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曉波

　　百年的積弱和貧困，使得今日的中國依然處在一個創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經濟為中心，一切以財富為標桿，所謂的智慧、快樂與價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倫理、道德則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它們的底線往往可以被輕易地擊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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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一個商業史的觀察者，所以我常常被人問及一個問題：“你是怎么看待過去20多年的中國變革的？”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用一個假設的情景來講述。

　　假如，有一個叫“中國”的東方城鎮。

　　20多年前，那里的房子都白墻黑瓦，家家門前有條小河，房子和房子之間有雨廊相通，鎮上的人們都互相認識，生活單調而均貧。人人都有一份輕松而可有可無的工作，只要沒有太大的天災人禍，每個人都吃得上飯，但是卻不會有太多的積蓄。大家都穿著儉樸而類似的衣裳，和氣而單純。

　　整個城鎮只有一個十字路口，商店均簡陋而干凈，所有的貨物都是配給制的，要憑票才能購買。天空晴朗而萬物寂寥，對物質的欲望是一種受到譴責的“不道德觀念”。

　　后來，城鎮里出現了一些不安分的人，他們悄悄地在街頭擺攤，販賣一些不知道從哪里弄來的、新奇的小貨物。鎮上那些嚴厲的管理員到處追趕這些人，收繳他們的貨物，把攤子踢翻在地上，因為他們太齷齪，太不守規矩，也與原來的秩序太格格不入。

　　可是，這些人趕不勝趕——他們擺出來的小玩意兒實在是吸引人，讓所有的街坊們都眼睛一亮，都愿意出錢買回去。這些人越來越多，聲響越來越大，金錢居然向他們聚集，他們原本是城鎮上最被鄙視和嘲笑的人，可是不久后，竟成了最有錢的人。這實在是一種很讓人尷尬的事情。到后來，他們不僅穿上了鮮亮的衣裳，竟還有錢收購街上那些生意清淡的鋪子了。

　　城鎮管理員的想法也悄悄發生了改變，他們覺得讓城鎮熱鬧起來好像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于是，他們自己上街擺攤、做生意賺錢。盡管他們擁有無人可比的好位置——街上那些最好的商鋪可都是他們的，還可以自己設定管理規則，比如到了天熱的時候，他們可以規定只有自己的店鋪可以賣涼茶，而別人則不行，可是他們始終不是小商小販們的對手。他們的攤鋪過不了多久就被打得稀里嘩啦，他們經營的生意先是在城鎮的邊遠地帶被擊潰，幾年后，連鎮中心地帶的店鋪也經營不下去了，這真是讓人頭痛的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另外城鎮上的一些有錢人也趕來這里做生意了，他們帶來一大堆鎮上的人們從來沒有見識過的新奇好玩的貨品。街道變得異常的熱鬧。因為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老的街道要被拓寬了，那些妨礙交通和交易的牌坊之類的東西都被拆除，所有的事物都變得亂七八糟。原來的那些規矩都好像不太適應了，可是新的制度又還來不及建立，于是，一切都顯得混沌不堪。安分守己不再是美德，那些善于鉆營和不安現狀的人成了這個社會最受歡迎的人群，有時候，連豪取強奪的行為也被容忍了。

　　又喜又憂的管理員開始尋找新的辦法。當一個城鎮開始繁榮起來的時候，最值錢的資源當然就是十字路口附近的那些土地和商鋪了。誰擁有了它，便也就擁有了財富的源頭。于是，管理員轉變思路了，他們開始尋求結盟。土生土長的小商小販是他們從來就瞧不起的，外來的、財大氣粗的商人成了最合適的盟友。

　　于是，新的游戲開始了，管理員把自己名下的、位置最好的土地和店鋪陸陸續續地拿出來，跟外來的商人們合在一起。這真是一對天作之合，他們中的一位擁有全鎮最好的資源，還可以制定規則，而另一位則好像有用不完的錢，還有舶來的好工藝和最鮮亮的貨品。于是，他們漸漸成了這個城鎮的新主角。那些本地的小商販們盡管還在不斷地壯大，可是他們始終搶不到最好的位置，更要命的是，還有很多貨物是他們不能經營的。誰也不知道這種情景到什么時候會有改變。

　　現在，這個叫“中國”的城鎮正在翻天覆地地變化中。

　　原本只有一個十字路口的繁華區，現在已經擴散成了很多個商業地區，街上的貨物一天比一天豐富，人們的日子也真的富足和好過了不少，它現在成了遠近聞名的商貿中心。與此同時，原本清潔的天空現在變得灰蒙蒙了，因為這里已經成了一個喧囂的大工地，到處都在塵土飛揚地拆舊房子、拓寬街道、開建新的店鋪，每天街上都會出現新的招牌和新的貨物，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榮、那么的忙亂。

