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jīng)專欄作家 朱寧[微博]

　　據(jù)報道，每年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入學新生中，有接近一半的學生來自全國四五十所所謂的“超級中學”。進入“超級中學”就意味著能早早地在名校占據(jù)一席之地。否則，進入一流大學簡直難上加難。高等教育資源的提前分布，導致地域、收入、社會階層對資源分布的影響進一步加強。

　　筆者日前參加了博鰲論壇青年領袖論壇關于教育難題的討論，席間頗有幾點感受：

　　教育已成為一項國際性挑戰(zhàn)

　　首先，教育已經(jīng)和醫(yī)療、養(yǎng)老一樣成為一項國際性挑戰(zhàn)。在中國學生還在廢寢忘食地為升學考試而苦惱的同時，美國的教育者更多地在反思如何更好地把社會價值融入教育系統(tǒng)，以避免屢屢發(fā)生的校園暴力事件；當中國學校為培養(yǎng)學生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性而努力的同時，美國學校也在為如何提升學生基本的算術能力而大費周折。由此可見，世界各國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是越來越重要了。

　　教育資源在中低收入人群中日益稀缺

　　其次，全球一體化的深入和技術進步，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提供了更多的學習方式和手段。但反觀結果，教育資源好像變得更加集中，而且在中低收入人群中日益稀缺了。西方的一些精英預科學校和中國的一些“超級中學”，都把原本對高等教育資源的競爭和分配，提早到了中學階段。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所帶來的“馬太效應”和“贏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的后果，都讓教育在歷史上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大打折扣。

　　據(jù)某些報道稱，每年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入學新生中，有接近一半的學生來自于全國四五十所所謂的“超級中學”。進入“超級中學”就意味著學生能早早地在名校占據(jù)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果不能進入“超級中學”，進入一流大學就變得難上加難。高等教育資源的提前分布，導致地域、收入、社會階層對資源分布的影響進一步加強。這也是為什么國內(nèi)一流高校中的“貧困生”比例持續(xù)降低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種現(xiàn)象，并非中國特有。由于教育的公共產(chǎn)品的特性，導致了教育服務的提供，尤其是一流教育服務的提供，永遠低于社會的需要。如何彌補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鴻溝，是全社會各個利益相關方都必須高度關注的難題。

　　政府必須提供公平保障

　　政府，在尊重市場規(guī)律的同時，必須制定正確的游戲規(guī)則和提供應有的公平保障。美國實行的公平法案(Affirmative Actions)旨在保護社會弱勢和少數(shù)群體的基本權利，包括接受教育的權利。公平法案對弱勢群體提供的“善意歧視”無疑會觸及乃至傷害到一些主流社區(qū)的利益，但正如一位美國法官所說：“教育工程中的多樣性和教育經(jīng)歷本身一樣重要。”

　　另一方面，歐洲很多國家，正是通過提供優(yōu)質(zhì)、免費的公立和業(yè)務教育的方式，降低了市場對私有、精英教育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供需之間的緊張關系。正是由于沒有升學的壓力，許多歐洲學生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學習過程本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歐洲學生往往在國際學生能力測試中表現(xiàn)優(yōu)異。

　　多方合力保障教育公平

　　除了政府之外，私營部門和慈善機構也必須通過其在資源方面的優(yōu)勢，有針對、有重點地扶持和幫助某些特定的社會群體。與此同時，教育機構，科技公司和跨國企業(yè)，也應該利用其各自的專業(yè)優(yōu)勢，幫助把優(yōu)質(zhì)的教育傳播到全球各地和社會各方。

　　最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處社會的價值和取向。開放、誠信、多樣化的教育離不開開放、誠信、多樣化的社會價值。因此，要解決全世界各國教育所面臨的難題，歸根結底還是要解決世界各國各自的社會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耶魯大學國際金融中心研究員，著有《投資者的敵人》一書, 幫助投資者認識自我, 戰(zhàn)勝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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