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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央行“易主”，周小川對繼任者早有暗示！易綱是改革派，執掌央行面臨三大挑戰
來源：證券時報e公司
易綱“接棒”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并不令外界意外。實際上，早在兩三年前，易綱已在央行內部負責各項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長之首。
易綱的這一特殊地位，在2016年兩會期間的央行記者會上，從周小川口中就可窺知一二。彼時開場時，周小川對易綱的介紹是“負責人民銀行各項工作，主管貨幣政策、國際業務”，而對其他副行長的工作介紹則是“分管”某項工作。
易綱集海歸學者和實干派官員為一體，是既具國際視野，又深刻了解中國實情的技術性官僚。專業、穩健、務實是外界對他的一致評價。作為需要專業素養且兼備國際視野的一國央行行長一職，易綱的履歷擔得起這個位子。
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間，他是人民幣匯改和人民幣國際化的策劃人和深度參與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又對貨幣政策有著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當他開啟統領央行新時期之時，這些問題會繼續成為他任期內的考驗，更具挑戰的是，在當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時，易綱所面臨的“拆彈”中國金融風險的任務更顯艱巨且急迫。
學者派官員央行工作二十載
易綱的留學履歷，似乎預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適的工作選擇。
易綱以“文革”后恢復高考的“新三屆大學生”的時代烙印，在1977年考進了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有評論稱，新三屆以平均僅有6%的超低錄取率，成為了中國當代史上難以復制的一代。而易綱所在的北大經濟系77級，更是匯集了后來中國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
但易綱的求學經歷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畢業后，易綱前往美國繼續求學6年，分別在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并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任教長達8年，且年僅34歲便在印第安那大學獲終身教職，成為上個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的華人教授群體中，最早獲得美國終身教職的一人。
在印第安那大學任教期間，易綱寫了多篇研究中國貨幣需求問題的文章，通貨膨脹則是其在研究中國貨幣需求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來所一直關注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這項研究持續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將多年研究成果集結成一本名為《中國貨幣化進程》的專著。此外，1999年，易綱和他人合寫出版的《貨幣銀行學》，在日后也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經典教科書。
“《貨幣銀行學》是我當年上大學時唯一一本不用死記硬背的教科書，易綱寫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能將復雜的事情講得通俗簡單，才見學者的真正’功力’。”北京一位金融監管部門人士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
易綱是在1994年回國，起初與林毅夫等人發起組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并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與央行的“緣分”，要從1997年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正式開始。
1997年也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對中國當時進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反對金融業改革開放的保守聲音甚囂塵上。
1998年初，易綱與現任證監會副主席的方星海合寫了一篇分析拉美國家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文章，建議資本市場開放要繼續推動但需漸進有序，并實行有彈性的匯率政策。同年，易綱還寫了一篇名為《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的分析文章，彼時他就對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提出了擔憂，并建議適當增加進口、藏匯于民、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賬戶。
易綱早年對人民幣匯率、資本項目開放和外匯儲備的研究，成為他在2009年后擔任國家外匯局局長的有力理論支撐，這也使得他成為人民幣匯改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重要謀劃人。
與周小川一樣，易綱是個堅定的改革派。
在他擔任國家外匯局局長期間，中國的外匯儲備一度直逼4萬億美元，管理如此龐大的資產規模實現保值增值，易綱選擇的解決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資，不再單調地投資美國國債，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資產。為此，他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聘請了一批專業人士，引入市場化投資的理念。
易綱在擔任國家外匯局局長之初，就強調外匯管理要順應時代潮流，從重審批向重事后監管轉變。他還提出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轉變，逐步從“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為“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續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國將在2018年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意味著有兩大重要轉變：一是它打破了各種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隱性的壁壘，把整個市場的剩余決定權都交給了市場；另一個則是政府從重視事前的審批，轉變為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
新行長上任后面臨哪些挑戰？
1、維護金融體系穩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載，易綱對央行的使命和挑戰最熟悉不過，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謂是無縫交接。不過，年過60的易綱，在未來5年所要面對的中國央行，仍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和挑戰，首當其沖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攻堅戰。
