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龍

　　重溫絲綢之路并非對歷史的留戀，而是在國際生活中尋找未來。這條曾經連接眾多璀璨文明和經濟帝國的路徑，恰恰代表了今天經濟增長的潛力。如果能夠把昔日的繁榮和幸福傳遞給路上的伙伴們，對中國來說，這是中國夢的國際版。

“一帶”何來，“一路”何去

　　中國的疆域，東面是難以征服的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脈青藏高原，西北是茫茫無際的萬里黃沙，北面是無法逾越的戈壁荒灘。盡管大海阻隔高山攔擋沙漠困阻戰火紛擾，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往來一直綿延不絕。這其中最重要的，要數橫亙在歐亞大陸上繁榮了近1700多年的經濟文化大動脈——絲綢之路。

　　盡管這條壯觀的洲際經濟通道早已被人們遺忘，拂去歲月的塵封，這條古老輝煌的人類“文化運河”曾經一度繁盛喧鬧。

　　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連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國家；

　　從政治上看，沿線出現過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地跨亞、非、歐的世界大帝國；

　　從經濟上看，絲綢之路是一條和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稠密地區息息相關的經濟鏈條，它的繁榮和衰敗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沿線國家的經濟生活。從文化上看，在絲綢之路的要沖，誕生了至今仍影響著億萬人精神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聯合國[微博]成立70周年，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東盟共同體建成之年。在這樣一個特別的歷史時刻，中國政府推出的國家戰略“一帶一路”值得深入探究。

　　如果僅僅將這一戰略構想放在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來考量，得出結論認為其意義在于為大量過剩產能尋找釋放出口、為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尋找投資通道，這樣的結論雖然有道理但是并不全面。狹隘地將“一帶一路”理解成基建投資機會也有目光短淺之嫌。

　　中國正在向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邁進，這已是普遍的共識。但是，選擇什么樣的路徑回到這個曾經經歷過的輝煌的高點，卻并沒有現成的答案。當我們思考這個跨越世紀的選擇時，我們需要的不是破解國內短期經濟增長乏力的秘方，也不是如何化解產業結構轉型陣痛的藥片，而是一張超越周期的地圖，一張來自過去卻又描繪現實的地圖，一張指導人們今天的行動卻又將前方鎖定到未來的地圖。

　　重新認識那段跨越千年的歷史，用今天的視角回望幾個世紀前的世界和中國，了解在歲月的沉浮中我們曾經是誰，就會發現，今天的“一帶一路”正是這樣一張地圖，它是中國夢的落地版，是中國崛起的新起點，是世界經濟秩序中亞洲篇章的序曲。

　　曾經輝煌的中國制造

　　當年絲綢之路上輸出的也是地道的“中國制造”，只是那時候的“中國制造”可不是質次價廉的低端產品，而是被歐洲視為最上等衣料的中國絲綢。絲綢生產的成本相當高，再加上商人居間壟斷，沿途各國關卡重課，以至運到歐洲后幾乎和黃金等價。

　　最初，即使在當時歐洲政治、經濟中心的羅馬，也只有少數貴婦身穿精美的絲綢相互炫耀。據說，在羅馬共和國末期，有一次最高統治者凱撒在看戲的時候身著一襲綢袍，竟因過分奢華而遭人非議。如果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中國制造顯然已經成為當時引領歐洲時尚潮流的奢侈品了。

　　和絲綢比肩的另一個中國制造是瓷器，山寨中國瓷器的造型和風格，在很多國家頗為盛行，就像我們今天山寨蘋果的手機一樣。唐、五代時期，中國瓷器唐三彩流入日本，風靡一時。日本政府下令仿造，在造型、釉色、花紋和風格上，都近似唐三彩，被稱作“奈良三彩”。好學的伊朗人從唐瓷中得到啟發，仿制了“波斯三彩”和白瓷。

　　埃及開羅南郊的福斯塔特古城遺址出土的六七十萬殘片中，中國陶瓷竟有1.2萬片，其中最早的有唐、五代的唐三彩、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埃及人一方面進口中國瓷器，一方面生產仿制品。據估計，福斯塔特遺址中出土的埃及本地生產的陶瓷中，近八成是中國陶瓷的仿制品。中世紀時期的開羅居民，幾乎家家戶戶使用質地優良的中國瓷器。

