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金的價值與生命力
劉貴生 司曉玲
鑒于我國支付基礎設施、人口特征、居民消費習慣等方面的實際情況,現金仍然是居民的主要支付方式,現金支付與非現金支付并存的格局將長期存在
近年來,隨著非現金支付特別是第三方支付迅猛發展,現金消失論甚囂塵上。銀行卡、票據、第三方支付的廣泛應用,的確打破了長期以來現金在日常消費支付領域的主導地位。特別是第三方支付主導的移動支付已滲透到公眾日常消費、理財、小額信貸等眾多領域,這些現象不時發生,很容易給人一種誤解:無現金社會即將到來。非現金支付能否全面地替代現金?現金是否會很快消亡?這絕非一個簡單的支付方式改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需要從多個維度深入分析,最終結果取決于市場選擇。
貨幣本質與支付工具
伴隨社會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貨幣從無到有,貨幣形態從物質性到符號性、數字化形態的演變,帶動了各類支付工具多樣化發展,滿足了商品交換的支付需求。
學術界對貨幣本質論存在多種觀點。例如,馬克思認為貨幣是一般等價物,是商品生產者社會關系的集中表現;凱恩斯提出貨幣是表示經濟生活中債務和一般購買力的一種符號,交易媒介是貨幣基本功能;弗里德曼等人認為貨幣是具有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價值儲藏是貨幣基本功能。盡管貨幣本質論觀點很多,但是價值尺度、支付媒介與價值儲藏是被普遍接受的貨幣基本功能。
縱觀數千年中外貨幣形態演變,由天然貝幣、金屬鑄幣、金屬機制幣逐步發展為紙幣、電子貨幣,由物質貨幣發展到信用貨幣。盡管貨幣形態演變過程漫長而復雜,但始終隱含著以下演化規律。一是形態演變是商品交換支付需求與供給之間矛盾作用的產物。貨幣形態應具有利于攜帶、便于計價、堅固耐久等特點,貨幣質量要滿足防偽造要求,貨幣購買力要與經常性商業交換需求匹配,貨幣形態的變化要有利于政府金融政策的實施。二是形態演變與科技發展保持同步。科技進步為貨幣形態演變提供了可能與安全保障。反之,如果安全技術與印制防偽水平不高,可能導致假幣泛濫、劣幣驅逐良幣。三是貨幣形態演變是社會誠信的產物。一種物品只有被社會普遍接受時才可能成為貨幣,社會信用環境是信用貨幣產生并履行職能的重要保障。
支付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貨幣債權債務轉移行為,實質是貨幣資金轉移的過程。支付體系是為保障各類支付活動實現所需的法規制度性安排和相關基礎設施的總和,主要由賬戶、支付工具、支付系統、支付服務組織及支付體系的監督管理等要素構成。支付工具是傳達支付指令、實現債權債務清償和資金轉移的載體。
貨幣與支付工具有著本質的區別。支付能力是衡量貨幣的關鍵條件。非現金支付工具雖然可以履行支付功能,但只有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才能稱為法定貨幣。目前社會中流傳的“非現金支付將全面替代現金”,其實是一種誤解。確切地說,應該是非現金支付工具將替代現金的部分支付功能,進而減少流通中現金需求量,并不是替代貨幣的存在。非現金支付工具的發展滿足了公眾支付多樣化需求,加速了貨幣流轉速度,但是它與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沒有直接關系。
現金的特征與價值
現金是經濟運行的潤滑劑,我國現金支付主要發生在銀行個人儲蓄存取款、居民小額性消費支付、農村農副產品收購等環節。近年來,非現金支付的迅猛發展,導致現金支付的作用有所削弱。盡管如此,現金的基本特征并未改變。
一是現金具有國家法律保障的法定地位。現金是國家為社會公眾提供的公共物品,國家法律與國家信用保障其法定地位,確保了現金能夠被社會公眾普遍接受與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幣;以人民幣支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債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收。
二是現金對社會群體具有最廣泛的適用性。現金是商品交換中最普遍使用的交易媒介,它適用于社會所有群體,與用戶身份沒有任何關聯。不論社會階層、年齡性別、知識技能等,所有公眾都可以便捷地使用現金。非現金支付需要有銀行賬戶、支付服務組織、支付工具、支付系統等結算條件,消費者還需考慮支付成本和使用技能等束縛(見表1)。
三是現金是安全性最高的支付手段,同時也是非現金支付最有效、最可靠的災備工具。權衡便捷與安全是選擇支付工具的重要條件。現金交易可以即刻實現權利與義務、責任與風險的轉移,很少發生支付故障與信用風險,而且適用于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由于非現金支付過分依賴于信息網絡系統,一旦發生網絡故障,現金將是公眾最安全的應急支付;在自然災害、系統性風險或金融危機時,現金仍是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最有效、最可靠的災備工具和應急手段。
