴程度只會越來越高。抵制日貨大多數情況下會異化為抵制自己的同胞，下場只有一個：傷敵一百，自損一千”。

　　這自然引來了毀譽參半的評論，有人認為“抵制日貨需先抵制蠢貨”，有人則稱“日本是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別給小日本提氣了，日本只是個小島國”。

　　19日晚，幾位百萬粉絲級的微博大牛給筆者發來了私信，內容是一條呼吁：“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現排最前，特別是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若中國人一個月不買日貨，日本將有數千家企業面臨破產，若六個月不買日貨，日本將有一半人失業，若一年不買日貨，日本經濟將徹底瓦解！”

　　有的大牛還很客氣，不忘在私信末尾加上句“供您參考”。但說實話，“參考”完之后，可以用兩個字形容讀后感：無語。果然，在“愛國”這件當前中國最不需要付任何成本就能賺盡吆喝的事面前，不管是大V還是小號，很多人的態度都像極了戰前的日媒，“對內或許尚能爭爭民權，對外就徹底地只剩下一個聲音了”。

　　事實上，自從1908年因“二辰丸”案，廣東掀起近代第一場“抵制日貨”浪潮至今，中國抵制日貨已一百多年了。這一百多年來，如何看待“抵制日貨”，中國一直意見分歧，時至今日亦然。

　　原外交官吳建民認為，“有些人主張抵制日貨，但全球化進行到今天，索尼產品95%是中國制造，抵制日貨豈不愚蠢嗎？”這或許代表了很多反對“抵制日貨”者的意見。

　　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則認為，“抵制日貨應把握分寸”，因為 “從日本進口的大部分產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貨源，不少產品甚至目前完全沒有替代貨源”，“在這種情況下，抵制這部分進口日貨，必然讓我們自己的產業、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業蒙受重創”。

　　《環球時報》早前的一篇社評則主張，中國應和日本打“連環反擊戰”，因為“它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損失不會比日本社會的損失更大。中國對日本經濟的依賴度越來越小于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日本技術的優勢，遭到中國市場優勢的平衡，而且市場作為報復工具，比技術工具更容易立竿見影”、“中國整體上蒸蒸日上，日本經濟相對萎縮，兩國角力，中方在士氣上后勁更足”。

　　那么，事實上如何呢？筆者認為，正如襁褓中的嬰兒無法斷奶一樣，當前中國根本不具備“抵制日貨”的能力。

　　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正在走日本的老路。然而，筆者深感，中國在看待日本時只重視了其“教訓”，而忽視了其“經驗”。中國正在走的是日本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瘋狂的那一段，1955年至1970年“黃金十五年”的經驗，卻鮮有人提及。

　　實際上，日本正是在那15年間，奠定了支撐國家發展的兩大基石。一是在“產業立國”路線下，奠定了強大的產業基礎，催生了一批世界級名企；二是完善了社保，形成中產階級占絕對主流的“一億總中流社會”，橄欖型結構保證了社會高度穩定。

　　因此，說中國與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恐怕都不確切。GDP超越日本就更不值得炫耀了，正如日本不動產金融工學學會會長川口有一郎對話新浪財經時所言，“剝除房地產、股市存在的泡沫后，一個國家的經濟還能剩下什么，才是一國真正實力的體現”。

　　中國自1992年“南巡講話”以來，從統計上看，的確處于“高增長期”，但幾乎沒有領先世界的技術革新，也沒有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國的產業基礎依然脆弱，橄欖型社會結構更是遙遙無期。同為“高增長期”，但中日差異甚大。

　　在中日經濟互相依存方面，實際上很難衡量誰更需要對方。若沒有了中國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日企將蒙受巨大損失，將不得不花更大成本轉戰東南亞、印度、南美甚至非洲等；若沒有日本技術，中國的多數產業也將無法開動機器。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將中日間合作模式——“離岸生產”，視為推平世界的推土機。

　　在全球產業鏈中，日本仍占據鏈主地位，扮演基礎零配件生產基地的角色，這種布局讓日本在信息電子、鋼鐵、汽車等多個產業擁有可怕的話語權。

　　龐大的財團模式讓外界難以了解日企海外擴張的詳情，中國數萬家日企的背后，究竟集結著多少資本和技術力量，目前尚未看到令人信服的數據和研究。

　　就拿東風日產、廣汽本田而言，國產化率號稱達90%，但剩下的10%皆為關鍵性零部件和核心技術，缺少任何一個，生產的汽車都無法合格出廠。在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歐美尋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依賴日本。在電子控制元件、電子控制模塊以及自動變速器三大關鍵汽車零部件上，日本幾乎壟斷了全球供應，連歐美系車商都不得不依賴日本制造。

　　在半導體、微芯片、發動機控件、ABS、安全氣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也保持絕對優勢。為防止技術流失，這些零部件的生產基地幾乎全部在日本國內，在日本大地震后，生產這些零部件的企業停產造成供應緊張，曾將整個全球產業鏈推向斷鏈的邊緣。

　　那么，中國呢？可以說，雖然GDP已成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產業鏈中仍處于最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扮演著打工仔角色，而非發包方。拉動中國GDP增長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核心零部件—中國組裝加工—全球銷售”這一模式。而且，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和中國產業升級過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會傷害中國自身持續發展的潛力。

　　的確，在歷史上不乏成功的經濟抵制運動，例如1940年代甘地發起的抵制英國紡織品的運動，但成功前提是有替代品，作為連居民身份證都由日本富士施樂生產的國家的國民，“抵制日貨”的底氣在哪里呢？

　　2005年，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毫不客氣地宣稱，“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他尖銳地指出，“中國要謀求經濟長期增長，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科研和開發。但目前的中國既沒有這個基礎，也缺乏這方面的遠見，只能購買日本專利，引進日本技術。隨著經濟不斷增長，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加強而不會越來越削弱，這意味著日本將越來越有能力在經濟上控制中國”。

　　面對如此的“挑釁”言論，中國需要的是“抵制日貨”嗎？魯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言，“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的‘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于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魯迅90年前的言論，可為當下中國鑒乎？

　　本文來自于新浪財經原創專欄集《全球新聞眼》如需轉載請務必標明文章來源和欄目鏈接，歡迎媒體洽談落地合作。意見建議請@全球新聞眼2012 (微博)

　　(本文作者介紹：新浪財經日本站站長，畢業于早稻田大學，著有《柳井正與優衣庫》。)

　　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新浪財經使用，請勿轉載。所發表言論不代表本站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