　　20多年前的那種清淡而悠閑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復返，那些漫卷著詩書無聊行走的人們早已不見了，每個人的神情都很緊張，充滿了不安全感，他們走路的速度比以前明顯要快多了，連說話的速度和態度也大大的不同。態度和氣的街坊也消失了，因為人人都是生意客，每個人的身份和價值都跟他的財富多少有關，這好像是另外一種單純。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這個叫“中國”的城鎮真的是與30多年前大大的不同了，每個身處其間或游歷到這里的人都很好奇于它的未來。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人們常常困頓于眼前，而對未來充滿期望。每當我用這樣的方式講述中國變革的時候，聽的人都會面帶微笑而覺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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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安德魯·卡內基已經很老了。兩年前，他將自己的美國鋼鐵公司與J。摩根實現聯姻，從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直到這時候，他也還沒有搞清楚，到底財富給自己帶來了什么。從一個紡織女工家的窮小子到世界首富，卡內基打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鋼鐵帝國，也涂抹出一個吝嗇、冷血、沒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圖本。

　　這一年，67歲的他開始頻繁出入教堂，在那里的某一天，他突然開始醒悟。他的傳記作者奧爾·亨廷頓寫道：“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是上帝派他來賺那么多的錢，所以他必須在有生之年把它們都還給上帝的子民們。”老卡內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今天在美國各地，你到處可以看到卡內基捐贈的圖書館、博物館。

　　我們為什么要賺錢？我們想要用賺來的錢去購買什么？對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問題。

　　我認識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國咨詢公司中國區總裁，在他的努力下，這家公司在中國獲得了顯赫的成績，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辭職，然后獨自一人去臺灣當一名傳教士。

　　在離開大陸前的一次聚會上，他告訴自己的朋友們，“我上半輩子已經賺到了足夠的錢，讓我從今天出發去尋找自己的快樂”。

　　我很羨慕這位朋友，至少就他個人而言，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在中產階級仍很落后的國家，都曾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擇手段地通過賺錢牟取私利，這幾乎是一個無法超越的階段。而成熟商業社會的標志則是，人們從對物質的追逐中脫離出來，開始去發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價值。

　　百年的積弱和貧困，使得今日的中國依然處在一個創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經濟為中心，一切以財富為標桿，所謂的智慧、快樂與價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倫理、道德則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它們的底線往往可以被輕易地擊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國與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相比較。美國心理學家尤維·吉倫便認為，這是兩個十分相似的商業社會。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轉型期的社會、經濟乃至個人的不確定性因素與焦慮的社會心理相結合，必然導致眾多的社會矛盾。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今日中國人與美國人最大的差異在于，我們一直缺乏一種形而上的精神空間，缺少精神慰藉的空白，這將導致因商業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價值倫理無法得到應有的修補。

　　有一年，我去波士頓的燕京學社拜訪杜維明先生，他提醒我說，“你有沒有發現，盡管美國是一個非常物質化的社會，但是，與中國最大的區別是，這里到處是尖頂”。他所謂的“尖頂”，是指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們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禮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讀，他最近在華人世界倡導“儒家學堂”便也是企圖建造一個“東方式的尖頂”。只是他的努力因為缺乏響應而顯得那么羸弱。

　　我曾經去過北方的一片森林：40年前那里郁郁蔥蔥無涯無際；20年前，人們開始大量砍伐建廠，當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5年前，林木銳減、水土流失，自然環境急速惡劣，一些賺到錢的大戶開始紛紛外遷；1年前，當地人開始大面積種樹，試圖恢復原貌，而據說，要恢復到20年前的模樣，大概需要100年時間。

　　天下輪回，大抵如此。每一個人生、公司、國家和文明，確乎是有“報應”的。如果沒有清晰、超然而有規劃的生命觀，那么任何財富追逐的結果都將是灰色的、茫然的。這樣的話題，對今天很多中國人來說，還是那么的陌生，但是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它就會變得百分的醒目。

　　我希望穆罕達斯·甘地式的觀念能成為普世的生命觀。這位終生節儉而倔強的印度人將下列現象稱之為“可以毀滅我們的事物”，它們包括——沒有規則的政治，沒有良知的快樂，沒有勞動的財富，沒有個性的知識，沒有道德的生意，沒有人性的科學，沒有犧牲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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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巨變和戲劇性的大時代而感到幸運，但是，說實話，我一點也不留戀這個時代，我希望它快點過去。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價值觀重新回到身邊，它們是——

　　做人要講實話，要有責任感，敢于擔當；

　　要懂得知恩圖報，同時還要學會寬容；

　　要學會關心別人，特別是比你弱勢的那些人；

　　一定要敬天畏人，要相信報應是冥冥存在的；

　　要尊重大自然，而不要老是在破壞中攫取；

　　要相信自由是天賦的，誰也不能剝奪。

　　人生的確有比金錢更為重要的事情，比如陪女兒聽半個小時的BIGBANG，或與愛人冒雨去看一場午后電影。

　　我希望它們一一回來。因為只有與它們相伴，財富才會真正地散發出智慧和快樂的光芒。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