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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的刻痕
來源：高善文經濟觀察
高善文
按語：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金融40人論壇組織“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動，進行紀念。應其約請，并在編輯人員的反復催促下，我撰寫此文，作為相關紀念書稿的一個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掀開了中國現代歷史波瀾壯闊的新篇章，推動中國向著民富國強的目標大步前行，在規模和深度上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嶄新的奇跡。
作為在改革開放年代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見證、并深深地受益于這一偉大的社會變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基礎，在記憶的長河中選取了幾個印象深刻的片段，試圖記述在一個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滄桑巨變，并借此表達對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產隊的記憶
夜已經很深了，屋外的北風一陣緊似一陣，吹落了院里樹上殘存的幾片樹葉。四周靜悄悄的，偶爾從遠處傳來幾聲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靜謐。
母親從織布機上走下來，伸了個懶腰，吹滅窗臺上的油燈，打算休息。
這時，院門處傳來幾聲輕響，伴著低聲的呼叫，“睡了嗎？我想借你們家點東西，有急用”。
母親側耳靜聽，分辨出是鄰居家要借東西。“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難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們家也不是藥鋪子呀？”，母親心里琢磨著，一邊起身去開門。
一進院門，鄰居低聲而急促地說，“今天晚上生產隊要組織挨家挨戶搜家，檢查是否有私藏隊里棉花的情況，你們要小心呀”。說完，他轉身出門，又去通知別的鄰居了。
原來，這段時間生產隊里組織采摘棉花，但許多的棉苞還沒有綻開。由于寒冬將至，地溫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長，只好將棉苞整個摘下，然后分給每家每戶。
每戶的任務是，用手把棉苞撥開，把其中的帶籽的棉花扒出來，再全部上交給生產隊。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會私藏扒出來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來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紡花、織布，做成衣服穿。
為了打擊這種行為，生產隊的做法是深夜組織突襲搜家。
鄰居走后，母親睡意全無，重新點亮油燈，坐在織布機上，一邊織布、一邊等待，一邊想著家里的生計。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聲由遠及近，越來越多，越來越響亮。緊接著，街上傳來雜亂的腳步聲，和著咳嗽聲和偶爾的低聲交談。沒多久，院門傳來“咚咚咚”的敲門聲，象擂鼓一樣。
院門剛開，馬上涌進來一群壯漢。這些人二話不說，打著手電筒，就著月光，開始翻箱倒柜地檢查，家里的面缸、麥甕、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嚇醒，裹著被子蜷縮在墻角驚恐地看著這一切。這時的我，只是一個5歲左右，剛開始模糊記事的小童。
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國北方農村一個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許后來的中央領導這時正在醞釀著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記得，廣播里到處在宣傳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而父母卻在愁眉緊鎖地盤算著日常的生計：眼看著天氣一天比一天冷，孩子們的冬衣還沒有著落；家里的存糧，到來年開春就支撐不下去了，青黃不接的時候，孩子們吃什么呢？
多年以來，圍繞計劃經濟的爭論時而沉渣浮起，但這段童年的經歷始終告訴我，至少在摘棉花這件事情上，計劃經濟是不靠譜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學，剛剛在這年五四的時候隆重紀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為“戊戌變法”的產物，北大師生總是對現實政治懷有異乎尋常的熱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來自詡。
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學業，進入北大，開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園的學習生活。當時的北大校園，多少還散落著一些校慶的氣氛，《精神的魅力》作為杰出校友紀念校慶的一本文集，幾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進北大，給我沖擊最大的并非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鮮的感受是，北大像個自由市場。
只是在這個市場上自由叫賣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種聞所未聞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類講座、沙龍和聚會上，社會名流紛紛登場，宣講他們對中國問題的各種思考，或者自己的學術主張。學生則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斷演講人，提問交流。
