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羅伯特 ·席勒（Robert J． Shiller）諾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我們現在焦慮，不僅是因為一場大流行——而是兩場。首先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它使我們感到焦慮的原因是：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在感染后）很快患重病甚至死亡。其次是普遍焦慮：焦慮前者造成的經濟后果。

　　這兩次大流行是相互關聯的，但所呈現的現象不同。在第二場大流行中，和恐懼有關的故事像病毒一樣迅速傳播，以至于我們會不斷地想起它們。股市像石頭落地直直往下跌，明顯因為這樣一些故事——除非我們有所行動，疫病會耗盡我們一生的積蓄。但是，與應對新冠病毒不同，我們焦慮的根源是我們不確定該采取什么行動。

　　兩場大流行同時爆發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個可以助長另一個（的發展）。企業倒閉、失業率飆升和收入減少加劇了人們對金融形勢的焦慮，而這種焦慮，又阻止了迫切需要工作的人們采取足夠的預防措施，來應對疾病的傳播。

　　此外，當這兩場大流行變成全球流行時，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一個國家需求下降而對該國出口需求并沒有減少時，損失就會部分地擴散到國外。但這一次，由于經濟衰退威脅著幾乎所有國家，這個天然的“安全閥”便不會起作用。

　　許多人似乎認為，對金融形勢的焦慮不過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直接導致的“副產品”，這是對這場疾病大流行的一種完全合乎邏輯的反應。然而，焦慮并非因邏輯而生。金融焦慮大流行，是借著價格下跌的恐慌反應、不斷變化的敘述散播開來，而這種焦慮存在許久。

　　對股市震蕩導致的金融焦慮的影響，或許可以由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及其同事所稱的“情感啟發法”（affect heuristic）現象來解釋。即當人們因為悲劇事件而情緒低落時，即使在沒有理由害怕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表現出恐懼。

　　在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和達索?金（Dasol Kim）合著的一篇論文中，我們發現附近的地震會影響人們對1929年或1987年股市崩盤可能性的判斷。如果在過去的30天（距被調查者）30英里（48公里）內發生了的大地震，那么被調查者對墜機可能性的預估要（比平日）高得多。這就是工作中“情感啟發法”（affect heuristic）的實例。

　　與最近的地震相比，預計股市會因為一場疾病的流行而下跌可能更有道理，但最近或許不會出現這種規模的崩盤。如果人們普遍認為，一種治療方法可以將新冠肺炎疫?。–OVID-19）大流行幾個月內、甚至一到兩年，便將結束，那對長線投資者來說，股市風險不是那么大。人們可以購買、持有股票并等待股市震蕩的結束。

　　但金融焦慮的傳染與疾病的傳染是不同的。這中對金融的焦慮情緒部分是由于人們注意到其他人對價格下跌而缺乏信心，以及其他人對下跌現象的情緒反應。股市出現消極泡沫時人們會發現價格在下跌；此時人們便會并試圖找出并強調股價下跌的原因。然后，價格在隨后的幾天里不斷下跌。

　　看到股價持續下跌，會讓那些沒有賣出股票的人產生一種強烈的后悔，同時還會讓他們擔心自己可能會在價格最低的時候拋出。這種后悔和恐懼激發人們去描述這兩場大流行。市場的未來走向取決于描述的性質和演變。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來舉個例子：1918年9月至10月，新聞媒體首次開始報道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當時美國股市并沒有崩盤。事實上，從1918年9月到1919年7月美國市場的月度價格呈上升趨勢。而這場流感最終奪去了67.5萬美國人的生命（全世界超過5000萬人）

　　為什么股市沒有崩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后一場主要戰役，即1918年7月至8月的第二次馬恩河戰役接近尾聲時，特別是在當年11月停戰之后流感爆發。而當時戰爭的事情比流感更具有“傳染性”。

　　另一個原因是那時流行病學才剛剛起步。疫病爆發是無法預測的，公眾也不完全相信專家的建議，以至于人們對社會疏遠措施（social-distancing）的持“草率”態度。此外，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危機是銀行危機，而美國并沒有銀行危機，畢竟有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在——雖然這個系統于1913年才建立，但人們卻認為該系統消除了這種風險。

　　但在1918年的流感流行期間，對金融（危機）的敘述之所以被淡化，或許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個世紀前擁有股票的人要少得多，并且對為退休儲蓄問題的關心也不比今日。部分原因是那時人們活得不長；即使他們活得長久，也更多地依賴家人。

　　當然，這一次是有所不同的。我們在當地的雜貨店看到的顧客的恐慌與1918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當時戰時物資短缺的情況時有發生。“大蕭條”（Great Recession）剛剛過去，我們當然很清楚資產價格有發生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而這一次美國關注的不是悲慘的“世界大戰”，而是其自身的政治兩極分化——對聯邦政府處理疫病大流行的失當措施已有了許多不滿的言論。

　　在這樣的時刻預測股市是困難的。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預估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對經濟的直接影響，以及“金融焦慮”大流行對所有人所帶來的現實中的和心理上的影響。兩者雖是不同的，但又密不可分。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