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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于韌 —— 大變革時代的中國信念”2020新浪財經云端峰會于6月8日-10日舉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淵出席并發表主旨演講。
徐奇淵表示,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處于一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位置。從中國角度而言,“堵截”表現在如像美國以及其盟友對中國進行技術上的限制,“追兵”指的是一些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在后面也是奮起直追,“我們能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比中國低的(國家),可能在全球化格局中受益會非常大?!?/p>
徐奇淵進一步表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包括多元化、區塊化和資本化三個方向。到目前為止,不管是企業、政府還是學者,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最大的共識是多元化?!吧a的多元化、產業鏈的多元化布局,不是單純地要去中國化,而是把中國化作為選項之一的一個多元化?!?/p>
那么何為區塊化?徐奇淵解釋稱,很多國家都想把醫療供應鏈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供應鏈拉回本土,但是因為有的國家經濟體量比較小,有資格讓產業鏈要回歸本土的經濟體并不多。所以退而求其次,有些國家可能希望把產業鏈拉回本區域,因此就出現了區塊化。
對于資本化,徐奇淵認為與數字化也有關系。一方面是疫情使得勞動力工資沒有增加,但是勞動力的使用成本上升。而因為0利率、負利率主流的情況在發達國家出現,所以資金成本在全世界范圍內出現明顯下降。
同時又因新技術廣泛地涌現,包括像5G基礎設施的鋪開,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新技術的產生,它能夠對勞動力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背后又因資金成本比較低,所以新技術的使用會更快。
總而言之,徐奇淵認為對于中國而言,產業鏈的資本化和數字化,更多的是機遇,挑戰相對是弱一些。“所以,中國需要利用好這樣一個時機。對于中國適應下一個階段的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保ㄐ吕素斀?李詩韻)
以下為演講實錄:
徐奇淵:大家好,我是徐奇淵,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很高興受邀請參加這次“2020的新浪財經云端峰會”。在這樣一個特殊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近期我們全球化的一些困局的看法,包括中國怎么樣去應對。這當中我會介紹到包括我還有我所在的團隊在這方面的一些研究。我們先來看一個表格。
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全球化供應鏈的問題,實際上至少現在面臨兩個最重要的沖擊,一個是中美沖突;一個是這次的疫情。
我們先看第一個沖擊——中美沖突在疫情發生之前,實際上全球化已經面臨非常大的挑戰了。在疫情之后,這個挑戰,中美沖突的主線也持續地貫穿。全球化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傳統的貿易一體化,就是跨境的消費。我把一個東西賣到別的國家,別的國家消費,就是這么簡單。第二個階段是生產的一體化,不光是消費的跨境,是跨境的生產。我現在到境外去投資,把中間設備,把生產設備輸入到境外,到其它地方生產,是一個跨區域、跨國的生產組織方式。第三個階段,跟前面又不一樣了,前面兩個階段都是實物,到了第三個階段,接近新世紀以來,過去的十幾二十年當中,因為3G、4G包括5G的發展,跨境信息流動,發展非???,包括facebook、twitter,還有國內的新浪、微博、微信、支付寶,很多跨境信息流產生了。這個信息流背后有很多問題,一個非非常重要的趨勢是居民兩用技術開始日益模糊了。這個可能是用到民用的技術,像信息技術;也可能隨時像美國被軍方調用。同時安全邊界,特別是國家的安全邊界越來越模糊,歐洲的領導人可能手機被美國監聽了,這個信息跨境流動的影響非常深遠。
