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新加坡特約觀察員 張圓

　　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資源占有率可以堪稱“貧瘠”的新加坡，低生育率下的老齡化也頗令政府頭痛。公積金養老制讓新加坡老人的老年生活必須依靠年輕時的儲蓄。移民、通脹、產業升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擠壓著老年人的生存空間。自力更生的島國精神讓人民與政府一起選擇了積極應對。

　　2012年，新加坡的老齡化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年滿65歲的新加坡人已達到公民總數的9.3%。名列亞洲老齡化社會前茅。

　　而最新調查顯示，新加坡的生育率僅1.2，遠遠低于2.1的平均水平，在亞洲生育率最低的幾個城市中榜上有名。這意味著，將來平均有生產力的人口，將要為老人的生存提供更多資源。

　　同樣，中國社會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斷增長的壓力。到2050年，60歲以上的老人將占人口總數的34%。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老齡人口將擠壓在中國。

　　如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在中國，專家建議延長退休年限延長至65歲，加之本就存在的雙軌制養老的不公，立刻引來爭議紛紛。

　　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資源占有率可以堪稱“貧瘠”的新加坡，低生育率下的老齡化也頗令政府頭痛：隨之而來的移民問題、高通[微博]脹率、經濟轉型帶來的失業，正擠壓著為新加坡奉獻了一生的老年人的生存空間。

　　以高效與務實為本的新加坡，盡管在養老問題上飽受詬病，但政府與人民一起選擇了自力更生與積極應對。

　　高效社會里的自力更生式養老金

　　2000年，千禧年的到來也讓新加坡社會迎來了老齡化。但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預料到了這一發展趨勢，成立了中央公積金局，公積金的概念在世界上首次出現，它以個人負責為主體，并采取完全積累式財務機制應對養老問題。相較于養老保險的互助共濟性，公積金更強調自力更生。

　　在職的每個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有一個公積金戶頭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員工拿出個人月工資的20%，雇主出該員工月工資的16%放入CPF(工資上限為5000新幣，即若月收入多于5000，CPF按5000算百分比)。CPF的錢平日只能用于購買住房、醫療。62歲時，可選擇將CPF里的錢連本帶息全部取出，自由支配。

　　而且，政府為了避免公民提早透支公積金，還將提取CPF的最低數額提高到了117000新元(約582912人民幣)，也就是說，必須存夠117000新幣才可以把錢拿出來，并考慮將拿出公積金的歲數延長至67歲。

　　所以，新加坡人年輕時必須努力工作，老了才有足夠的錢渡過余生。但這對低收入者而言，所剩寥寥的公積金意味著晚景凄涼。

　　第一次來新加坡的外國人往往驚訝至極：滿頭白發，拖著不夠硬朗身軀的老年人依然在工作！出租車司機、食閣（食閣就是在一個大廳里，四邊是各種各樣的快餐檔，熟食檔在，價格非常便宜一頓最多5新幣就可以搞定）里收拾碗筷的服務員，隨處可見老人的身影。老了，還需要工作嗎？

　　72歲的陳阿姨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她耐心地收拾著食客們留下的殘羹冷炙，并擦干凈桌上的污漬。白發與皺紋讓她在食閣里用餐的年輕人中格外顯眼。有時候她會仔細觀察，發現有人快吃完了，于是走上前，禮貌地說：“可以收拾了嗎？”

　　在食閣(類似于新加坡的民眾食堂)的飯點，忙碌的新加坡人來去匆匆，盡快清理用餐桌面能騰出更多座位給后來的食客。陳阿姨對工作很認真。

　　“老伴前幾年去世了。兒女工作都很忙，也沒有那么多工錢來養我。公積金的錢不夠花。”陳阿姨對記者說，自己養自己，直到勞動到動不了。

　　68歲的出租車司機謝昌國則認為，多掙一些錢也沒什么不好，現在還干得動。他告訴記者，自己還有一套四房式組屋(類似于中國國內的三室一廳)，兒女都各自成家了，自己和老伴住一間，其他兩間租給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國人，“每個月還能租房賺1200塊。”

　　80%的新加坡家庭都有一套組屋，組屋就是新加坡的經濟適用房，在某個意義上而言，組屋是新加坡政府給公民的隱性養老金。這種房較私宅來說售價低，實用，一套110平的五房式大約售價為40萬新幣左右(200萬人民幣)，(外國人無此福利，只有公民才有資格以家庭為單位購買)。為了應對養老，有的人將組屋出租獲利，有的人則賣出，換取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小房子和一筆錢以供老年生活。

　　組屋帶有國家給公民的股份性質，當初這種廉價適用房是政府“居者有其屋”計劃下給民眾安居樂業的保障。在養老時，組屋的隱性價值也在移民社會得到了充分體現。

　　通脹與經濟轉型擠壓下的生存空間

　　以不變應萬變有時候并非真理。

　　不變的永遠是CPF里的固定數額，難改的是一生養成的職業習慣。一旦退休，CPF便沒有增長的可能。或者正走向退休時，卻遭遇了新的職場環境。對老年人及中年即將面對老去的人來說，通貨膨脹、產業升級、經濟轉型、不斷涌進的移民，都是為晚年生活累計重擔的字眼。

