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2019中美經貿關系如何演繹

　　沈建光博士宏觀研究

　　2018年，中美經貿關系呈現緊張局面，貿易爭端持續升級，超出了2018年年初各界的預期。美國不僅在貿易領域不斷擴大對中國加征關稅的商品范圍，從500億增加至2000億美元，甚至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如中美南海的沖突加劇，美國副總統彭斯在2018年10月演講中對中國大加指責等，均引發了人們對冷戰的擔憂。

　　值得欣慰的是，不斷惡化的形勢在2018年12月初阿根廷召開的G20峰會上有所改觀，中美兩國領導會晤傳達出暫停貿易紛爭的積極信號。中美雙方已確認，暫停貿易爭端加碼，并通過90天談判探討貿易爭端的解決。展望2019年，中美經貿關系會如何演繹？中美之間全面貿易戰能否避免？中國又該采取何種方式應對？

　　經貿談判有望達成協議，2019年貿易爭端或有所緩解

　　雖然特朗普對待貿易爭端咄咄逼人，但在筆者看來，貿易爭端對美國而言也并非穩賺不賠。相反，結合貿易爭端以來的美國經濟走勢、金融市場波動、國內政治風向、美國企業界反應等最新情況，與中國達成談判協議，避免貿易爭端升級對美國的負面影響，亦符合特朗普的真實需求。

　　從金融市場方面看，自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之后，2018年10月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出現明顯下探。截至12月21日收盤，標準普爾500指數、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分別較年內高點下跌了16%、15%、20%。美國金融市場巨幅波動，凸顯了投資者的恐慌情緒。這一方面與美聯儲加息、估值過高等基本面因素有關；但一方面，也受到了貿易爭端發展不確定性的影響。

　　從美國經濟基本面看，美國經濟可能已經到達階段性頂點。2018年三季度，美國經濟超預期達到3.5%，這主要與稅改紅利帶來的企業盈利改善，低失業率和居民薪酬上漲拉動消費支出增加密切相關。但隨著2019年稅改利好基數效應減弱，貿易爭端負面影響漸顯，美國財政政策空間已越來越小，美國經濟或將承壓。IMF在2018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計，2019年美國經濟增速將放緩至2.5%，較今年4月的預期值下調了0.2個百分點。

　　此外，貿易爭端或推高美國通脹水平。在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的2000億美元清單中，家具、皮革制品均被納入對華加征關稅的范圍。而這兩類產品中美國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占據其進口的一半以上，加征關稅無疑將加大美國國內商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倘若特朗普更進一步對全部來自中國的商品加稅，考慮到美國目前九成的雨傘，八成的玩具、七成的頭飾、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類、紡織產品進口均來自中國，必然會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另外，通脹的上行，也使得美國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繼續加息，這也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其早前就曾對美聯儲的加息行動大加指責。由此，美國國內政策分歧也會進一步加大。

　　從美國企業角度看，貿易戰對美國企業成本的影響已開始顯現。比如，全球最大的建筑設備生產商卡特彼勒近期表示，由于鋼鐵進口關稅和貨運費上升，導致公司最近一個季度產生了約4000萬美元的額外成本。美國福特汽車2018年9月就曾表示，鋼鐵關稅已經導致公司獲利減少10億美元。波音公司也表示，2017年中國航空公司的業務占該公司總業務量的30%，長期貿易戰將對波音公司不利，波音公司未來將考慮首次脫離美國本土，并計劃在中國內地投資修建總裝和交付中心。此外，近期美國兩黨多名眾議員亦有所行動，積極推動特朗普政府允許企業申請最新一輪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的豁免。

　　對中國而言，避免貿易爭端升級的考慮一直都在，畢竟貿易爭端升級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雖然短期看，美國進口商與零售商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人民幣貶值、出口退稅率調高也會減緩很大一部分壓力；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替代美國的出口市場并不易得，貿易爭端對投資前景、企業家信心，以及產業鏈上下游行業的影響深遠，貿易爭端持續越久，風險越大。

　　例如，雖然在中美爆發貿易爭端后，理論上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可以轉向其他國家地區，但研究發現，中國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幾大出口國的進口額中所占的比重已相當之高，進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場占有率的空間極其有限，要想找到美國市場的替代市場將十分困難。2018年11月，我國出口（以人民幣計）同比增長10.2%，前值為20%，回落了9.8個百分點；進口增長7.8%，前值為25.7%，回落了17.9%。進出口增速迅速降至個位數，與之前數月中國貿易的高增長相悖，說明為避免中美貿易爭端而出現的“搶出口”刺激效應已削弱。目前，貿易爭端雖暫時緩和，但未來貿易下行的風險仍不容小視。此外，11月外資同比下滑27.6%，表明如果貿易爭端不能減緩，影響還會向其他方向蔓延。