現金需求面臨的挑戰
非現金支付工具的創新與發展,改變了部分公眾支付習慣,對現金需求總量帶來明顯的替代效應。
一是現金在貨幣供應總量中增速逐步放緩。考察1980~2017年我國流通中現金(M0)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其總體上呈明顯下降趨勢。1980~2000年,M0平均增速為21%,主要是經濟規模的高速增長導致現金需求急劇攀升。同時,該段時期的非現金支付工具并不發達。2001~2011年,M0增速基本維持在12%左右,現金需求增速平緩。2012年至今,M0增速已從2011年的14%降至2017年的3.4%。除個別年份外,最近六年的M0增速已從年均12%降至6%。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支付工具多元化等因素綜合作用,M0增速仍可能呈逐年下滑趨勢(見圖1)。
二是現金在支付總量中所占比例下降明顯。1980~2003年,我國流通中現金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平均比例為43.91%,現金是線下社會零售商品交易的主要支付方式。隨著銀行卡應用的普及,2013年現金占比降至22.11%,十年間降幅接近50%。近年來,第三方移動支付的發展加速了對線下小額現金支付的替代效應,2016年現金占比僅為10.73%,三年間便減少50%以上(見圖2)。
引起現金增速放緩與支付總量結構性變化的主要事件:一是2002年中國銀聯成立,銀聯卡實現了跨行轉賬,滿足了公眾異地支付、跨行支付與大額取現的需求,逐步打破了現金支付的主導地位;二是自2012年以來,以支付寶、財富通等為代表的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和滲透,改變了公眾線下小額現金支付的習慣。總體來看,我國非現金支付工具應用領域不斷擴張,逐漸打破了長期以來現金支付的主導地位。
現金能被完全替代嗎
非現金支付工具是社會需求、技術進步和支付創新的產物,其便捷的服務和可以轉換現金的能力,對提升我國貨幣流速和支付效率具有重要價值。我國非現金支付的快速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它是金融支付服務不平衡、不充分、信用卡滲透率相對較低、智能手機網民數量大,以及政府對支付創新采取較為寬松的政策等多種因素疊加作用的結果。盡管如此,鑒于我國支付基礎設施、人口特征、居民消費習慣等方面的實際情況,現金仍然是我國居民日常消費的主要支付方式,現金支付與非現金支付并存的格局將長期存在。
網絡支付設施建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很突出
非現金支付高度依賴于信息技術與網絡環境。雖然我國信息化排名已從2012年的第36位攀升至2016年的第25位,但是許多主要關鍵技術仍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目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終端普及率、網絡就緒度等方面依舊是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短板,與發達國家金融基礎設施技術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一是支付基礎建設尚未完全覆蓋。從金融服務網點布局看,農村地區銀行機構網點主要集中在縣城和鄉鎮中心,普通行政村的銀行機構網點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從密度看,縣域每1000平方公里擁有網點13.2個,遠低于城市的114.6個;從人均上看,縣域每萬人擁有網點1.2萬個,僅為城市的一半。目前全國還有1000多個鄉鎮、70多萬個行政村、上百萬個自然村沒有金融服務網點。從金融賬戶普及率來看,任何非現金支付工具都是基于賬戶實現交易。美國專門從事支付交易調查的咨詢公司AGIS的數據顯示,2013年發展中國家15歲及以上年齡的人僅有50%的人在正式的金融機構擁有賬戶。在美國抽樣調查的960個家庭中,有7.7%的家庭沒有正式金融機構賬戶。截至2014年底,我國縣域銀行個人結算賬戶普及率為58%、城市地區為74.1%。由此可見,推動個人賬戶普及仍需要很長的時間。