　　在1400年到1800年這400年間，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領先地位和壟斷優勢。在瓷器方面，中國的生產能力堪稱無與倫比。在絲綢的織造技術方面，中國也沒有對手。這兩樣是中國最大宗的出口產品。憑借這些中國制造的優勢，中國與任何國家的出口都是順差。

　　從全球經濟史來看，亞洲失去其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不過是近200多年的事情。在1800年之前，亞洲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至少長達3個世紀之久。尋找通往目的地的路徑，需要一張清晰的地圖，能夠呈現穿越周期甚至世紀的原貌。本屆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源自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卻又不拘泥于地理意義上的路線，恰是這樣一張簡化的地圖。

　　中國創造與全球化

　　古代世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造發明大都通過絲綢之路而流布全球。中國的四大發明中，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都是通過絲綢之路在全球開枝散葉，與航海直接相關的指南針則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西方。這是中國創造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指南針的應用使航行線路準確，航程縮短，風險降低。在造船航海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宋代海船航行速度大大加快。如從廣州到爪哇，東晉時耗時約50天，宋代縮短為30天。從廣州到蘇門答臘，東晉時需30天，宋代縮短為20天。隨著指南針的應用，宋代船舶不再僅僅沿岸航行，而是可以橫渡大洋。

指南針的應用使航行線路準確，航程縮短，風險降低。

　　中國的火藥，最初也是隨著煉丹術西傳而首先傳入阿拉伯。13世紀后期，歐洲人從阿拉伯人書籍中獲得了火藥的知識。到了14世紀前期，歐洲在對回教國家的戰爭中才學到了制造和使用火藥、火器的方法。

　　當代西方著名學者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導論中這樣寫道：“如果說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那么這些地區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系中占有‘中心’角色，那么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

　　以明朝為例，明朝中葉，中國制造占世界制造業總產出的30%，GDP占整個世界的40%。今天，美國的GDP也僅占世界總量的25%。在當時，整個世界經濟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這種格局直到19世紀歐洲的崛起才被改變，亞洲由此步入衰落的輪回。

　　明朝的宣德爐，其中的原料有：暹羅國(泰國)的風磨銅、天方國(阿拉伯國家，《天方夜譚》由此而來)的砂，三佛齊(馬來半島古國)的紫石、渤泥(文萊一帶的古國)的胭脂石等。可見，全球化并不是近100年的產物，也不是發端于西方的專利。早在600年前的中國，一個小小的器物，用今天的概念叫“奢侈品”，里面已經體現了整合全球資源的全部思想。

　　當時中國競爭優勢并不是靠低廉的勞動力。據《明史 食貨二》記載，明朝一兩白銀可購米二石(94.4公斤)，折合至2006年的物價，約等于人民幣660元。以此標準計算，明朝馬車夫的月薪大約為2200元(白銀3.33兩)，技術工人工資更在這之上。可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并非中國制造的必然特點。

　　按照保羅-拜羅克關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的世界和地區生產總值估算，按照1960年的美元計算，1750年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為1550億美元，其中77%，即1200億美元來自亞洲，350億美元來自整個西方：歐洲、美洲、俄羅斯和日本，包括今天所有發達國家。這意味著，在那個時候，亞洲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比歐洲和美洲加在一起還要多。

　　從貿易推動文明到投資推動融合

　　在絲綢之路上奔波的人群中，中外佛教僧侶人數較多。玄奘法師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旅行家之一，也是全面地記述了古代絲綢之路沿途情況的重要作者。可以和玄奘相媲美的一位外國旅行家，莫過于元代的馬可-波羅。

　　公元1275年，忽必烈的宮廷隆重接待了3位遠方來客，他們就是沿著絲綢之路跋涉了三年半才來到中國的意大利青年，24歲的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及叔父。《馬可-波羅游記》中所描繪的一切，開啟了歐洲青年尋覓東方財寶的運動，這其中最成功的當屬西班牙人哥倫布。這部書激發了他冒險遠航，漫游東方的決心，而結果卻是無意中發現了美洲大陸。