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階梯教室被圍得水泄不通，連過道上都擠滿了人，講臺兩邊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滿了學生，手里都拿著筆記本。演講者在講臺上侃侃而談，眉飛色舞，時而用力地揮動雙手，來強調自己的觀點。講到精彩處，教室里自發地爆發出潮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偶爾有學生起身提問詰難，觀點犀利，見人所未見，周圍的人則會報以欽佩的眼神和熱烈的鼓掌，連演講者也會連連贊嘆“好問題、好問題”。
我清楚地記得，我參加的第一場講座是方勵之教授的《物理學與美》。當時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剛被處理。北大居然請他來舉辦講座，我深感驚訝，折服于學校環境的寬松。方教授結合物理學的發展史，從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紹了物理學理論內在的和諧、對稱與美，給我這個物理學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長久的思想震撼和啟迪。
當時在北大校園里傳播、爭論、并相互激蕩的許多新思想其實是舶來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學者的一些學術思考。
對于剛經歷了長期思想禁錮的許多人而言，對于剛在高中階段被灌輸了不少意識形態教條的我來說，這一切都是那么激動人心。這好比在一所長期不通風的房間里，突然打開了窗戶，新鮮的空氣涌進來，終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覺神清氣爽、精神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課，我們學習了政治經濟學，學習了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自以為利刃在手，應有盡有，可以無往而不勝，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經濟和社會學說的虛偽和欺騙，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真實面目。
但是，面對各種競爭性學說的宣講和介紹，我似乎完全沒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時的我看來，不少新鮮的學說具有嚴密的邏輯推演、扎實的經驗證據、深刻的思辯拷問，完全不是自說自話的說教，非常有說服力。這使我開始認識到，具有獨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尋章摘句地死記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經在報考北大，還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間頗為糾結。后來聽人說北大思想自由、環境寬松，便選擇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我有兩大雅好：一是喜歡湊熱鬧（屬于看熱鬧不嫌亂子大的類型），二是好為人師（屬于不懂裝懂的類型）。
進入北大不久，就發現這所學校的氣質與我十分契合，兩大雅好同時得到了很好的滿足，深感當時報志愿的選擇是正確的。
盡管當時在北大，各類思想宣講呈現百家爭鳴之勢，但大多數演講和爭論還是圍繞中國經濟改革展開的，這也是當時報紙和社會上最熱門的討論話題。1978年北大學生沖出校園，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1984年國慶游行，北大學生在通過天安門城樓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這些往事也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盡管高中階段曾經著迷物理學，進入北大的專業是無線電電子學，也是物理學的一個分支，但進入北大不久我就認識到，經濟學可真不錯，又熱鬧時髦，從之者眾；又可以冒充國師，指點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決心要去經濟學院讀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經濟學院的學長尋求幫助。他給了我幾本書，開列了一個書單，還囑咐了一些要點。實際上，他的書單主要是美國大學經濟專業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書目。他囑咐的要點是，書中有感興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閱和鉆研一下相關英文文獻。
當時，在大多數中國大學經濟專業，《資本論》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經濟學是作為思想史用來批判的，但北大已經引入美國原版教程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這種開放的態度讓我受益良多。
幾年以后，我進入北大國民經濟管理系（現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前身）開始研究生階段的學習。
三、葵花寶典
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響，學校的氣氛開始變得壓抑起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成為主要的官定議題，經濟改革等其他社會話題難以公開討論，大家公開說話也都比較小心，擔心留下什么把柄。許多情況和話題只能在小范圍內議論幾句。
1992年春節過后，從南方回校的同學開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細節很模糊，我們也是將信將疑，甚至擔心這又是境外敵對勢力的陰謀和謠言。
大約5、6月份的時候，系里突然通知召開全體大會，傳達重要講話。大家多少能夠猜到要傳達的內容，紛紛趕往指定的會場。屋里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大家都不說話，屏聲靜氣，等待會議開始。往常的會議，之前大家多少會相互打招呼、交頭接耳，會前總是一片嗡嗡的聲音，但這次的氣氛顯然不同。