去年成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簡稱“金穩會”），強化了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金穩會的辦公室設在央行，也說明未來央行在金融監管中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金穩會成立的首要任務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落腳到央行，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框架，是維護金融系統穩定宏觀調控手段。
易綱去年曾在“十九大”期間表示，建立雙支柱調控框架可以起到兩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幣值穩定、二是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
中國較早探索和實踐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積極穩妥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著力建立金融宏觀審慎框架。
宏觀審慎框架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其核心內容是以資本金約束金融機構的經營擴張，要求金融機構“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目前納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銀行業金融機構，但一央行內部人士對證券時報記者，未來會適時將券商、基金、保險、甚至是大型互聯網金融機構納入MPA考核范圍內，強化資本約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來央行還將統領對資管業務和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而實現這些監管的基礎，都是建立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之上。央行副行長陳雨露此前就表示，金融業綜合統計旨在實現對所有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的全流程、全鏈條動態統計監測，主要包括三個部分：金融業資產負債表和金融資金流量統計；貨幣信貸統計和分業機構監管統計；服務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的統計，包括交叉性金融產品統計、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計、金融控股公司統計、互聯網金融統計等。
2、貨幣政策調控的新考驗
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是各國央行的法定職責。也因此，隨著國內外環境的不斷變化，貨幣政策調控也成為考驗各國央行的永恒挑戰。
易綱在今年年初執筆的《貨幣政策回顧與展望》一文中就坦言，“從國際上看，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將進一步趨向正常化，全球利率中樞可能會有所上行。來自外部的不確定變化也可能向國內經濟金融領域傳導，全球經濟復蘇和大宗商品價格回暖還可能給國內物價形成一些壓力。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取向變化也會對我們的政策空間形成一定擠壓，增大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從國內看，內生增長動力仍待強化，結構調整任重道遠，債務和杠桿水平還處在高位，資產泡沫’堰塞湖’的警報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亂象仍然存在，金融監管構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易綱對于今年的貨幣政策取向開出了四個“藥方”：
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不能依靠貨幣信貸的“大水漫灌”來拉動經濟增長，央行要根據調控需要和流動性形勢變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進一步增強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促進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二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將影子銀行、房地產金融、互聯網金融等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同業存單、綠色信貸業績考核納入MPA考核，優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對資本流動進行逆周期調節。
三是適當發揮貨幣信貸政策的結構引導作用，繼續運用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PSL等工具支持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再貸款支持力度。
四是繼續穩妥推進各項金融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央行將按照“放得開、形得成、調得了”的基本要求，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機制，增強利率調控能力，進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場及實體經濟的傳導。
3、人民幣國際化路漫漫
人民幣國際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綱在任內需要繼續主推的一項重要工作。特別是在推動人民幣匯改的議題上，易綱的態度始終如一——“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能夠有效提升我國經濟金融體系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
當前，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斷增強，央行也已退出外匯市場的常態化干預，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人民幣匯率實現清潔浮動只差“臨門一腳”，易綱在擔任央行行長任內，有望實現十余年漫漫匯改路的終極目標。
不過，正如前國家外匯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所說，從外匯角度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除了大家一般關注的改進匯率調控，優化中間價報價機制，擴大匯率波幅，增加匯率彈性外，還應該包括發展外匯市場、放松外匯管制的內容。只有不斷完善外匯市場體制機制，減少外匯管制，通過增加不同風險偏好的外匯交易主體、放松交易的實需限制、豐富外匯交易產品等，才能夠真正釋放市場活力，確立市場機構在外匯交易、價格發現中的主體地位。
因此，搞活外匯市場，繼續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易綱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責任編輯：郭一晨 SF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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