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最大的中介頭子”，走了

　　作者：倪文

　　編輯：王明雅

　　沒有人能預料到，5月20日收到的消息，是關于左暉的病逝。

　　在一份企業風險提示中，曾記錄過左暉于2013年9月便診斷出肺癌；在后來，融創孫宏斌在樂視的一場發布會上，也無意間說道：“大家知道老左身體……老左在養身體，一年就吃了四次飯都是跟我吃的，喝了四次酒也都是跟我喝的。”

　　1971年出生的貝殼創始人、董事長左暉，年僅50歲，商業領袖的壯年之際。這位手握鏈家、貝殼、自如等多個地產重磅品牌的巨頭，以始料未及的方式與我們道別。

　　對于左暉來說，他經歷了中國樓市的黃金年代和時代拐點，幾十年來關于他的故事，在這一刻，被永遠封存在了中國地產業的歷史風云里。

　　《首席人物觀》在此舊文重發，回顧左暉在創業及守業歷程中，那些關鍵的時刻。

　　01

　　多年前，左暉不無苦惱地說，以后他的女兒寫作文《我的爸爸》，可以寫“爸爸是北京最大的中介頭子”。

　　他覺得，孩子可能不愿意說自己爸媽是干中介的。“我覺得很不容易，尊嚴離我們這個行業太遠了。”

　　作為鏈家董事長的他，是用了十余年時間，成為北京最大的中介頭子的。而如今，鏈家系的自如、貝殼找房，又分別成為長租公寓和互聯網平臺的龍頭企業。自如待上市，貝殼已經遞交招股書，距離敲鐘一步之遙。

　　于他而言，倒不必憂心“中介”名頭的尊嚴問題了，他的標簽，即將成為數家上市公司的創始人。

　　一切在意料之外，一切又仿佛在他的掌握之中。

　　走到貝殼IPO這一天，不得不說，左暉長線布局、步步為營，眼光與戰略意志至關重要。“我們對機會和捷徑這種‘好事’有天然的排斥和厭惡感。”他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說道。

　　左暉對一個故事印象很深刻。

　　他的老家在陜西渭南的一個小地方，從北京回家要坐綠皮火車，在西安前一站下車，但坐這趟車回北京時很難找到空座位。一次，他聽聞姐姐和一個大學同學回京時，是坐著回來的，對此很好奇，便問人家，“為什么能找到座？”

　　對方說：“大多數人一上車之后先往左拐，抬頭看看，說那邊吧。我永遠都是從第一節上，往最后一節走，一個車大概11個車廂，1300多個座，每個都要看一遍，如果一個座沒有就踏實了，但結果是每次都能找到。”

　　現在，左暉喜歡用這個例子來解釋自己對“不走捷徑”的理解。

　　而他本人的奮斗史與這個故事也有太多的相似性。他在房地產中介行業叱咤風云的日子里，恰恰憑借的，是抓住機遇，踩中每一次時代紅利。

　　02

　　從北京化工大學到中關村的距離是10公里，沿著北三環一路向西，年輕人騎車一小時抵達。

　　左暉畢業的90年代初，這個起點和終點代表絕然不同的世界。在起點處，是足球場揮汗如雨的懵懂校園生活，在終點處，一個凌亂的城郊結合部，計算機軟件淘金熱蓬勃又魅惑。

　　他早早覺得，自己是屬于后者的。

　　92年，他畢業時21歲，被分配到北京郊區的一家工廠。不過，左暉覺得“這不是我的舞臺”。那時候，還是城郊結合部樣貌的中關村，正迎來初代互聯網的機遇，計算機軟件公司興起，吸引無數人下海經商。左暉跳槽到了其中一家公司做客服。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接電話、收集客戶反饋。“剛接進一個電話，還沒來得及說‘您好’，不到一米遠的另一個電話又毫不客氣地響起。”

　　這樣的工作狀態，每天要持續11個小時，左暉一做就是三年。他回憶，“那段時間，整天耳朵里都是嗡嗡作響的聲音，腦子里常常一片空白。”

　　1995年，他選擇跳槽去另一家軟件公司做銷售。當時，他和同事們準備了一份介紹產品的詳細資料，三四個月時間沒有假期。做完之后，左暉對比了同行做的資料，無比確信，自己這一份客觀又詳實，也會取得相應的市場效果。

　　結果，事與愿違。忽略了溝通和公關能力的左暉，銷售工作并未做出彩。

　　后來，他回母校向學弟學妹們傳授經驗，提起這三年時間，說的是“我已經畢業三年，這是一個大學生非常重要的三年，我終于找到自己的‘長’與‘短’”。

　　他試圖規避自己的短處，利用自己的長處——他擅長收集信息、降低工作中的不確定性。

　　轉折也在這一年發生。

　　這一年，左暉25歲，依然喜歡足球，和大學好友相約北京先農壇體育場，一起看比賽。賽后，三個年輕人聊起了大學時代的約定——“25歲的時候出來單干”。

　　說干就干，三人倒是痛快，每人拿出5萬元，各自辭職，并且創立了新公司，門外漢們一起做起了財產保險代理，左暉任總經理。

　　那時候的保險業入門之道在于保險法律條款，每到晚上空閑時間，左暉便細心研究平安、太平洋、人保等幾大保險公司的理賠條款細則，從數萬字里頭找到最關鍵的幾百字，企圖挖出“陷阱”，吃透了各家理賠條款的優勢和劣勢、以及行業規則。