二是網絡支付人群滲透率增速放緩。非現金支付交易需要依賴于網絡環境和支付終端。從移動終端普及率看,2017年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7.24億人,但與目前13.83億人口比較,非現金支付短期內仍然無法覆蓋所有用戶。雖然未來移動支付用戶仍會不斷增加,但艾瑞咨詢《2016移動數字發展》報告顯示,從2012年開始我國網民規模增速已低于全球網民增速,并預測在2018年網民為7.5億人,增速從2012年的11.0%降至1.4%,這說明我國網民增速已從高速發展期進入平穩滲透期,互聯網人口與營收規模放緩。從網絡支付的群體結構看,我國網絡人群結構差異顯著。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6年我國城鎮網民規模為5.50億人,農村網民規模為2.01億人,雖城鄉普及率持續增長,但依舊差異顯著;從年齡結構看,我國10~49歲群體占整體網民的86.2%,60歲及以上占比約4.8%。網民結構雖向兩端滲透,但增速緩慢(見圖3)。另外,針對非網民不使用互聯網的原因調查顯示,我國非網民規模約為6.32億人,上網技能缺失及文化水平限制仍是阻礙非網民上網的重要原因。其中,因不懂電腦或網絡、不懂拼音等知識水平限制而不上網的比例分別為52.6%和26.9%;不需要或不感興趣的比例為11.2%;受電腦或上網環境限制的比例分別為9.3%和6.2%。由此可見,如果讓所有公眾都接受非現金支付,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是移動支付安全仍存在諸多隱患。從網絡支付安全看,類似社交媒體盜用、短信木馬鏈接、騙取驗證碼等詐騙行為,已經成為移動支付安全重要隱患。從數據安全技術看,雖然加密技術可以提高數據傳輸的安全性和傳輸數據的完整性,但道高魔亦高,網絡支付安全風險始終如影隨形。如果支付安全風險不可控,將會直接影響經濟金融運行穩定。
消費者群體差異影響著支付方式選擇
消費者群體的年齡結構、教育程度、消費偏好與習慣,以及收入結構、支付成本等,都是影響公眾選擇現金與非現金支付工具的重要因素。
一是城鄉居民對支付成本敏感度存在差異。從城鄉收入結構來看,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616元,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2363元。與此前十年相比,雖然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已經明顯縮小,但二者差距依舊明顯。收入差距造成城鄉居民對支付成本敏感度的差異。根據對部分商業聚集區的消費支付調查:雖然銀行卡、移動支付已成為商戶普遍接受的非現金結算手段,但對小規模零售商而言,現金結算不需要銀行賬戶、結算終端設備、網絡環境等額外支出,零成本優勢依舊是小微商戶選擇現金的重要因素。另外,對農村網民在各類互聯網使用頻率的調查還發現:農村在信息獲取類、網絡娛樂類、交流溝通類使用率較高,但在商務交易類和網絡金融類使用率相對較低,這說明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農村網絡支付消費行為習慣。
二是特殊人群難以改變現金支付習慣與偏好。老年人群依舊是現金支付主力。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23080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6.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約為1500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0.8%。依據聯合國關于《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的確定標準,我國實際在2015年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雖然非現金支付已成為80后、90后等年青群體的主要支付工具,但現金對老年人的便捷性和安全感,是任何電子化形態的非現金支付所無法替代的。此外,特殊人群很難改變支付習慣。龐大的特殊人群習慣于選擇現金支付。從特殊人群數量看,2016年全國農村低收入人口約為4335萬人,未受教育人口16777萬人、視力殘疾1263萬人。特別是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平時很少接觸電子設備,大多不會操作手機支付,不會利用ATM、POS 機等進行刷卡支付。
以上諸多因素共同影響著各種支付工具的效率與風險、服務質量與服務成本。消費者選擇支付工具,既會考慮便捷性,也會考慮消費成本、消費習慣,安全性和適用性等。
現金需求總量增長面臨新機遇
一是現金需求總量隨經濟發展不斷增長。經濟總量持續增長,帶動支付需求總量的上升,必然部分轉化為對現金需求的上升;同時,非現金支付工具的廣泛應用提高了貨幣流轉速度,加大了貨幣供應總量,間接帶動現金需求增加。可見,現金支付與非現金支付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長,也有相互依賴、相互促進、互補融合。從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數據看,流通中現金(M0)總量2017年已高達7.06萬億元,較2016年增長3.4%,從2010年至今八年間累計增長幅度達到64.5%。國際貨幣事務聯合會(ICA)近期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電子支付迅速發展的今天,現金仍舊是世界各國的主要支付方式,全球社會零售商品交易的83.17%依舊使用現金。其中,現金在非洲五國的平均增長率為49.6%,在亞洲的平均增長率為5.36%。在美國,雖然有69.9%的人表示已習慣使用信用卡支付,但99.7%的人表示仍會使用現金。在歐洲,預計到2020年現金增長率仍為0.7%。這說明,當前世界各國對現金需求依然處于相對穩定增長之中。
