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燕/文 彭輝/攝影

　　無論是搭公車、坐地鐵，還是徒步從浦東走到位于上海西郊的長江商學院上海校區，之前曾在新加坡、美國住過多年的藕繼紅，滿心歡喜地迎接在上海的每個早晨。“你看這里的環境，多么美。”藕繼紅漫步在長江商學院上海校區小樓外面的草坪上，“最重要的一點，我感覺到長江來，只是換了個工作地點，這里的做事方式與國外沒什么區別。”

　　一個鄉下孩子的“求學之旅”

　　“我是安徽人，是從小地方靠讀書走出來的。”有著謙謙學者風范的藕繼紅并不諱言自己的出身。

　　今年年初剛剛回到國內的他，見到童年的伙伴——在松江做民工的大伯的兒子，一樣覺得很親切。幾十年前，他們都不知未來在何處，上海對他們來講是遙不可及的“大城市”。今天，在外人看來，現在的他，已經和安徽鄉下人不能同日而語了。藕繼紅卻不以為然，現在依舊和他們一起搭公車、敘敘舊。

　　盡管藕繼紅對自己的求學經歷輕描淡寫，但事實上，一個中國小縣城的普通人家子弟能夠一步步修學深造，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初中畢業的時候，他還沒滿16歲，正趕上國家恢復高考，學業優秀的他直接跳過高中，成為“特殊”的78屆大學生中的一員，之后他在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學數學，因而有幸接觸到著名的數學家陳景潤。抱著希望“自己所學的東西更加‘入世’，對社會有真正影響”的念頭，他去了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運籌學，主攻專業為排隊論，并在這所著名的大學獲得運營研究學博士學位。

　　“我們這輩算是趕上了，一步趕上了，后面就一步步趕上了。對我而言，碰上了很多機遇。”在接受《長江》專訪時，藕繼紅頗有感慨地說道，但他對期間自身的努力卻并不多言。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后，他留校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時，正好遇上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的全球招攬人才。上世紀90年代早期時，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求賢若渴”，以豐厚的待遇在全球范圍內向優秀人才拋出橄欖枝。于是，藕繼紅來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院教書育人，一待就是15年。

　　“從美國到新加坡，是回到了亞洲；這次加盟長江商學院，特別高興，因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在藕繼紅的眼里，回來還意味著更多的意義。“在這個時間回到中國，我覺得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情。現在有很多中國企業，正面臨著走向全球這樣一個瓶頸，我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在思維和文化上都對西方人很了解，現在回來正是用得上的時候。長江商學院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長江商學院在中國算是個特殊的學校，因為它的管理模式、氣氛都和我過去工作的地方完全一樣，這也是吸引我之處。”

　　有關“排隊”的學問

　　排隊辦事情，是一個社會有秩序的表現，也算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所以，當“排隊取號”的機器出現在銀行、醫院等各類需要排隊的場所的時候，人們很快就接受了這項服務，因為這省去了站著排隊、插隊等一系列問題的麻煩。在排隊現象比比皆是的中國，如今，排號機越來越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