所以,隨著技術快速地進步,全球化的階段在飛躍,從原來最簡單的商品的跨境消費到跨境生產,到信息流動。這三個階段的全球化對我們人類智慧提出的挑戰也是同樣非常大的。因為我們首先得寫協調,得互相相信。比如貿易產品賣到我這里,如果商品質量,比如食品的安全問題我得考慮。通過檢驗檢疫以后,這個商品進來了,可能還有一些關稅壁壘或者非關稅壁壘。所以,在傳統跨境消費的背景下面,不同的國家之間主要的問題、最主要的沖突是這個關稅太高了,或者是非關稅壁壘太高了。但是到了第二個階段——生產的一體化,這時有一些國家邊境以后后面的政策,我們把它叫做后邊界政策。比如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國有企業的問題、市場準入的問題,比如說外國人到中國來投資,他能不能做這個行業,能不能實現這個跨境生產、跨境投資。這是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到了信息全球化的階段,技術上面有些沖突了,有些敏感的信息技術,它所在的行業的企業在跨境投資的時候不讓你并購,或者這是一個敏感的配件、零部件產品不愿意出口給你。這就是安全邊界模糊以后,它對兩個國家的政治互信要求非常高。比如“五眼聯盟”它們之間高度互信,沒有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兩個國家的政治互信程度比較低的話,信息全球化對這兩個國家的政治互信反作用提出一個更高的要求。如果實現不了,就會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沖突,這就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情況
在傳統一體化階段,跨境的商品銷售在最原始的這個階段,我們對應的全球化需要有一個制度去包容它,去支撐這個全球化。所以,在跨境商品消費的過程中出現了關貿總協定,還包括后來的WTO。生產的一體化背后對應的是一些產業政策、補貼,包括國有企業的問題等等,這個在中美之間,過去在特朗普之前,中美之間持續了將近十年的中美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間改過名字,但是FED是中美之間非常重要的一個對話機制。
到了第三個階段,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兩國的互信被削弱了,受到了一些挑戰,特別是中美貿易沖突從2018年開始。所以,在信息安全方面,兩個國家缺少一些共識。
我們看到美國在2018年開始甩出了兩份重磅的報告,在這之前還有其它的報告。一個是“特別301報告”。這個301報告發布者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它對應的內容就是傳統貿易一體化和生產一體化提出的要求。這個301報告里講到中國有一些關稅的問題,或者是有一些產業政策的問題,包括市場準入的問題等等,都在這個報告當中。
最后一個是關于中國的技術轉讓戰略,這份報告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后來提出的很多政策,包括對留學生簽證,包括對人才的限制等等,包括出口管制等等,很多政策都是從這一份美國國防部的報告里衍生出來的。
所以,全球化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所以,我們的全球化目前遇到了困境。
我們下面看一張圖,全球化目前困境的一個具體的體現。全球化總體上在過去的時間是往上的,但是到了目前這個階段,全球化取決于一個上限或者上邊界和一個下邊界。下邊界比較好理解,就是效率邊界。我們可以想像,在疫情的背景下,主動有一個國家說我要把包括醫療產業鏈,包括一些敏感的供應鏈給拉回來,不計成本地拉回來。這有什么問題呢?企業即使聽了政府的話回去了,但是這個企業不掙錢了,它已經脫離了全球化,沒有效率。所以,支撐我們全球化過去幾個世紀全球化支撐底部托底的東西就是效率,但是這個效率邊界現在受到了影響,就是完全競爭或者充分競爭的一種狀態在被削弱。
比如說日本提出了“中國+1”這樣的一種說法,包括特別是美國特朗普團隊的重要官員也提出來,要通過一些會計核算的方式來給美國企業回流美國本土提供一些支持。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因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一些直接或者間接的支持,這個時候支撐全球化的充分競爭的狀態、格局被打破了,它不是完全充分地競爭。這個時候我的效率低一點沒關系,反正有政府幫著我,所以我這個企業可能就回流到這個國家了。 每個國家都這么做,那我們全球化的下限,也就是它的下邊界(效率邊界)開始往下。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全球化的上限,峰頂的地方,是什么壓住了全球化不能讓它往前走,甚至往回調呢?這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兩個上限的制約因素,一個是政治互信。另外一個就是疫情沖擊。政治互信跟信息安全有關系,包括像醫療供應鏈,像對國計民生非常重要的命脈控制的供應鏈,對安全穩定要求比較高。這個時候如果政治互信達不到全球化對應的那個高度,政治互信的下降,它的受損也會使得這個全球化往下走,疫情沖擊也是這樣。所以我們看到上限也在往下壓,下限也在往下壓,兩個下限同時往下走的現象會導致全球化可能會出現一個中期的趨勢性的回調。這是我們目前全球化碰到困難的一個邏輯。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沒有可能出現去中國化呢?這個聲音現在比較多,特別是國外的一些政客或者是一些觀察者。但是與此同時,另外一邊,在進一步強化中國供應鏈的這些觀察、證據也同樣可以看到。從我這個角度來說可能沒有特別明確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接下來的合作。