　　利用對信息的敏感度這一長處，左暉賺了第一桶金。

　　三年后的1998年，國家對保險市場做出政策性調整，左暉撤出保險代理市場，獲得了高于當年投入一百倍的收益。

　　巨大的收益，也讓這個來自陜西渭南的年輕人在北京站住了腳跟。

　　03

　　左暉北漂了12年，租過10次房子。作為曾經的北漂大軍一員，他被房屋中介坑過。

　　“光看房子就花了一個月，從報紙上、電線桿上找信息，聯系業主看房，談價格，最后辦理房屋交割的手續更是麻煩，花了半年多都沒有搞定。買賣雙方都是兩眼一抹黑，沒有任何一個購房服務平臺幫忙。”那段不愉快的看房經歷，讓左暉介意了很久。

　　相當程度上，這是左暉做鏈家的初心。

　　痛點，是所有生意存在的根源。多年后，左暉的校友程維，也因為北京打車費勁，做起了互聯網改造出行行業的生意。

　　但回看鏈家的發家史你不難發現，它的本質，依然是一部機遇與手段更迭的崛起史——足夠商業，足夠生意。

　　鏈家誕生于2001年11月12日，這一天，鏈家的第一家門店甜水園店開業。現任大客戶經理的王曉斌完成了鏈家的第一筆交易。他四處奔波，為鄰居找到一個房源，這單1280元的業務，是鏈家和左暉的起點。

　　相較于1998年成立的我愛我家，鏈家入場不算早，但左暉足夠幸運。他抓住了每一個看見的好機遇。

　　他以顛覆者的身份入局。當時，國家推出房改才兩年，尚處于市場化早期，房產中介市場一片亂象，房蟲肆虐，通過坑蒙拐騙掙差價的做法比比皆是。

　　野蠻生長之中，左暉在辦公室豎起了展板，表明原則“透明交易、簽三方約、不吃差價”。

　　那是2004年。兩年后，建設部發布《中國房地產經紀執業規則》，以法規形式明令禁止中介吃差價——當一家公司倡導的規則成為整個行業的玩法，自然，先行者會受益。

　　何況，鏈家本身也在快跑。2004年時，鏈家門店只有30家，當時北京市場第一的是中大恒基，直營連鎖店有300多家，第二的是我愛我家，連鎖店面為100多家。

　　等到2005年，鏈家門店數就翻了十倍——那年，國家出臺政策調控房價，樓市遇冷，左暉卻逆勢擴張，抄底門店。

　　事后看來，那場擴張，成為鏈家日后崛起的關鍵。

　　04

　　鏈家擁有了黃金十年。從2010年開始，鏈家在北京的市場份額就高達30%，老大的地位，它穩坐至今。

　　左暉運氣不錯，他在最激蕩的變動之中抓住了突破口，成為時代的受益者。

　　老勢力在謝幕。原本作為京城行業第一的中大恒基被法院認定為犯罪集團，轟然倒塌。頭部的倒下，往往會帶來整個格局的巨變，在任何行業，皆是如此。

　　王石還送上了“助攻”。

　　關于樓市的討論熱度，在2007年年底達到新高。年底的一場行業會議上，萬科董事長王石被問到，“以廣州為代表的一些樓市普遍遇冷，廣州新建商品房的銷售量下降嚴重，你是否認同樓市出現拐點的說法？”

　　王石回答：“你問的問題和我們大會的主題沒有什么關系，但是出于禮貌，我依然會回答你這個問題：是的”。

　　樓市的光鮮外衣被撕開。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讓樓市直接入冬。包括中原、我愛我家在內的地產中介紛紛“瘦身”求生，裁員、撤店、降薪成為行業常態——除了左暉。他不僅沒有收縮，還盤了不少對手騰挪出的好店鋪。

　　命運的天平再一次倒向了左暉。

　　王石的“拐點論”淪為笑談。2008年，政府推出四萬億救市計劃，房地產行業被救活，房價“拐點”在2009年出現——朝著與王石預測相反的方向，扶搖直上。

　　同樣扶搖直上的，還有左暉和他的鏈家。他用“真房源”建起了護城河，又從2014年開始密集融資，在一二線城市瘋狂擴張。

　　市場份額最大、堅持做正確而麻煩的事情，這樣的故事，投資機構都喜歡。左暉的身后，陸續站了騰訊、百度、華興、新希望、高瓴資本等資本力量。

　　05

　　如今，借助資本的力量，左暉正在走向更大的資本市場。

　　7月24日晚，貝殼找房公開遞交招股書，擬在紐交所掛牌上市。關于此次募資用途，貝殼找房計劃拿出30%用來提高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科技應用；30%用來擴張新房業務；另有25%用于擴張新業務。

　　貝殼找房誕生于爭議之中。

　　這家成立于2018年4月的平臺，脫胎于鏈家網，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房產中介領域的“淘寶網”。如同淘寶在早期遭遇的不順，貝殼找房一度也引發了行業聯盟抵制，被競爭對手抨擊“既想做裁判員，又想當運動員”。

　　它的盈利情況也不樂觀。2017-2019年，貝殼凈虧損分別為5.38億、4.28億和21.8億，三年累計虧損超30億元。

　　但對于左暉而言，這是必須要趟過的路。線上化和數據化，最終解決的是交易效率問題。

　　左暉曾經總結過鏈家的愿景。

　　其中有讓鏈家成為世界范圍內非常優秀的數據科技企業，如今看來，貝殼是“數據科技”愿景成功的第一步。

　　另外一個愿景是，“在租賃領域，我們希望推動的事情是讓租房子成為一種可選的生活方式”。這是曾經作為北漂一員最直接的理想了。

　　然而，在左暉將要兌現下一步的時刻，病魔終結了一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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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