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曉明

　　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世界合作開放共識受到挑戰以及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為增強經濟發展韌性，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2017年以來我國金融對外開放取得明顯進展，并正在進一步提速。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彰顯了我國對金融領域擴大開放的姿態。而隨著我國金融業邁入更深程度的對外開放階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如何把握當下發展機遇，以高水平開放帶動自身深層次改革創新，已成為下一步發展面對的重大課題。

　　把握金融雙向開放機遇是資產管理公司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外部壓力和內部開放動力作用下，2017年以來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進程呈加快和擴大態勢，尤其是保險、證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資產公司”）等非銀金融機構的對外開放明顯加速。2003年原銀監會頒布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規定，中資銀行和資產公司外資單一持股不得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資產公司對外資開放政策可追溯到2018年4月11日，11項金融開放措施第一項就提出，取消銀行和資產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宣布，在2019年年底以前，推出對商業銀行新發起設立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設上限的措施。

　　目前，不良資產市場多元競爭主體中，四大資產公司均已完成股份制改造，信達和華融分別于2013年和2015年登陸港交所，且已引入了境外的戰略投資者，例如信達引入的是瑞銀集團、渣打銀行。截至2018年12月31日，信達的股權結構中只有Oversea Lucky Investment Limited一家外資機構投資者，占比5%；華融的股權結構中有三家外資機構，美國華平投資、巨寶投資、Shining Grand Limited分別占比5.27%、4.39%、0.14%。60余家地方資產公司的股東絕大部分為地方國資。大型銀行設立的市場化債轉股實施機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均為其100%持股的全資子公司。

　　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及國際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從2011年第三季度末開始持續上升，至2019年第一季度末已達到2.16萬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從2013年的9.6萬億元增長至2018年末的14.3萬億元。與此同時，伴隨我國金融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的擴大，外資開始增加對我國不良資產的投資。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披露，2018年在前海交易所完成的跨境不良資產交易約70億元。雖然外資對我國不良資產的投資額還遠不能與國內資產公司相比，但這體現了2016年以來新一輪不良資產處置的市場化及對外資開放的趨勢。與此同時，本輪外資機構本土化程度更高。不少外資機構已在境內設立代表機構，并積極尋求合作伙伴直接參與不良資產市場，更可能通過加大對優質不良資產經營機構的股權投資力度，在對國內不良資產市場進行跟蹤的同時，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由此，作為我國多層次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專注不良資產主業的資產公司也必將受到外資的重新審視。

　　當前，我國正處于不良資產投資特殊機會窗口期，金融領域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在為外資提供進入時機的同時，也將為不良資產行業注入競爭活力。一是進一步促進不良資產的專業化經營和市場化運作，增強不良資產市場交易活力。一方面，歐美等地區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對經濟下行期不良資產的剝離、分拆上市等處置手段更為專業，能夠有效提高問題企業的再生能力；另一方面，對外開放有助于履行競爭中性原則，在不良資產處置手段日益豐富、市場化競爭更加充分的情況下，能夠進一步促進不良資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二是加快資產公司深化改革和創新步伐，提升資產公司整體競爭能力。隨著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加大，通過借鑒外資防范風險的經驗及不同的業務模式，能夠提升資產公司在行業研究、價值增值、團隊建設等方面的能力，并有助于打造新的盈利增長方向，也對提高資產公司競爭力和國際化程度具有重要意義。三是促進不良資產行業制度規則的健全和完善。通過主動學習成熟經濟體的制度建設經驗，使參與不良資產行業的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水平、風險管控及創新發展能力等方面進一步提升。

　　金融開放帶來的挑戰是資產管理公司長期發展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對資產公司而言，金融業對外開放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但挑戰更加嚴峻。從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經驗看，主要商業銀行在引入外資和“走出去”的過程中，在資產規模、盈利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均有了大幅提升，同時外資的進入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主要商業銀行的國有控股地位，并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銀行業的市場化競爭。鑒于大型資產公司已在國內深耕多年，渠道和市場基礎相對都比較牢固，外資進入短期內難以對其形成較大沖擊。因此，資產公司應有充分的信心應對外資的進入。但隨著市場及監管環境的改變，外資競爭優勢有望提升，對資產公司的戰略執行、業務發展、優質客戶拓展及不良資產處置質量等形成長期挑戰。

　　一是外資的純商業化屬性，不利于資產公司作為國有金融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大型資產公司始終將公益性目標和商業性目標相統一，充分發揮化解金融風險和優化資源配置的獨特功能，并以國家戰略為指引，切實服務實體經濟。而外資通常以收益最大化為目標，且國外不良資產投資機構通常以基金的方式，追求超額投資收益。因此，面對資本的逐利性，大型資產公司長期將較難兼顧自身社會功能的發揮。另外，大型資產公司深耕不良資產領域多年，對不良資產行業整體影響較大，部分業務甚至涉及國有銀行信息安全。因此，如何保證不良資產行業金融安全及國家信息安全，是對外資開放大型資產公司帶來的挑戰和問題之一。

　　二是外資股權合作的獲利目的會對資產公司估值產生影響，有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大型資產公司已順利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在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及經營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績，而外資通常以股權合作的手段實現獲利的目的。因此，如放開外資對大型資產公司的持股，由于資源的稀缺性，資產公司的合理估值及定價就需深入研究確定，并要防止由于職責不明發生國有資產流失。