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

　　在西班牙塞維利亞市哥倫布圖書館所藏的哥倫布遺物中，有一部拉丁文的《馬可-波羅游記》，上面有許多哥倫布的批注。從某種意義上說，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馬可波羅及其游記。馬可-波羅是歷史上第一個游歷中國及亞洲國家并留下重要著作的歐洲人。

　　中國人吸收外來植物新品種的遠大眼光令人欽佩。公元前1世紀、2世紀，中國桃種輸向波斯，再傳入希臘，而“葡萄美酒夜光杯”里的“葡萄”卻是希臘文的音譯。寫過《落花生》的許地山未必知道，花生是明后期從東南亞傳入中國的。最初在福建種植，萬歷時傳播到浙江一帶，之后逐漸在中國各地種植。

　　奔波在絲綢之路上的人們，除了千千萬萬的使者、商賈和僧侶，中國勞務輸出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印度尼西亞萬丹地區一直廣泛種植胡椒，但因其技術落后，產量不高。16世紀，中國移民的到來，采用精耕細作的種植技術將胡椒產量提高了一倍，萬丹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胡椒生產地和全球貿易中心。

　　如果說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以貿易推動文明的交流，那么今天的“一帶一路”則是以投資帶動貿易繼而推動文化的融合。截至目前，已經有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這些國家的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在2020年之前，亞洲基礎設施的資金缺口將達7300億美元，無論是亞投行還是絲路基金，其目的都是配套解決“一帶一路”的資金問題。

　　在這條經濟走廊上，2014年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額達到1.12萬億美元，占我國貨物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而未來十年，這個數字有可能翻一番，突破2.5萬億美元。一端連接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另一端是極具活力的東亞經濟圈，這條洲際經濟通道不僅可以帶動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東南亞的發展，還將輻射非洲。“一帶一路”有可能成為世界上跨度最長的洲際經濟大走廊。

　　據測算，陸上絲綢之路的周邊國家經濟總量為6萬億美元，人口接近20 億人，主要包括俄羅斯、印度、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家。海上絲綢之路的周邊國家經濟總量5萬億美元，人口接近13億人，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亞洲和非洲國家。在過去五年中，“一帶一路”國家GDP平均增速為4.7%，而同期歐盟增長為-0.5%，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2%左右。

　　重溫絲綢之路并非對歷史的留戀，而是在國際生活中尋找未來。這條曾經連接眾多璀璨文明和經濟帝國的路徑，恰恰代表了今天經濟增長的潛力。如果能夠聚集政治、經濟、金融和技術的力量，把昔日的繁榮和幸福傳遞給路上的伙伴們，對中國來說，這是中國夢的國際版，對中國的企業家來說，這是一個國際版的“風口”。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1939年曾說過，經濟周期或商業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機體的心搏。世界經濟有其自身的周期性規律。每一個國家都是不同的，導致每一個國家興衰的因素也是多層次的。沖突并不是唯一的更迭模式，貿易和交流可以填補經濟和文明間的鴻溝。想象和探索這個圖景，則需要領袖們的智慧。

　　中國模式的成功，對世界而言是一個驚天巨變。在過去300年里，只有三個歷史事件可與之相提并論：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十月俄國革命和19世紀美國的崛起。在過去的30多年里，全球經濟秩序的演變引導了中國發展的步伐和節奏，未來，中國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和平衡也并不意外。

　　在清朝乾隆時期，中國GDP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上世紀初，這個數字一度跌到3%，到今天，中國正向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邁進，從一個大歷史觀來看，中國不是崛起，不是二次崛起而是復興。在這個復興的過程中，如果說中國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那“一帶一路”所追求的是一個與現狀不同的多元的秩序，這個秩序與千年的經濟和文明連接。

　　19世紀末，世界格局動蕩之際，中國清政府卻執意閉關鎖國，對來勢洶洶的種種憂患視而不見，唯有洋務派領袖李鴻章意識到中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近代中國對此變局的由來及演化，一直有心無力、誤打誤撞、甚至半途而廢。要在這個大變局中不隨波逐流，唯一的出路是打開國門，融入變革。

　　以共同利益凝聚共同責任，以共同的責任維系共同的命運，“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對這個大變局的新回應。

　　(轉載于《財經》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阿里巴巴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曾為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DBA及校友事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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