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馬亮　

　　企業家行善與否和向誰行善，是其本人的主觀意志，外人根本沒有妄加指責的權利。恰恰是企業家各不相同而又殊途同歸的公益慈善活動，才讓我們看到了繽紛多彩的企業社會責任。

馬亮：企業家的捐贈不應是硬性規定

　　不久前，中國東方園林董事長何巧女向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捐贈15億美元，用于保護瀕危動物。原本一直低調行善和投身公益事業的何巧女，沒成想此舉經媒體披露后引發中國內外的軒然大波。國際評論一片贊許有加，而國內議論則毀譽參半。一些人質疑她為什么不把錢捐給中國的貧困山區，或者其他國內弱勢群體，反而要把錢捐給國外。

　　這不禁讓人回想到2016年底，盛大創始人陳天橋遭遇的類似非議。陳天橋以夫婦名義設立了一個總值10億美元的基金會，用于支持腦科學研究，而首筆1億美元捐款就給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他這種“舍近求遠”的公益之舉，也被國內民眾視為匪夷所思，紛紛認為陳天橋不熱心祖國科技事業，反倒資助“不差錢”的美國高校。還有人指手畫腳，譴責陳天橋沒有把錢用于更值得扶助的貧困兒童等弱勢群體。

　　民眾之所以認為中國慈善家應該把捐贈用于國內，主要基于兩點理由。首先，這些企業家都是在中國發家致富的，賺的是中國人的錢。如果他們把錢用于公益慈善事業，也理應首先考慮中國的需求和問題，畢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其次，與這些企業家捐贈的國外對象相比，中國還有許多更加緊迫的問題和更加值得扶助的群體。企業家應該把錢“用在刀刃上”，而不是毫無目的地漫天散錢。但是，這些理由顯然過于牽強附會，也有違公益慈善發自本心和無國界的本質。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認為這些行為都是依次遞進的修為和境界。將其機械的理解，就是不治國無以平天下。所以，也難怪許多人會期望企業家在國際行善之前，先為國內做公益。但是，這些對公益慈善的認識未免過于狹隘，也令“白求恩精神”難以再世。企業家通過合法經營而獲得的利潤，無論用于哪些方面，都是企業家可以自主決斷的行為，絕不應該接受無端的道德綁架。企業家賺錢的來源和用途也不需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為這是完全的私領域，而不應使用公領域的法則予以規制。

　　企業家行善與否和向誰行善，是其本人的主觀意志，外人根本沒有妄加指責的權利。恰恰是企業家各不相同而又殊途同歸的公益慈善活動，才讓我們看到了繽紛多彩的企業社會責任。如果硬性規定企業家只能在國內或某些特定領域捐贈，反而會讓企業家無法發自本心地熱心公益和服務社會。因此，在人們非議企業家的捐贈“墻里開花墻外香”時，更加值得省思的是捐贈總比不捐贈要好，捐贈也比企業家揮霍浪費要好許多。

　　從更廣泛的意義來看，企業家捐贈的“走出去”，也暗合了中國的全球戰略。在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有必要彰顯大國的責任和風范，這也是為什么“一帶一路”等倡議會深得人心的原因所在。中國政府在亞非拉國家的巨額投資和捐贈，也是國家走出去的題中之義。所以，值得回味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表面上看企業家的捐贈用在了其他國家和地區，但這未必不會令國人直接或間接受益。與其向自掏腰包的企業家“潑冷水”，作為納稅人的民眾，更應該監督的是政府的錢用在了哪里。

　　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中國的企業家為什么會選擇向國外公益事業慷慨捐贈。這一方面同企業家本人的意愿和初衷有關，也同中國公益慈善事業面臨的挑戰密不可分。之所以許多企業家不敢正大光明或大張旗鼓地投身公益慈善事業，同他們怕露富和唯恐遭到非議不無關系。一旦某個企業家對外捐贈，就會被政府和社會各界“盯上”，成為人人眼中的“唐僧肉”。

　　在汶川地震后，許多企業被社會輿論“綁架”，推到風口浪尖而不得不硬著頭皮去捐贈。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許多政府部門要求企業埋單，而企業也樂此不疲，因為可以反過來獲得政府偏袒和支持。這種非正式的政商關系和幕后交易，不僅無法公開和接受監督，而且讓公益慈善走樣乃至異化。與此同時，國內尚未規范和完善的基金會運營模式，也讓企業家對自己投入的資金去向和用途難以建立信心。

　　上述這些方面的社會陋見和制度隱患，不僅讓一些原本想做慈善的企業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會讓許多低調行善的企業家不敢從幕后走到臺前。因此，當務之急是要營造更加寬松包容的公益慈善氛圍，讓企業家敢于、愿意和能夠投身其中。與此同時，也應建立健全公益捐贈的稅收減免和政府配套投資政策。一方面通過減稅為企業家捐贈提供經濟激勵，另一方面也帶動政府部門跟投，通過健康良性的政商關系帶動公益慈善事業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