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12月22日，由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聯合第一創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辦、第一創業債券研究院承辦的“2018中國債券論壇”在北京召開，此次論壇的主題為“開放?包容?創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出席并發表演講。

　　劉世錦表示，“去產能”就是在需求結構減少以后，供給結構也要與之相匹配，“去產能”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穩杠桿”勢在必行。

　　明年經濟增長速度會有所降低，就業從總量上還是可以，杠桿率總體上能穩住。

　　以下為文字實錄：

　　劉世錦：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以及下一步如何通過深化改革來發掘新的增長潛力談一些想法。

　　關于目前經濟形勢，我聽到一些說法，說每年都講不確定性，但是今年的不確定性好像超過以往。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我們描述了未來一年的發展框架，特別是政策方面減少了一些不確定性。大家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今天我想再幫大家減少一些不確定性。從我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們需要一個框架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形勢。對2010年以來到目前為止的整個經濟形勢的分析，簡單的說就是“增長階段的轉換”，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未來的中速增長。在轉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稱其為“中高速”，轉完了、轉定了，就是“中速發展”。

　　在轉換過程中我認為有三組結構性的變化：

　　第一組，也是我們最先看到的需求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我們重要的需求，特別三大需求以及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歷史需求峰值是我本人做研究時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在整個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中，某一種需求數量最大或增長速度最高的那個點，在過去幾年相繼出現。首先，房地產，它的需求最大量大概在2012年左右就已經出現了，基建的歷史需求峰值在最近一兩年也出現了。還有出口，我們最近做研究，中國和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相比，我國出口的最高點也已經過去了。和這些需求相關的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比如煤炭、鋼鐵、鐵礦石、建材等等這些東西，需求最高點也已經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出現以后帶來什么變化呢？整個需求的增速就是朝下走的。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第二組，供給結構的調整，就是去產能使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在新的均衡點上相適應。當需求結構往下走以后，供給結構反應比較慢了，由于以前形成龐大的供給生產能力，于是現在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在過去幾年我們是去產能，去產能解決什么問題？其實就是當需求結構減速以后，供給結構要相應的減速，在一個新的平臺上實現一個新的供求結構的平衡。應該說過去幾年去產能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其中有政府推動的因素，但是我以為更重要的還是市場在起作用。標志性就是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在經歷了54個月的負增長后，2016年9月份以后由負轉正，而且最近兩年大宗商品的價格漲勢還是相當的兇猛，以致我們考慮是否出現了泡沫。去產能還有一個指標是工業企業利潤，經歷一年多的負增長以后，2016年下半年出現了正的增長。我認為去產能也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供給調整的底部也觸到了。

　　第三組，需求結構、供給結構調整后，金融結構的變化勢在必行。最近幾年違約率在提高，包括剛才講的債券的違約率在上升。為什么會發生這些違約？主要的原因是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全部往下走了，原來那么高的增長速度還能保持嗎？那么大的經濟體量還能保持嗎？保持不了，整個金融結構必須發生收縮。如果金融結構跟不上的話，一定得發生變化，這樣就需要去杠桿，首先是穩杠桿，穩住不要明顯向上了。當然，可能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對它的復雜性、長期性估計不足。從國際經驗來看，杠桿率變動是一個長周期變量，所謂穩杠桿、去杠桿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所以，剛才李院長講了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了一個結構性去杠桿。我想首先是穩杠桿，然后再適當地去杠桿，使杠桿率達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水平，這個目標應該還是明確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想特別需要強調的一點，中國杠桿率之所以比較高，背后有一系列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要么杠桿率降不下來，要么一定要降的話就會出問題，特別當GDP增長速度逐步轉向中速增長平臺以后，還要維持一個較高的增長率，可能還會加杠桿。因此，要扭轉這種政績追求或評價體系，要解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問題，還要要解決民營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通道問題。

　　可以說，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大概在2016年的三季度以后基本調整到位，或者初步觸底。我當時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者開始觸底，進入中速增長的平臺。這種變化出現后，從2016年年底到2017年大家變的比較興奮，觸底了會不會反彈？“觸底反彈”又成為2017年、包括2018年最近一段時間一種比較強的期待，于是各種各樣的所謂“新周期”的說法應運而生，但是兩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出現大的反彈了嗎？會不會重返過去高增長的軌道呢？不可能。所以，所謂的觸底，確切的含義就是穩住了，不再明顯的往下走了，而且這個穩住只是初步的，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還會有所下移。2018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做的一個比較大的經濟增長的模型，當時我們預測2018年上半年還可以，下半年以后，隨著基建增長速度的回落，整個增長速度一定是會下行的。現在看來確實如此。

　　2019年，從我們搞研究的角度來說，基本的判斷是兩大需求房地產和基建增速還會有所回落，尋找新的長期均衡點。二是出口，現在中美貿易摩擦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到底談得怎么樣？即使達成某種協議，也應該注意到，前一段時間出口有些透支，另外全球經濟總的來講發展速度比去年低，這樣對整個出口也會有些影響。明年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出口。雖然基建房地產應該是有所回落，但幅度應該不大。總體來講，明年的總需求所帶動的增長速度與今年相比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回落。

　　稍微說遠一點，我們講中速增長平臺，明年還有一個要求，要實現2020年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因此保持一個6.2%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有必要的。但是到2020年以后，整個中速增長平臺的均值或平均增長速度大概在5%-6%之間，或者5%左右。這個平臺如果形成以后，可以維持十年或者更長一段時期。