二是人民幣國際化地位不斷增強。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人民幣現金已經在周邊國家經貿往來中大量使用。在當前“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過程中,人民幣現金也將隨之加速走出國境。特別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籃子,意味著人民幣的信用獲得了全球央行背書,人民幣現金的國際化需求無疑會進一步增加。隨著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投資貨幣、貿易貨幣和世界貨幣的國際化程度也將有顯著的提升,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境外現金的新增需求。
三是現金的文化屬性與社會價值被不斷挖掘。現金被世界各國譽為“國家名片”,它不僅具有交易與儲存等基本功能,同時還是傳承一個國家悠久歷史、展現一個國家時代特征的有效載體。世界各國紙幣硬幣都凝聚著該國歷史文化傳統,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例如,金屬鑄幣記載了自遠古時期以來的文明和藝術,生動展示了人類發展歷程與創造力,成為后人了解各國文化歷史的有效載體;紙幣的藝術濃縮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段時期的歷史記憶,是物質價值與藝術價值的有機統一,被許多收藏者視為獨特高貴的藝術品。目前,越來越多的錢幣愛好者正在挖掘與發展現金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此外,從消費心理學角度,現金支付會促使消費者更加理性和謹慎,有助于消費者控制成本預算與消費沖動。
結論與展望
從貨幣形態與支付工具的演變歷程看,一種貨幣形態取代另一種貨幣形態需要漫長時間。自紙幣誕生一千多年以來,現金所具有的高信用度、匿名性、普適性、使用者的零成本以及對支付環境的低要求等綜合優勢,仍舊是現有非現金支付工具所無法完全替代的。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現金將繼續成為社會經濟和居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交易媒介。
一是現金需求總量仍將緩慢增加。隨著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貨幣總量將隨著經濟規模與交易活躍程度的增加而不斷增長,人民幣亦將隨著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而加速走出國門。雖然近年來我國M0年均增長率不斷下滑,但其絕對量上升趨勢并沒有發生逆轉,流通中現金總量上升與比例下降將同時存在。
二是現金不可能被完全替代。現金是世界各國法定貨幣形態,是公眾最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僅僅作為支付工具,現金也不可能被現行非現金支付工具所完全替代。目前,尚沒有出現非現金支付工具完全替代現金的國家,即便是丹麥政府提出“無現金社會、計劃取消印鈔”等,也沒有完全取消銀行提供現金服務。而且,出于災備與防范風險的考慮,重視現金的生產與使用,應成為一項應對支付系統性風險的基本政策。
三是現金與非現金支付工具將長期并存。現金與非現金支付工具分別有特定的使用對象、交易環境,具有不同的交易成本、交易風險等特點。支付工具的多樣化組合,提升了我國支付體系運行質量和效率,滿足了公眾差異化支付需求。從未來支付發展趨勢看,現金支付與非現金支付工具相互支撐、相互補充、共存共生的局面將長期存在。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地域廣、人口多、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來說,由于核心技術水平的限制,過度依賴非現金支付會大大增加支付體系的脆弱性。必須長期確立現金作為國家法定貨幣的法律地位,切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選擇現金、使用現金的合法權益,■
作者單位: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
責任編輯:謝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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