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風險下涉外企業需加強把握市場機會能力

人民幣匯率風險下涉外企業需加強把握市場機會能力
2021年06月01日 07:52 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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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美元何以疲軟? 人民幣匯率風險下涉外企業需加強把握市場機會能力

  這一輪美元疲軟的原因是多方面,切忌以“陰謀論”或“割韭菜”來論斷。

  特約作者 王應貴 加拿大蒙特利爾報道

  5月28日,上周五,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收在6.3674,創下了自2018年5月22日以來的最低水平。

  自2020年1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9.11%。同期,美元對歐元、英鎊、加元和澳元分別貶值8.62%、7.43%、7.12%、10.66%,美元指數貶值6.77%,但美元對日元升值1.36%。

  人民幣匯率變化充分體現了市場化定價機制,符合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預期目標。未來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將繼續受市場供求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多重因素影響,雙向波動是常態。

  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進口企業的財務成本,緩解國內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發行美元債券的還本付息壓力,但是對于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更多的是苦澀的滋味。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我國商品貿易順差為5269億美元,2021年1至4月貿易順差達1571億美元。毫無疑問,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國涉外企業必須強化匯率風險意識,主動管理和規避匯率風險。

  多種因素導致美元疲軟

  眾所周知,國際外匯市場是成交量最大、效率最高的金融市場,也是重要的信息交換場所。來自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金融、軍事、自然災害等消息瞬間能影響市場走勢,所以匯率變化的原因已經超出了國別因素,市場參與者必須用全球視野來分析和預判匯率未來的變化方向。

  這一輪美元疲軟的原因是多方面,切忌以“陰謀論”或“割韭菜”來論斷。

  首先,美國疫情大暴發沉重打擊了美元匯率。疫情在世界其它地區暴發初期,美元指數延續了上漲勢頭,美元資產成為全球安全避險資產, 2020年3月20日美元指數收于103.605,為2002年12月26日以來的最高點。美國疫情失控后,外匯市場逐漸對美國經濟失去信心,美元指數跌入下降通道。

  第二,在美國兩黨爭吵不斷時,美聯儲全力救市,新一輪的救市措施和力度使其資產規模由2020年3月4日的4.42萬億美元增加至2021年5月27日的7.98萬億美元。此外,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各項刺激計劃還將陸續出臺(2009年2月奧巴馬總統的經濟刺激計劃僅為7870億美元),外匯市場不得不擔心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隨之而來的高稅收政策。

  第三,由于全球供應鏈紊亂、芯片短缺、保護性關稅、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等原因,全球通脹苗頭已顯現,加拿大、新西蘭等國中央銀行明確表示要改變貨幣政策取向,而美聯儲在4月27日的會議紀要卻沒有透露加息的線路圖,美聯儲所堅持的長期超低利率政策讓美元失去了昔日的光環,境外貨幣對美元的利差優勢導致了國際資金流向海外高收益資產。北向資金近期流入量逐漸放大,我國內地金融市場越來越受到海外資金的偏愛。

  最后,中國經濟已經全面復蘇,但美國經濟還在掙扎,各種經濟刺激方案的實際效果有待進一步觀察與確認。

  提升企業匯率風險管理能力

  隨著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增強,國際經貿來往日益增多,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境內外人民幣外匯交易量激增,境內外人民幣外匯市場發展態勢良好,匯率風險管理工具日趨完善,為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提供了多種便利條件。

  以倫敦為例,2020年10月倫敦人民幣外匯交易量(主要對美元)達到1.86萬億美元,比2019年同期提高了31.36%,其交易產品包括即期交易、遠期交易、無本金交割的遠期交易、外匯掉期、貨幣期權和外匯期權;參與者有做市商大型商業銀行(46.77%)、其他銀行(24.75%)、其它金融機構(25.47%)和非金融機構(3.01%)。