　　講到這，我想提一下看問題的角度，如何看經濟形勢。很多同志一看增長速度怎么又降低了？是不是中國經濟形勢不好了？最近對下一步經濟形勢看空的比較多，甚至有人用了一些比較激烈、有點聳人聽聞的詞，比如“崩潰”、“坍塌”等等來形容。剛才我講了，中國經濟一定會進入中速增長期。速度回落是正常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2019年應該有一個逐步轉向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的過程。高質量發展可以有6個指標，即就業、風險防控（特別是杠桿率）、企業盈利水平、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性、居民收入、財政收入。如果這6個指標，特別是就業指標還不錯，與其相對應的增長速度，就是一個務實的、可持續的、從長期看也會是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最近我們也在做模型預測，認為明年的增長速度會有所降低，但就業從總量上來講應該還是可以的，雖然可能會發生一些結構性問題；杠桿率總體上來說還是穩得住的，當然更多的還是一些結構性的調整。關于企業盈利，我們認為并不會像有些人講的會出現負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應該說它的走勢還是溫和的，工業企業的盈利水平整體來說還算可以。資源環境的狀況也在改善。居民收入爭取能保持一個適度的增長。財政收入可能地方之間會有較大差異。如果這些指標總體不錯，盡管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但是中國經濟形勢還是好的，它的質量在改善、可持續性在提高，更重要的一點，明年很可能是一個拐點，經濟出現的變化或者狀態可能釋放出不少轉折性信息，今后5-10年大體上會按照這樣一種狀態或者結構發展。所以，明年確實很關鍵，經濟能否轉向中速高質量發展，很多東西可以觀察，或許會有長期意義。這是一個基本的看法。

　　接下來我想再講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下一步增長的動力。過去賴以推動高增長的基建、房地產、出口基本都落地了，下一步中國即使維持一個中速增長，需求量還是很大的。動力從哪里來，我最近的觀點是中國經濟要從“爬高山”轉向“潛洼地”。我們重要領域的需求和一些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達到了歷史峰值，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站到高山上了，但是回頭一看，山底下還有很多洼地。洼地主要兩類，一類是效率洼地，一類是分配洼地。效率洼地就是由于產權保護不到位、市場開放不到位、要素沒有充分的流動，缺少競爭、成本高、效率低的一些領域。這些領域如果充分發展的話，既可以提升效率，也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分配洼地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部分所帶來的問題。收入分配差距總是會存在的，但是過大的部分一定是抑制了一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更重要的是抑制了這部分人的人力資本增長的潛能，把這兩個問題解決好，會有很大的需求和供給。

　　從效率洼地講，我強調“三打”：

　　第一，打通城鄉要素市場的通道。中國經濟在未來至少10-20年，70%以上的經濟增長動能、轉型升級、創新驅動會發生在大都市圈。最近我們又提出“鄉村振興”的概念，這兩件事有沒有關系呢？我認為很有關系。因為我們真正有潛力振興的鄉村很大一部分就在大都市圈內。現在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農民想進城、城里人想下鄉。城里人想到郊區買農民的房子行不行呢？有人也買了，但屬于小產權房，不受法律保護。但是他這個愿望有什么錯嗎？下一步大都市圈里的小城鎮，包括一些中等城市，可能是由現在的農村轉化而來的，只靠農村人來搞建設嗎？城里人能不能去搞建設？所以，下一步一定要打通城鄉之間土地、人員、資金的流動通道。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明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的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進入流轉，只是這么多年沒有落實，或者落實得太慢。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在城鄉之間若能自由流動，中國經濟可以激發出非常大的增長潛力，包括基建和房地產增長的潛力。

　　第二，打破行政性壟斷，主要是一些基礎產業中的行政性壟斷。最近我們特別強調能源、物流、通訊、土地、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過高，有些比美國還高。什么原因？主要還是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行政性壟斷。這件事情講了很多年了，能不能有所突破？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改革重點中提出市場準入，這方面能不能有一個突破，突破了以后中國的五大基礎性成本都有很大的降低潛力，同時可以吸引大量的有效投資。

　　第三，打開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對外對內開放的大門。現在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體育、養老、旅游等等，這些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需求很大，但是供給跟不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對外開放不夠，對內開放更不夠。加快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是帶動對內開放，可以激發出非常大的增長潛能。

　　所以效率洼地需要三個“打”，打通城鄉之間要素流動通道，打破基礎產業中的行政性壟斷，打開服務業特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對外對內開放的大門。

　　從分配洼地來講，我們這方面做文章的力度也要加強。第一個重點，最近幾，中央提出的三大攻堅戰之一是脫貧攻堅戰，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講，對擴大需求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重點，對農民進城以后給他們提供公共服務，特別是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需要引起真正高度的重視。農民為城市發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我們的各種文件對此充分肯定，但是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住房問題能不能解決？公共服務的問題能不能解決？有這方面的研究，如果能解決農民在城里的住房問題，大量的需求可以被激發出來。第三個重點，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積極起來，但重點要調整。與民生相關領域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量還是很大的，應該更多地轉向這些方面。

　　另外，我還想提一點，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講的一點是國資轉社保。現在企業負擔比較重，減稅的呼聲相當高。其實企業現在負擔最重的一塊是“五險一金”，這個缺口到底怎么往上補。一個重要渠道是把國有資本轉向社保基金，在這件事情上，數量和力度都可以加大。在理論上可以證明我們的國有資本中大部分，有些地區可能全部都屬于國有企業職工和全體人民的社保基金。這件事情加快，既能解決社保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提升人力資本。中國貧困的低收入的階層不僅消費有待增加，他們的生存發展條件，教育、醫療、社保、社會流動機會等等更有待提升。為這部分人創造條件，讓他們人力資本成長起來，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之處。如果能把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逐步填起來，中國下一步的增長潛力還是很大的。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