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編自《希拉里傳》 作者 卡爾-伯恩斯坦(《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

　　韋爾斯利學院同時期的一名女校友說：“假如希拉里沒有嫁給克林頓，她也許早就當上了美國總統，這就是最大的悲劇。”直到遇到了克林頓并愛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負原來可以通過婚姻來實現。

希拉里也許早就該當上總統

　　貝齊-賴特曾提到，希拉里和克林頓“都熱切地相信自己肩負著改變這個世界的使命，而且早在相識之前，他們就各自抱定了這個信念”。令人稱奇的是，為了更好地追求他們超乎尋常的遠大抱負，兩個性格如此迥異的人居然能夠緊密配合并且相互扶持，可能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連做夢都想不到自己能找到一個如此理想的伴侶。一位深情的妻子，一位執著的丈夫，沒錯，也是彼此的助手。

　　但是，所有在他們相識之前就認識希拉里或者克林頓的人都認為，他們兩個人之間如齒輪嚙合一般的無間合作是超乎他們各自想象的。自從兩人開始交往，他們共同的朋友德博拉-塞爾就發現了這兩人之間價值觀和理想的完美契合。不過，塞爾還注意到了他們另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他們兩個人都有些天真。”在熟識他倆的朋友中間，“天真”這個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

　　1970年，克林頓和希拉里在耶魯大學相識。他們幾乎立刻就從對方身上發現了能夠影響自己、提升自我的特質，這可以讓他們建立起一種擁有無限可能的政治合作關系。有件事非常說明問題——很快，希拉里就一臉誠懇、嚴肅認真地說出了一件克林頓從未公開宣布過的事：將來有一天，他會成為美國總統。

　　他們兩個很快就陷入了愛河——正如朋友們描述的那樣，他們的愛真摯而又深厚。不過，這種愛情肯定不是所謂的“浮士德式交易”。塞爾知道，遇到克林頓之前，“希拉里只對自己改變整個世界的能力感興趣”，而她之所以選擇律師這一職業，是“因為她認為律師改變世界的能力最大”。

　　其他一些認識希拉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命為女權主義者的人，則不同意這種說法。“政界能夠接納那些真正獨立的女性。”韋爾斯利學院同時期的一名女校友說：“假如希拉里沒有嫁給克林頓，她也許早就當上了美國總統，這就是最大的悲劇。”

　　從韋爾斯利畢業的時候，希拉里已經踏出了在政界大放異彩的第一步。畢竟，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頓)得到了《生活》雜志的青睞，并被描述成她那個時代及其價值觀的象征。1973年，賴特懷著推動希拉里競選事業的目的搬到了華盛頓，她從未懷疑過希拉里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為參議員或美國總統。

　　這個問題后來被數百萬的女性熱烈討論過，尤其是在希拉里隨克林頓入主白宮后的幾年，以及在她第一任參議員任期時間里。一般人會設想，要是沒有比爾-克林頓，希拉里從法學院畢業后本可能成為某個兒童保護組織或者法律援助機構的負責人；30出頭的時候，希拉里可能會參加伊利諾伊州或紐約州國會議員的競選。那個女校友又說：“事實上，很難再找到一個比希拉里更可悲的、對過去的夢想念念不忘的人了，她接近政治的方法就是嫁給一個要參加競選的人。”

　　當然，這并不是希拉里從韋爾斯利畢業時的初衷。她本打算要在這個世界上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屬于自己的印記。直到遇到了克林頓并愛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負原來可以通過婚姻來實現。

　　一直以來，希拉里就渴望大有作為、造福人民。比爾-克林頓也是個想要造福人民的人，而且也是個想成大事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世俗的實用政治方面。而希拉里則始終看到天堂和彼岸，一直對約翰-韋斯利的教誨深信不疑。

　　希拉里給他們兩個的聯盟帶來的是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目標感，是凌駕于傳統政治理念之上的高尚、純潔的理想。克林頓的政治信仰一直很堅定，不過，法學院的一個朋友說：“和比爾在一起，你會感到他只是想當總統，而希拉里則極富宗教熱情。”似乎從青春期起，希拉里就認定，她生活的意義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以確定正確的目標，并力求將其變成現實。

　　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希拉里同時向哈佛法學院和耶魯法學院遞交了申請，并被兩所法學院錄取，但是她遲遲沒有決定到底要去哪所法學院。希拉里到哈佛大學法學院做過考察，那次考察堅定了她選擇耶魯法學院的決心。當時，她被介紹給一位著名的哈佛教授，據她回憶，這位教授對她說：“好吧，首先，我們并沒有什么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其次，我們這里并不需要更多的女人。”