  另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20年10月我國外匯交易量為2.16萬億美元,比2019 年同期增長了11.54%,其中客戶市場占15.76%,銀行間市場占84.34%。隨著人民幣外匯市場發展,企業匯率風險管理能力也應同步增長。

  然而,從結算業務統計看,我國企業對人民幣外匯市場的產品缺乏了解,把握市場機會的能力不強,對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理解不透徹。

  根據2018年1月至2021年4月的客戶外匯買賣月度數據,并參照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和全國進出口貿易月度數據,對比分析發現,我國企業外匯市場的具體操作策略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企業現金管理能力不足,缺乏冷靜思考。最近三年多的時間,美元對人民幣月平均匯率為6.7747,銀行買入外匯(企業賣出美元)與當月出口額的平均比率為83.74%,而賣出外匯(企業買入美元)與當月進口額的平均比率為107.23%。2018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間,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從貶值、升值和貶值過程。在中美貿易摩擦期間,外匯買入和賣出比例沒有多大變化。疫情暴發后,銀行買入外匯的比例激增,但是2020年4月迅速恢復至正常水平;銀行賣出美元的比例激增后回落,于2020年末再次出現彈升,但2021年前四個月比例大幅滑落。疫情期間,銀行買入和賣出比例雙雙激增,說明我國企業失去了對匯率變化的理性思考。

  其次,進出口企業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央行的公開談話缺乏深度解讀,在操作過程中仍采取追漲殺跌策略,未能全盤考慮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穩定預期。在人民幣下跌過程中,國內企業沒有及時調整交易策略,即出口企業應抓住機會賣出美元,而進口企業應該仔細解讀央行負責人的談話和政策聲明而暫緩購買美元;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出口企業應擇機賣出美元,進口企業則應有計劃地購入美元。

  最后,我國企業對人民幣外匯產品缺乏專業了解,常用的交易產品是即期交易(平均占比超過80%),也就是,采取隨行就市的策略,對財務管理缺乏合理規劃;2018年前7個月和2020年9月至今幾個月里,遠期交易占比明顯上升。我國企業較少使用外匯和貨幣掉期、期權產品等復雜產品。國際外匯市場變化難測,我國企業必須主動了解外匯市場,把匯率風險管理納入管理議事日程,并學會合理利用各種產品管理匯率風險。

  人民幣外匯市場發展任重道遠

  盡管人民幣外匯市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境內外人民幣外匯市場發展現狀仍與我國的經濟地位不符。

  我國經濟體量僅次于美國,但是人民幣外匯交易在全球外匯市場中僅占4.3%的份額,名列第八位。我國必須繼續推進人民幣外匯市場建設,為我國金融市場開放提供市場所急需的風險管理工具 。

  首先,著力加強與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建立更加密切的金融合作關系,特別是深化與倫敦這樣等級的離岸人民幣外匯市場中心的業務關系。

  其次,培育和發展多層次的人民幣外匯市場。在岸人民幣外匯市場發展亟需打破銀行同業市場局限,努力開發和服務做市商銀行與大客戶直接交易、國內做市商與國外做市商的跨境交易、零售客戶交易、外匯電子交易平臺、大型基金(包括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公司、證券公司及其它大型機構)交易等細分市場,尤其要關注做市商與中小銀行的交易;主動交易降低交易成本(買賣價差基點),以吸引境內外市場參與者踴躍入市。

  第三,高度重視人民幣外匯和利率衍生品市場發展,豐富匯率風險管理工具。人民幣外匯和利率衍生品的柜臺交易市場應是未來發展重點,即期交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是主流產品,交易渠道建設、風險管理技術和大數據服務是市場發展支點。

  最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需要具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市場基礎設施支持,人民幣外匯指數和利率曲線基準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將會提升人民幣產品的定價效率,國債利率曲線、回購基準利率和上海同業拆借利率等配套產品完善必將提升人民幣匯率市場的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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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唐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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