　　尤其重要的是，中美貿易爭端對產業鏈的影響不容小覷。這種影響是數學模型難以精確計算得出的。例如，出于對中美貿易爭端前景不確定性的擔心，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對中國投資存在遲疑，并在逐步調整其全球布局。比如，為避免美國的高額進口關稅，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審視其在中國的業務，并有計劃將生產線轉移出中國。蘋果公司就加征關稅表示擔憂，特朗普卻在推特上表示，蘋果只要把相關的工廠遷回美國就能夠輕松解決問題。但是中國產業鏈完整，市場巨大，美國企業也很難割舍中國的巨大市場，如在中國加快開放后，特斯拉、雪佛蘭都表示要在中國設廠，并可能在2018年年底開啟談判。因此，即便美方看似咄咄逼人，但也有望給出更加務實的談判條件。

　　此外，鑒于中美經貿關系始終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如果經貿關系不穩，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矛盾會更容易急轉直下，因此筆者認為，中美雙方對尋求貿易爭端暫緩的談判，是有一定共識的，也很有可能達成協議：2019年，中美經貿關系可能好于2018年。

　　警惕貿易戰速勝論，深化改革開放

　　在筆者看來，即便貿易爭端有望得到短期緩釋，但中美之間的爭端并不僅限于貿易問題，在網絡安全、地緣政治、技術角力方面的分歧也越來越多，顯示中美博弈已經由貿易領域擴展至科技領域以及經濟制度方面。最近的華為事件、早期的中興事件，以及針對中國制造2025和國企補貼的聲明，都是很好的例證。

　　筆者認為，貿易爭端折射了中美關系的變局。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于整體貿易的雙贏屬性，一旦貿易爭端打中雙方的痛點，貿易爭端仍有談判的空間；但隨后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個零和的困局，出現更多難以彌合的分歧。中期來看，中國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術領域與美國差距的減小，已經引起美國的警覺。而從長期來看，超出經濟領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擔憂，美國對華的全面反制也絕非杞人憂天。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兩國未來在不同層面的沖突將會明顯超過以往。對此，必須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當然，應對外部風險也無需過度悲觀，以我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好的應對。如穩定預期，通過加強政策協調確保經濟不會失速；同時，加快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加快財稅改革與國企改革。倘若能將外部壓力變為自身發展的動力，促使中國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相信中國經濟受到的沖擊會非常有限。

　　具體來看，2018年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下滑態勢，主要經濟指標回落、消費疲軟、工業生產刷新全年新低、投資低位徘徊、外貿數據回落等等：政策調整勢在必行。從最近召開的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可以看到，對于2019年的宏觀政策，決策層更加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特別是強調以減稅降費來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實體經濟活力。

　　在改革層面，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對改革的表態比去年經濟工作會議更加積極與嚴肅，意味著2019年改革力度有望超出預期。其重點體現在深化國資國企、財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管理等領域的改革，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等諸多方面。這樣的表態非常明確與務實，有助于穩定市場信心。

　　而在應對中美貿易爭端方面，作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舉措之一，推動中美經貿磋商事宜被著重強調，凸顯了當前決策層力促中美達成貿易協議的基調，是非常積極的表態，也預示著2019年中美貿易爭端有望緩釋。同時，筆者認為，加大對外開放步伐所面臨的內外部風險，相比本世紀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面臨的嚴苛條件（如開放金融業、汽車、農產品，每年面臨來自世貿組織的審查等），要小得多。當前加大進口、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升對外開放程度、降低進口綜合稅負、強調民企國企一視同仁等，既可緩釋外界壓力，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的內在要求。

　　綜上，應對內外困境，當前政策層面已經發出了積極信號。展望2019，如果對內能夠切實做到改革“走深走實”，做到競爭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紅利；對外積極爭取中美貿易紛爭的緩釋，守住中美經貿這一壓艙石，則有助于破解內外憂困的局面。

　　當然，即便短期內中美貿易達成一定的協議，也仍要認識到兩國在其他領域的分歧仍然較大，包括網絡安全、地緣政治、技術角力等諸多方面的爭端，隨時可能加劇，外部形勢依然嚴峻。對此，要格外警惕中美貿易戰速勝論，做好中美之間長期博弈的準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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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