　　三是外資股東與內資股東通常不容易形成協同效應，甚至在管理權和控制權方面存在沖突。引入的外資通常會擁有董事會少量席位，但由于經營理念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外資與資產公司較難形成合力。同時，不良資產行業更多受國內經濟周期的影響，且由于大型資產公司的國有性質與承擔的社會責任，使得外資與資產公司在戰略定位、發展方向、經營策略等方面難免產生分歧與矛盾，不易充分體現雙方股東的資源優勢。

　　四是短期加劇不良資產市場競爭態勢，沖擊現有的市場格局。整體來看，國際專業不良資產處置機構與國內資產公司相比，在市場品牌、資金、價值增值的技術組合及跨周期經營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因此，憑借相對競爭優勢，外資進入不良資產行業，短期內會對資產公司的盈利能力、業務結構等形成沖擊。同時在資產公司現有的激勵機制下，外資進入將引發資產公司人才的流失，不利于經營團隊的穩定。此外，更要關注外資進入對不良資產行業內高質量客戶的爭奪，而這類客戶通常是行業爭奪的焦點及利潤貢獻的主力。對于不良資產這一具有相對高風險特性的行業來說，高質量客戶的數量更為稀缺，競爭的加劇不利于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

　　五是對資產公司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和政策制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并對不良資產的處置質量及依法追索形成挑戰。外資特殊機遇投資機構具有很強的國際性，且外資通過參股的方式介入資產公司，使其在華開展的業務具有交叉性，而我國目前針對資產公司的監管有可能出現監管真空，這就對不良資產行業的監管模式提出了改革要求。此外，外資的進入將對我國不良資產市場帶來一系列新的價值觀念和評價標準，會對不良資產定價及處置質量產生影響。由于不良資產經營過程中涉及廣泛的司法問題，因此，外資進入對不良資產的依法追索提出了更高要求。

　　對資產管理公司對外開放的幾點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資產公司要以此為指引，在漸進可控原則的基礎上“引進來”并“走出去”，更好地支持已經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的實體經濟，這是資產公司對外開放的根本出發點，也是資產公司從規模擴張轉向提質增效的重要契機。

　　一是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把學習國際先進經驗和增強資產公司實力相結合，并相應提升與開放程度相匹配的科學決策能力。在平衡好不良資產行業整體穩定和開放的前提下，按照循序漸進的開放原則，對外資的開放制定合理的界限和比例，培育資產公司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在簡單的“引資”需求外，更加注重獲取國際先進的不良資產經營技術和經驗，促使資產公司提升管理水平，加快改進經營效率和培養專業人才；資產公司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不僅體現在“引進來”，更需在服務實體經濟和服從國家戰略的引領下“走出去”，積極參與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機遇，結合自身業務特點重點布局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但是，擴大不良資產行業的對外開放也是一把“雙刃劍”，開放程度的提高更需資產公司堅持穩健發展、合規管理，具備與開放程度相對應的科學決策能力。

　　二是依據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各競爭主體的功能和作用，對不同類型的資產公司實施差異化的開放策略。當前我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已形成多元化的新格局。其中，大型資產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中占據主體地位，發揮著不良資產經營管理的主渠道作用；地方資產公司借助“本土化”優勢，著力于化解局部性金融風險；銀行系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則利用信息對稱的優勢，業務范圍以市場化債轉股為主。因此，基于不同類型資產公司的功能作用及其競爭優勢，可實施差異化的開放策略。一方面，在一定時期內繼續保持大型資產公司的國有控股地位，鞏固國有控股資產公司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政策上適當支持，鼓勵其在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助力國有大型企業集團改革脫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發揮好化解金融風險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雙重功能。另一方面，可探索性地逐步放開地方資產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或者對于競爭性的行業或市場，允許外資設立行業性的不良資產處置機構。

　　三是以開放促進資產公司拓展經營思路，積極創新不良資產處置業務模式。國際上專注不良資產的另類資產管理機構更具專業性，資產公司可借鑒其在不良資產業務發展、盈利模式、風險控制等方面的經驗，圍繞不良債權系統性實施多元化投資策略，不斷拓寬經營理念，結合我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創新業務模式。一方面，立足于行業優勢，依托在房地產、環保、光伏等行業的信息渠道和客戶關系，以長期價值增長為投資導向實施資產專業化運作，在不良資產業務領域不斷培育和積累核心專長。在此基礎上逐漸介入受經濟周期影響的有發展潛力的行業，如能源、化工等。另一方面，立足于主業優勢，依托在金融和非金融不良資產收購上的專業經驗，培育準確判斷問題實體投資價值的能力，將投資標的拓展至困境機構的正常資產、正常機構的非核心資產等，并與投資領域的正常資產進行策略組合，重組整合資源以創造價值，以此打造特色化的不良資產業務模式。

　　四是高度重視風險管控，完善不良資產市場配套法律環境并提升監管能力。不良資產投資和特殊機遇投資都是相對風險偏好更高的投資策略，尤其在不斷提升資產公司開放水平的同時，未來需要繼續完善與開放相適應的風險防控體系，樹立追求長期穩定投資回報的市場品牌，不斷提高理解風險、識別風險和控制風險的能力，努力實現較低風險匹配較高利潤回報。隨著我國不良資產市場規模的擴大，要健全與之相關的法律體系，而外資優勢的發揮更需不良資產市場配套環境的完善和成熟，如提升不良資產司法處置效果、外匯管制的放松等。要應對不良資產行業逐步開放后外資進入帶來的各種挑戰，監管部門就必須進一步提升監管能力，在強化法定監管機構職能的同時，充分重視不良資產行業自律、資產公司內控和社會監督的作用。堅持法人監管，嚴格不良資產行業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強市場約束等。

　　作者系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

責任編輯：趙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