我們就要觀察一下,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處于一個什么樣的處境,周圍有什么壓力或者是有什么挑戰、優勢,這個方面我們來看一看。
首先,從中國的角度來講,前面當然是有堵截,有美國這樣的國家,甚至美國還想通過它的盟友一起來對中國進行技術上的限制,中國的處境是“前有堵截”。后面有追兵,比如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后面也是奮起直追,比如說越南,在過去的2年當中,我們注意到越南同時加入了CP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這個CPTPP是11個國家,美國退出了以后。這里有日本、新加坡等等很多區域國家。同時越南還加入了歐越自貿區協定,歐盟和越南的FTA協定,越南占到了一定的是天時地利人和,甚至加入了RCEP協定當中,10+6的談判也有一些問題,但是總體上越南橫跨上面三個比較重要的區域,跨區域或者是多邊的自貿區協定。
所以,后面我們看到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比中國低的(國家),但是很快地趕上來,有可能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當中受益會非常大。當然這個也有很多不同的觀察,認為越南這個市場比較狹小,它的實際單位勞動力成本,考慮到效率因素以后,也沒有那么得低等等,也有很多問題。
但總體看起來,現在中國面臨的情況確實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間還有一些搖擺的國家。”中國應該怎么做呢?全球化走到現在,第三個階段,目前的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主要有三個方向,一個是區塊化;一個是多元化;一個是資本化。
到目前為止,大家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最大的共識,不管是企業、政府還是學者,大家都認為將來的全球化的發展方向是多元化。但是多元化的根本的出發點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要放在不同的籃子里,中國本身也是一個籃子,而且中國這個籃子非常大,因為消費市場的規模非常大,有各式各樣的優勢,包括基礎設施、生產網絡的配套,還有新的商業模式創新等等。所以,中國本身是一個籃子,是備選項之一,而且這個籃子特別大,非常有吸引力。所以,生產的多元化、產業鏈的多元化布局,不是單純地要去中國化,而是中國化作為選項之一的一個多元化。這是要說明的。
區塊化。很多國家都想把醫療供應鏈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供應鏈拉回本土。但是因為有的國家經濟體量比較小,實際上要說產業鏈要回歸本土,有資格的經濟體并不多。比如說美國、日本、德國有資格這么說,要把產業鏈給拉回來、回流。但是更多的中小型經濟體難以做到這一點。所以,退而求其次,有可能希望把這個產業鏈拉回本區域,比如說拉到北美,或者拉到歐盟這樣一個范圍內,所以,也可能會出現區塊化這樣的事情。
資本化。這個資本化跟我們的數字化也有關系,這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可能也不一定有共識的一個全球化的趨勢。我們看到疫情沖擊之下,生產方式,車間里面工人之間可能要隔開比以前更寬的距離,同時還戴口罩,還有防疫的措施。有的時候住宿的條件,農民工可能原來8個人或者6個人住一個房間,現在由于疫情的影響,一個房間控制的人數要控制。所以,在疫情沖擊下,勞動力的報酬并沒有提高,但是勞動力的使用成本在上升。同樣這些人在工作,使用這些勞動力的成本在明顯增加,因為防疫的成本在提高。
而且這個疫情到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看到一個下行的趨勢。境外的新增確診病例數,每一天的數量,這個趨勢還是在往上走,沒有出現一個明顯下降的趨勢,而且還要到疫苗研制出來以后,我們才有辦法去比較有底氣地應對這個疫情。疫情的沖擊會是一個持續一年甚至兩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雖然勞動力的工資收入沒有增加,但是勞動力的使用成本在全球范圍內可能都面臨著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問題。與此同時資金的成本變得越來越低了,因為歐美主要的經濟體,西方七國集團,G7國家,除了美國是0利率,其它國家大部分都開始推行負利率,而且已經推行了比較長的時間。這樣無底限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明確的退出時間,甚至可能持續比較長時間。一邊是勞動力的工資并沒有增加,但是勞動力的使用成本在上升。另外一方面是資金的成本,因為0利率、負利率主流的情況在發達國家出現,所以資金成本在全世界范圍內會出現明顯的下降。另外一邊,新技術廣泛地涌現,包括像5G基礎設施的鋪開,還有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等,這些新技術的產生,特別是有了5G的支撐以后,加上制造業,它能夠對勞動力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它背后因為資金成本比較低,所以新技術的使用會更快。