系里的領導開始宣讀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要點，會場時而響起熱烈的掌聲。當讀到小平同志說，“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時，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視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淚水早已浸透了雙眼。
這之后，許多同學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厲以寧教授擔任學院掌門人。由于他長期倡導股份制改革，并帶領幾位研究生學長牽頭起草中國第一部《證券法》，再加上當時股票市場在初創階段，交易活躍，波動巨大，投機成風，同學們在緊張的學習之余，都很關心股票市場的情況。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鋪熟睡，突然一聲巨響，緊接著，聽到下鋪兄弟聲如洪鐘的斷喝：“寫得好呀！”。
我心中一驚，深更半夜的，這家伙大呼小叫，是個什么情況？
我揉了揉惺忪的雙眼，探頭向床下望去，見他正在挑燈夜讀。剛才他讀到精彩處，心生共鳴，情不自禁，不由一掌擊在墻上，大聲喝彩。原來，那聲巨響，是他演習“降龍十八掌”產生的。
我尋跡望去，在書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
“葵花寶典”。
我凜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這等奇書？這可要借過來好好研讀一番，實在不行就巧取豪奪。
我瞇起雙眼，瞧個仔細。書的題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來剛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位同學甫一畢業就投身證券市場，迄今成為中國股票市場少見的常青樹，聲名遠播。
而我當時正著迷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效率市場假說，折服于其簡潔、精巧、深刻的經濟思想，以至于迄今進入股票市場有年，卻仍然是深山探寶，空手而歸。
四、上海灘
四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中南海的宮墻外，玉蘭花已經凋謝；昆玉河畔，柳樹剛剛抽出新芽，在春風中搖曳起舞。
夜晚時分，華燈初上，薄暮下的長安街氣度恢弘，莊嚴大氣。
我與朋友漫步在復興門的橋頭，無心欣賞身邊的美景，內心充滿彷徨和糾結。
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陰影還沒有散去，而我則站在人生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一個選項是遠赴美國，再念一個經濟學的博士學位。當時的我已經拿到一些錄取通知書，并開始辦理留學簽證。
一個選項是在國內謀一份差事，薪水優厚一些，還有一些成長空間。
麻煩在于，在國內謀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謂成長空間更是一片朦朧；而留學生涯的未來路徑明確清晰，容易預測。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當年正是他的指點使得我順利轉入經濟系課讀研究生。
這時，他正在力勸我加入光大證券，從事經濟數據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證券總裁決心加大投入，全力轉型和發展賣方研究業務；而好友則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經在政府機構工作數年，從事公文運轉，對證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賣方業務到底是做什么？證券公司去分析經濟數據有什么價值？心中難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銳地指出，你已經三十出頭，如果遠赴美國，到四十多歲才能夠安定下來，大好年華，皓首窮經，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歲在美國謀到一份差事，薪水難言豐厚，這期間還要生孩子、置產業，經濟必不寬裕。而國內證券市場則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總之，他痛陳留學之非，極言在國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蘇秦重生，張儀再世。
就這樣，盡管家里人堅決反對，我也頗有疑慮，但幾個月后，我還是撕掉了美國留學的簽證，一咬牙、一跺腳，轉身去了上海灘。
光大證券的研究所當時設立在上海浦東張楊路上一個居民樓里，屬于這所建筑的底層商鋪。這個底商本來的設計是要建一個超市，由于無人承租，一樓變成一家川菜館，二樓則成為我們的辦公場所。每天中午以后，辦公室便飄來菜館炒菜的香氣，和著川菜獨有的麻辣味；偶爾有老鼠從桌子底下鉆出來，又飛快地溜走了。
這年的證券公司經營極度困難。有同事含著淚說，基層營業部的員工，一個月八百塊的工資都已經發不出來了。在居民樓里，與川菜館一起辦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豪言，我的心中開始惴惴不安。
會議室里燈火通明，煙霧燎燒，大約已經是凌晨兩三點的樣子了，我們剛討論完一個演示文稿，處理好最后幾個數據，開始吐著煙圈，隨口議論賣方業務的模式和公司的未來發展。
好友大手一揮，說，我們今年的分倉業務收入剛起步，差不多500萬左右，幾年以后，我們的業務收入會達到3000萬以上。到那時候，大家的個人年收入，將足以俾睨美國的普通中產階級。
會議室里傳出輕快的歡笑聲。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公司已經快無米下鍋了，能否撐到那時候都還難說呢；再說，從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錢呢？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幾年以后，我們的分倉業務收入已經數以億計。
五、江湖之遠
