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買車、求牌無門，北京2萬新增配額能精準“拯救”無車家庭嗎？

　　來源：出行一客

　　北京搖號政策迎來新的變化。

　　6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員會發布《關于一次性增發新能源小客車指標配置方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等文件，擬在今年8月，一次性增發2萬個新能源小客車指標，全部向“無車家庭”配置。具體配置辦法總體上與政策優化方案中關于按家庭積分排序配置新能源小客車指標的方案保持一致。根據征求意見修改完善后，將盡快啟動實施，讓2萬個“無車家庭”盡早受益。

　　另外，《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實施細則（修訂征求意見稿）》兩個文件也公開征求意見。根據文件，擬從明年開始，在以個人為單位參加普通指標搖號和新能源指標輪候配置方式的基礎上，增加以“無車家庭”為單位搖號和積分排序的指標配置方式。家庭總積分將作為搖號的中簽倍率，賦予單個“無車家庭”更高中簽機會，積分越高中簽機會越大。

　　“這對于無車家庭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葉盛基在接受出行一客采訪時表示，“但是2萬個指標對于北京市無車家庭來說并不‘解渴’，在指標配額方面，北京市政府可以更加開放和大膽一些。”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汽車步入了尋常百姓家。隨著消費者對汽車社會認知的增加，以家庭為單位擁有配備一輛小汽車的機會，成為很多北京市民的訴求。2019年2月份，有一位北京市民在領導留言板上這樣寫道；“我參加北京小汽車搖號已經7年了，但一直都沒有中簽，我的父母包括我和我妻子名下都沒有車，政府是否可以在搖號上出臺一些政策讓我們這些有需求的市民買上車？”

　　然而，京牌久搖不中是所有在京購車人共同的焦慮。根據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辦公室公布的今年第二期搖號結果顯示，經測算，約有2898人搶一個指標，中簽難度再創歷史新高。此外，2020年54200個個人新能源指標已在首期用盡，按照現行規則測算，新申請者或將繼續輪候9年。

　　雖然“一牌難求”，但是北京市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仍非常嚴峻。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北京市自春節假期以來延遲恢復尾號限行。但是根據5月交通擁堵狀況，自6月1日起，北京市恢復了機動車尾號限行。

　　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認為，此次搖號新政給無車家庭帶來一些希望，可以一定程度滿足無車家庭購車需求，但是后面政策應該繼續跟進并給與更多支持。“這可能只是個概念性的安慰，目前北京市至少有200萬個無車家庭去搶2萬個指標，應該是一件比較辛苦的事，后續實施效果仍需觀察。”崔東樹稱。

　　如何精準定位“無車家庭”？

　　事實上，自2012年起，北京小客車調控部門就針對“以家庭為單位”搖號相關的方案開展了一系列專題研究，但因為一些問題認為暫不具備實施條件：一是家庭的定義難以界定，戶籍信息難以作為界定家庭的有效依據；二是婚姻登記情況復雜、歷史數據不全，審核條件尚不完備；三是針對外埠、港澳臺、涉外登記結婚的情況，信息備案或公證的法律依據和法律效力有待進一步論證；四是開展“以家庭為單位搖號”工作，可能引發虛假婚姻登記等現象。

　　長時間以來，北京市交通委對解決無車家庭的搖號問題做了深化研究。今年1月11日舉辦的北京兩會政務咨詢會上，北京市交通委員會新聞發言人容軍表示，接下來的搖號研究方向將會更加人性化也更加貼合民意，尤其是北京市內無車家庭，北京交通委會更加關注。

　　但是如何精準定位家庭人數，更加公允地把號牌分配到“無車家庭”中？彼時，容軍曾提到，交通部門將會和其他部門共同研討，通過個人信用、公告等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有年輕的兩口家庭，也有四世同堂家庭。面對這樣的問題，政策會更加關注人口居多的家庭，更加照顧這樣的家庭，以保證正常出行和用車需求。”容軍稱，“當然這個措施的執行難度也較大，還要結合大數據等各方面，為的是確保無車家庭的精準度。希望指標的發放能夠讓一大家子收益，而不是讓百姓覺得政策的不人性化。”

　　對于此次新政的發布，北京市交通委員會表示，當前，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信息技術在政務服務中的集成創新應用，國家及北京市的人口、婚姻登記和車輛管理等不同部門間的數據融合共享不斷深入，以家庭為單位配置指標具備了技術和數據基礎。

　　不過，在崔東樹看來，目前新技術的發展給“無車家庭”分配號牌提供了一定基礎，但是想要從客觀上達到“精準定位”仍是一件頗有難度的事情。“比如如何定位一個三代同堂家庭的人數，就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還有是否三代同堂的家庭就一定比兩口之家更需要車牌？從技術層面來做到精準定位非常困難，只能說會給一部分家庭照顧。”

　　事實上，除了關注無車購車家庭，自小客車數量調控政策實施以來，小客車調控部門不斷完善政策，解決久搖不中問題。例如，將過期未用個人小客車配置指標返回搖號池；增設個人申請有效期，及時剔除不再符合搖號條件的申請人；設置階梯中簽率，給予久搖不中申請人（含持C5駕駛證的殘疾人）高階梯中簽率；設置示范應用新能源，給久搖不中急需用車申請人提供新的選擇；允許符合搖號條件的個人參加市高院組織的司法拍賣等。