　　1969年秋天，希拉里來到了耶魯法學院。當時法學院的235名新生中只有27名女生，希拉里就是其中一員。希拉里在韋爾斯利學院讀書時就贏得了“勇敢的領袖”和“行動主義者”的名聲，不過這些稱號多少有些名不副實。“我們十分敬畏她的勇氣。”

　　希拉里的新同學卡羅琳-埃利斯說，“她到學校的時候，我們中有很多人都已經把她當作領袖了。我們之前曾在國家級雜志上看到過她的照片，而3個月后的今天，她就在我們班上，就在我們身邊。”法學院的同學都認為希拉里肯定是要參加競選步入政壇的，她之所以選擇來讀耶魯法學院，只不過因為這是實現她遠大目標的最佳途徑。

希拉里與克林頓

　　她在法學院的第一年似乎是專門用來幫助自己快速提高聲望的，她絲毫沒有表現出任何自我懷疑的跡象。“希拉里知道自己若想在政治方面有影響力就必須有些名氣，她想得到大家的認可。”希拉里班上的一位女同學說。像在韋爾斯利學院那樣，她的同齡人都受到她那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認為哪里有她，哪里就是戰事打響的地方。

　　實際上，當時在耶魯大學紐黑文法學院爬滿常春藤的圍墻里，那片曾經的凈土已被一種瘋狂的力量占領，一種讓人近乎頭暈目眩的反體制倫理彌漫著整個校園。希拉里剛到學院的頭幾周里，學生們占據了主校區，并稱之為“解放區”。

　　不同的派系都在院內搭建了帳篷—嬉皮士、黑權主義布道者、積極的反戰倡導者、激進的左翼分子，他們都宣揚自己反傳統文化的精神。第二年當上法學院院長的亞伯拉罕·戈爾茲坦把耶魯法學院歷史上的這段時期稱為“黑暗時代”。學生們迫使老師采用“通過”與“不通過”的評分標準。

　　因此，后來有人說只要被耶魯法學院錄取就幾乎不可能被退學，這種說法的確有幾分真實的成分。那時，扎染的襯衫和骯臟的牛仔褲取代了有律師派頭的定制套裝。

　　像往常一樣，希拉里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極端勢力中間，并安排好自己的議程。在韋爾斯利學院畢業典禮上的發言給她帶來了名氣，這種名氣使她收到了來自婦女選民聯盟的邀請，請她參加其青年顧問委員會。她的參與給一些同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希拉里和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們在以后的30年里也成了克林頓集團中的成員，其中包括弗農-喬丹、戴維-米克斯納和彼得-埃德爾曼。弗農-喬丹當時是亞特蘭大州南部地區委員會選民教育計劃的負責人，他領導了南部地區登記黑人選民的運動。戴維-米克斯納是當年終止越戰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后來又領導了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利的運動。彼得·埃德爾曼當年是羅伯特·肯尼迪紀念堂的副館長，也是青年聯盟委員會的主席。

　　1970年春天，擺在數百萬名大學生面前的問題不是傳統的學習和功課，而是擺在整個國家面前的一件更重大也更直接的問題—年輕人要應征入伍去越南參戰。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參加總統競選時，曾向公眾許下諾言，說他一旦當選，就會立刻結束越南戰爭。可是他食言了。

　　他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光榮和平”戰略激化了各種矛盾。在希拉里就讀耶魯的這4年里，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超過2.5萬名美國士兵、幾十萬名越南人及柬埔寨人付出了傷亡的代價。希拉里后來說，這看起來就像是政府“在和自己的國民打仗”。《憲法》賦予人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權利正遭到由上至下的蓄意侵犯。

　　加入法學院學生主辦的法學期刊《法律評論》編輯部是在美國法學院中取得學生認可的傳統方式，沒有哪所大學的《法律評論》能比哈佛或耶魯法學院的更有影響、更重要。而在1970年春天，《耶魯法律與社會行動評論》發行了創刊號，希拉里的名字被列在了編委中。

　　這份期刊的名字本身就聲明了它的目的，就像希拉里和她的編輯同行們介紹的那樣：“《耶魯法律與社會行動評論》的第一期開創了我們超越法律界傳統領域的探索。這是我們突破這種狹隘做法的一個嘗試，我們希望能夠在此展示那些以通過務實態度解決社會問題為主旨的法律學術活動和新聞報道形式。”

　　(本文作者介紹：與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傳記類圖書連載，合作建議請發郵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