在美國，金融市場的波動在政府宏觀經濟決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投資銀行（在中國稱作證券公司）經濟學家對經濟數據的分析、以及對市場的解讀，對政府判斷局勢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但中國的情況顯非如此。
當年一些朋友聽說我去證券公司作分析師、炒股票，感覺十分惋惜：干點什么正經事兒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機生意！再說，原來在政府的工作又體面、又高大上，怎么說丟就丟了呢？
在上海期間，有次打電話到當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自我介紹后，客氣地詢問對方主要負責哪個領域的工作，接電話的人員不屑地說：“我的工作就是管你們這些人”，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還有一次，應邀參加一個私募基金的午餐會，我的角色是介紹一些經濟方面的判斷。我站起身來，剛說明身份，就被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長打斷：“這些事情你們不懂的。我的分析剛上報給人民銀行總行，得到了總行貨幣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就是當時的狀況：2003年的時候，中國證券業的研究業務剛開始蹣跚起步，沒有人認為證券公司能夠拿出嚴肅的、具有啟發性的宏觀研究報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際酒店的大宴會廳座無虛席，過道和后排還站著許多人，聽眾十分安靜，神情投入而專注。
受現場氣氛的感染，站在講臺上的我變得十分放松，脫離既定的演示文稿，開始談起一段時間以來，郁積在胸中的、對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觀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沒有準備，隨口議論，有些言辭頗為尖銳，忘記了兩個重要事實：一是臺下的攝像機正在進行網絡圖文直播；二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即時文稿的整理和傳播是以分鐘來計量的。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這次演講立即在網絡上瘋傳，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第二天，廣州一家很有影響力的報紙即以頭版社論的形式發表評論，指名道姓、單刀直入地指責我在成都的演講是“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一些網絡評論員也認為我是“一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試圖干擾和阻撓國家大政方針的實施。
作為證券公司的經濟分析人員，在媒體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這與15年前相比，無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長時間不聯系的人也打來電話，噓寒問暖的同時，旁敲側擊地詢問：目前有沒有壓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隨陪同嗎？還能夠自由活動嗎？
實際上，這次演講的題目倒是事前經過仔細的斟酌和精心的選擇，用的是故宮保和殿后邊的匾額，“允執厥中”，想借此表達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財政、貨幣、監管等各司其職，協調有序，不要單兵突進，不要走極端。由于“允執厥中”這個詞語出自《尚書》，艱澀難解，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來聽人說，這篇成都演講似乎確實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關注，并引發一些官員的巨大憤怒。
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學者和退任官員開始加入公開批評當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講開始顯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單。
6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場的許多領域都開始出現明顯的壓力，我在成都擔心的一些情況開始顯現。
7月中下旬，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全面調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評和爭論基本平息下來。
差不多一千年以前，范仲淹勉勵士大夫要“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證券公司的研究人員從事的是商業工作，以賺錢為己任，處于江湖之遠；但這并不表示他們沒有超越個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沒有維護公眾利益的廟堂之憂。
像在美國發生的那樣，證券公司研究人員的經濟分析和市場解讀，也許正在成為中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過程中，值得參考的意見和想法。這一相對于15年前的顯著變化，生動地折射了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中，中國資本市場所取得的巨大進步。
四十年以前，小平同志以戰略家的無與倫比的遠見卓識，掉轉了中國歷史巨輪的航向，由此創造了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這一偉大轉折必將彪炳史冊。作為這一歷史巨變中的一粒塵埃，我的經歷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向一滴水珠一樣，能夠折射出太陽耀眼璀璨的光芒，是為記。
責任編輯：王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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