加入這樣一個趨勢以后,我們會看到中國在產業鏈資本化或者數字化的過程中,中國又有優勢,同時也有劣勢。一個劣勢就是我們的資金成本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是比較高的,包括相對于日本來說,我們的融資成本是比較高的。一方面我們需要降低國內企業的融資成本。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積極地參與全球化,參與國際資本市場,到國際上融到低成本的資金,增強我們企業的競爭力。當然這個涉及到我們資本金融賬戶開放的一些問題。這個里邊還是有很多細節的問題值得探討,這是一個有順序的過程。
總體上來說,我們要適應產業鏈的資本化和數字化的過程,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資金成本是我們的一個劣勢。但是這個劣勢是可以得到彌補的,就是加快金融開放的過程。
同時中國還有優勢。這個優勢是什么呢?原來我們的勞動力成本比越南高是明顯的,所以產業鏈外移。但是如果產業鏈的資本化和數字化是一個趨勢,后面追趕的南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將會面臨著比中國更加嚴峻的挑戰,就是他們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可能在產業鏈的資本化、數字化面前受到一個實質性的削弱和沖擊。對中國來說,我們是相對有優勢的,因為中國的數字經濟、數字的技術,包括對應的數字經濟的商業模式,在中國都是發展非常快,甚至是商業模式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在這個領域中國也有很多獨角獸級別的企業在孕育當中。
所以,對于中國而言,產業鏈的資本化和數字化,更多的是機遇,挑戰相對是弱一些。所以,中國需要利用好這樣一個時機。對于中國適應下一個階段的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結論:中國應該怎么辦?
在全球化面臨困局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做的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擴大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三大法寶之一。
具體來說,怎么擴大統一戰線,爭取中間搖擺的國家,包括爭取到美國以外的這些可以跟中國做生意,一起來互利共贏的一些國家,我想至少有四點,簡單提一下。
一個是我和你一樣,咱們都是相似的、接近的,不要去強調我跟你不一樣。
第二,我也能做到,這個特別重要,積極地對接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我舉一個例子,我最近在回顧中國入世的談判過程,非常有意思。自從80年代中期,中國就開始想這個事,去提申請,我們想要復關,當時叫關貿總協定。到90年代中期,94年的時候,起來復關已經談得差不多了。當時因為關貿總協定突然一下子變成了世界貿易組織,升級了。原來入關的話只要談簡單的商品貿易條款就可以,但是你要談入市的話,就多了很多條款,包括知識產權、服務貿易等等,這一下子要談的東西更多。結果80年代中期談到90年代中期,我們談完以后發現突然要升級,要談更多的東西。所以,我們一定要盡早地對接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現在也面臨這樣一些挑戰。美日歐從2018年以來,美日歐三方不斷地發表聯合聲明,已經發表了7輪了。這7輪聯合聲明當中有一些當然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一些規則我覺得也有它的合理性,也是中國需要深思去考慮的一些國際經貿規則未來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包括跟CPTPP(相比),包括跟美墨西加來對比,當中有一些重合的地方,有一些高標準的規則需要我們主動去適應。所以,我們也能做到。這是第二點。
第三,有錢一起賺。要強調合作共贏,不是說我要把你們能做的全都做了,全部消滅、全部替代,這樣會導致全面樹敵。所以,我們要有錢一起掙,減少歐美企業對中國競爭壓力的一種焦慮。
最后,我們都是朋友。在對美國進行反制的時候,不要一股腦的所有的美國企業我們都要反對,都要抵制,這個時候應該盡量避免傷及無辜,否則我們會把更多的美國企業推到中國的對立面,這樣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總體上我們要積極地擴大統一戰線,充實我們這邊的力量。這一條還是我們過去很多年以來的一個經驗。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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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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