　　據新加坡人力部近期公布的《2011年新加坡工資報告》顯示，盡管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就業市場緊縮還是迫使工資水平上漲。但在高通脹率壓力下，生活費節節攀升，實質基本工資下跌了0.8%。

　　比方說，前幾年，3元左右就能買一份食閣的套餐，現在卻要4、5元左右才能買到。其他物價也在不同程度地增長。這對在職有固定薪資的人來說，影響并不大，因為工資水平還可能提高，各類花紅(獎金)也在補充。但對于老年人，這意味著他們手中的養老公積金只能眼巴巴地坐等縮水貶值。

　　產業升級、經濟轉型是新加坡應對全球形勢變化的關鍵詞，高速發展與積極應變保證了國家的富裕，但對老年人、中年人而言，卻很可能意味著成為死在沙灘上的前浪。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出口工業逐漸淘汰了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服務業也自此飛速發展，2000年后，金融危機、美伊戰爭等的影響下，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衰退，為此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轉變開始進行，創新、重組型經濟使新加坡過渡到了知識型經濟的新紀元。

　　十年時間將一批掙扎的中年人送到了老年生活的門檻，也差點讓他們卷入失業的險境。吳成豪就是其中一員，64歲的他告訴記者，退休前在晶圓加工廠工作，之前也數度轉行，面對新的職業技能要求，他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年輕人顯然比他更容易接受新知識。而且，隨著工業成本的增長，加工廠也自身難保，08年一度大批裁員，他就成為了被裁的一員。

　　“而且，移民也越來越多。房價也因此上漲，工作機會也被他們搶走了。”吳成豪表示，中國、馬來西亞、印度等地來新加坡工作的人不斷增多，這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沒有自然資源、加之低生育率，新加坡唯一的依靠就是“人”，引進大批移民為本土經濟換血是發展的必要途徑。高至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低至勞動力務工者都紛紛涌入。這些沒有背景、年輕力壯的異鄉人讓本就殘酷的職場競爭更加激烈。面臨退居二線、收入普通的新加坡人感到壓力重重。

　　留學新加坡的李宇就碰過一個罵罵咧咧的老頭，嘴里念叨著“中國人又來搶飯碗了”“不要來我們新加坡啦。”顫顫巍巍，又神情古怪。“還有一次，一個賣面包的老阿姨突然對我說了一句，中國人哦？來這邊賺更多錢啊？”這大約也反映了老去的勞動力對移民的迷茫與畏懼。

　　島國“樂齡”們的職場“第二春”

　　在新加坡，60歲以上的老人被稱為“樂齡人士”。“樂齡”帶著幾分期許的美好：樂而忘齡，樂觀進取。

　　進入老年，還有一顆進取的心十分不易，但在工作第一的島國，似乎還想重返職場，“物盡其用”的老人并不少。

　　張寶印就是其中一位。她現年62歲，退休后在一家書店做出納。從小受華文教育的她英文水平并不是很好，為了讓工作更加順利，她走進了有政府補助的英語高級班。

　　她像一個學生，背著雙肩包過來上課，在中青年居多的教室里顯得稍微有些不同，“我覺得還能學習到一些東西。”她說。“我還有兩個兒子在上大學，英語提高了顧主能給我更多的工錢。而且這個班的費用很優惠，才100多塊，有90個小時的培訓課時。”

　　新加坡勞動發展局WDA(Workforce Development Authority)與培訓機構合作，開辦了各類提高勞動技能的培訓班，面對新加坡公民與永久居民的收費很便宜，費用僅私人培訓機構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不少老年人也在這里找到了提高職業技能的途徑。政府也開辦各種培訓機構幫助老年人進入職場“第二春”。

　　剛退休不久的林偉祥，以前在企業做會計，雖過了60，他仍然覺得自己可以去工作，“不工作感覺沒事情可干，收入也不多，出去反而生活沒那么悶。這么多年工作，習慣了。”他告訴記者，七月底他打算參加政府近期組織的老年人重入職場的咨詢會與講座，找找機會。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為年滿55歲的長者成立了組織ULIVE，旨在幫助老年人重返職場。類似的幫助老年人調整心態、提高職業技能、免費健康檢查等活動也時常舉辦。社區也常常組織老年活動。

　　在忙碌的新加坡，盡管養老依然堪憂，但能在現有的形勢下給老人幫助，政府與人民形成良性互動，算是十分積極面對問題了。

　　盡管新加坡早已躍居亞洲發達國家之列，經濟發展僅次于日本，但常懷危機意識的新加坡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們新加坡，又小又沒有自然資源，只有靠我們自己勤奮努力才能生存。

　　這讓人想到上個世紀的一次會談：70年代末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驚訝于曾經的小漁村變身為經貿中心，他問李光耀是如何做到的。李光耀的回答是：“我們不像你們中國，有的是狀元、文人，出身顯赫，我們只是福建、廣東這邊沒有田地農民的后代。我們做得到，你們也可以。”

　　貌似自謙，實則帶有英雄不問出身的自詡，這句話讓鄧小平沉默良久，多多少少也反映了新加坡的傳統人格：只有自立自強與努力奮斗才能渡過難關。

　　(本文作者介紹：陰差陽錯來到新加坡工作并常駐于此，體驗香蕉式華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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