　　北京市搖號方案或將起到示范作用

　　汽車限購政策是針對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推出的調控政策，目前已經實施多年。根據目前形勢的發展，市民對于取消限購、增加牌照的“呼聲已久”，同時也成為促進汽車消費的重要手段之一。

　　今年國家有關部門多次釋放了汽車限購“松綁”的信號。其中，2月16日出版的《求是》雜志發表重要文章，強調“要積極穩定汽車等傳統大宗消費，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配額，帶動汽車及相關產品消費”。近幾個月以來，相關部門也多次提出要穩定汽車消費，鼓勵增加限購汽車號牌配額。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徐留平提交《加快破除汽車消費限制，落實促進汽車消費和發展的相關政策》時稱，要加快破除在汽車消費領域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些地方仍然有“不近人情”、“不盡合理”的限行限購要求，需要適當放開，以進一步提振汽車消費。

　　此外，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共北京市昌平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統戰部部長王燕慶則專門針對北京搖號問題提出《關于解決京籍市民購車出行問題的提案》。王燕慶認為，目前北京小客車指標搖號問題主要有四點：1、有的家庭占有多輛京牌車輛；2、有的多個家庭沒有一輛京牌車；3、有些非京籍人員現已不在北京工作，但卻持有京牌車輛。有的人把京牌車輛開回外地老家，長期占有著京牌車輛，影響了京籍家庭的購車指標；有的人把京牌非法出租給在京有需要的人員，給社會穩定造成一定隱患。4、搖號亂象。現在參加搖號人數眾多，原因是無論名下有無京牌，幾乎全家齊上陣參加搖號，有的無需購車，但搖上號后出租車牌，可以賺取一部分利潤，致使急需車輛家庭“搖搖”無期。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王燕慶建議，京籍無車家庭，第一輛車無需搖號，直接分配購車指標，再需購車，必須參加搖號；京籍家庭一戶多京牌者，由于其占有多個公共資源，可按擁有車輛數量的車輛價值階梯性酌情收費；對于非京籍已不在北京工作人員的京牌，理應收回；對于大病、特病特別急需用車的家庭（如透析病人，每周必須跑三次醫院透析者），應給予優先解決，這樣更能體現政府對弱勢群體的關懷。

　　目前，廣州、深圳、天津等部分限購地區已經響應號召，給汽車號牌限額“松綁”，北京市以家庭為單位的搖號方案是否將給其他限購城市起到示范作用？葉盛基認為：“總體來看，《意見稿》可以給無車家庭更多的購車機會，但是此次發放的牌照數量較少，難以對其他限購城市起到較大的拉動和示范作用。”

　　限購是解決交通問題的最優解嗎？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城市汽車保有量開始高速增長。為實現北京市汽車數量合理增長，2010年底北京市出臺了《北京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汽車限購也對城市管理帶來了積極影響。目前來看，限購城市的汽車保有量增長幅度得到一定控制，交通擁堵狀況得到了緩解，汽車市場朝著更加成熟、有序的方向發展。

　　公開數據顯示，北京市實施調控政策以來，僅2011年北京市機動車增長率便由2010年的19.7%下降至3.6%，此后多年北京機動車增長率均維持在3%左右。同時，公安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的5年時間里，北京、深圳、天津、廣州、杭州等限購城市增長速度相對較慢。其中，北京市增長了約60萬輛，深圳和天津則分別增長30多萬輛。

　　除了限行限號，北京市政府也通過多種辦法來解決交通擁堵問題。比如，從2019年11月1日起，北京開始實施“最嚴限行令”：對外地車牌可以進京的天數、次數、區域甚至停車區域都給出了明確規定。根據政策，每輛外地牌照車輛一年中只可辦理12次“進京證”，每次核發的“進京證”最長使用期限為7天。也就是說，外地車輛在北京最多只能行駛84天。

　　不過，北京市目前仍面臨著非常嚴峻的交通壓力問題。《北京市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為636.5萬輛，比上年末增加28.1萬輛。機動車保有量位居全國首位。機動車的高保有量、高頻率使用和高密度聚集，使得北京交通擁堵異常嚴重。

　　從今年5月份以來，隨著復工復產率提升、中小學生陸續返校復課，通勤、通學交通需求日漸旺盛，道路交通壓力持續回升，工作日高峰時段平均交通指數達6.5（中度擁堵），上路車輛和擁堵級別已相當于2019年同期限行情況下的水平。因此，自6月1日起，北京市不得不再次恢復限行限號來管理交通擁堵問題。

　　那么，限行限購是不是解決交通問題的“最優解”？對此，葉盛基分析稱：“相比限購，如何在汽車使用上以及城市建設上做好管理才是解決汽車擁堵以及環境污染的關鍵所在。比如在停車上和城市馬路等基礎設施方面以及在合理引導出行等方面，都可以有更多空間去發揮作用。”

　　除此之外，崔東樹認為，應該分區域進行限號管理。比如增加五環之外的郊區號牌數量，但是進入五環之內需要按時間和路段收費，也可以達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目前來看，對北京、上海等汽車保有量高的城市直接取消汽車限購仍不現實。不過，以家庭為單位搖號等新政的實施，對目前城市交通管理仍具有諸多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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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