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當選總統，消費主義大潮下產品背后的企業成為人們膜拜朝圣的對象，互聯網平臺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民營企業發射并創造性的回收大型火箭，企業領袖的講話像語錄一樣傳播。這些都在指向同一件事實：如果這個時代偉大，那一定是因為企業家的偉大。
沒有卓越的企業家群體，GDP贏了世界又如何一、要理解現代經濟，首先必須理解企業家
現代經濟，本質上就是企業家經濟。
不久前，馬斯克的spaceX發射大型火箭成功，成為熱議的話題。無論褒獎之外還有多少非議，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證明了理論上需要依靠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需要政府不斷燒錢來生產的“公共或半公共產品”，民營企業也可以做到。這引起了人們從更加重要的視角，去審視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
美國次貸危機之后，整個經濟學研究悲觀情緒異常濃厚，末日和危機情結隨處可見。似乎不再來一次危機，全球經濟就無法重新步入正常發展之路。然而十年過去了，站在2018危機十周年的時點上，我們看到的是全球經濟的強勁復蘇。當然我們也看到了全球債務前所未有的膨脹。這些都是現代經濟所未曾經歷過的。
過去幾十年，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指標主義、大宏觀敘事的“自嗨”狀態，越來越少的研究者忽視宏觀經濟背后的微觀基礎。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現代宏觀經濟研究主要為交易和投機資本服務。而交易盤，關注的主要是宏觀指標和事件。
但要理解現代經濟，尤其是理解新一代工業革命下的經濟周期，微觀基礎的剖析至關重要。如果只漂浮于宏觀加總和數量指標層面，就很難理解經濟的深層次機理。真正的宏觀研究，必須要穿透到微觀基礎層面。這個微觀基礎的程度，到企業層面還不夠，要深入到企業背后的人。企業背后的人包括勞動力和企業家。但最核心的則是企業家。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陷入了經濟停滯。即使有的國家依然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但是也付出了較高的信用濫用和結構扭曲的代價。因此，在反危機和后危機時代，經濟體的競爭力實際上取決于市場出清和體制的自我修復能力。
而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的作用至關重要。如果說企業是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那么企業家個體則是微觀中的微觀。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家的特質，包括思維理念、價值取向和心智結構，決定著一個國家經濟綜合實力的走向。當然，企業的勞動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沒有企業家進行配置和整合，再多的勞動力都無法實現有效的經濟增長。比如非洲和改革開放前沒有企業家的發展中國家。
如果一個經濟學者在研究宏觀經濟時，沒有關注到宏觀經濟背后的微觀基礎，尤其是沒有關注到這個被德魯克定義的“企業家經濟”時代背后的企業家個體，那么就既無法解釋當前存在的種種迷局，也無法預測未來的時代脈搏和周期走向。可以說，如果不對企業家——包括企業家的培育和生存環境——進行深入的研究，就無法理解一個經濟體的特征和趨勢。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二戰以來尤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德魯克發現美國的企業數目飛速增長，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斷提升最終占據主導。而且，重要技術的產業化和應用，基本是都是依靠企業為載體。企業的活動構成了現代經濟的絕大部分。而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和文化氣質，基本上取決于企業家的能力和氣質。只有深入理解這個經濟體能生長出什么樣的企業家，才能了解這個經濟體能孕育出什么樣的企業，才能發現總體的宏觀經濟運行規律。
主流經濟學認為，企業是一個生產函數，輸入勞動、資本等要素，輸出產品和服務。但是這個函數靠誰來架構，主流的經濟學長期以來忽視這個問題，想當然的認為自然產生而且按照黑箱處理。直到科斯打開這個黑箱，研究企業的性質。然而實際上更加現實主義的奧地利學派早就注意到了企業家這個角色，早期屬于奧派但后期出走的大神熊彼特，更加將企業家在現代經濟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需要認識到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經濟都是企業家經濟。當初蘇聯經濟飛速發展，各項技術也在世界領先，但蘇聯經濟并不是現代經濟，因為蘇聯沒有企業家。我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說到底是對中國的企業家充滿信心。企業家，才是中國的國運。
二、經濟體的競爭力，取決于企業家及其生存環境
如果說戰爭年代，國家之間的較量是軍事家的較量；而在商業時代，則是企業家之間的較量。
有很多人測算出，按照當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GDP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老大，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一個國家的綜合勢力，單靠GDP是無法衡量的。甚至GDP是一個誤導性的指標，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占領東北的時候，中國的GDP還是日本的兩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曾經在GDP增速上遠超西方國家，但終究也逃脫不了解體和經濟長期停滯的宿命。
那怎么來評價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恐怕有很多指標。但我們認為，一個國家能否擁有并持續擁有卓越的企業家群體，是衡量這個國家綜合國力和經濟韌性的核心指標。
論要素，勞動、資源，甚至資本，都不是一個國家持續增長的充分條件。而只有擁有能夠有效將這些要素組織起來，將資源向高效率領域集中的企業家，經濟才能騰飛并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在發生波動和危機時，才具備重新修復和東山再起的韌性。
在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年代，中美之間的較量，是企業之間的較量，歸根到底是企業家之間的較量。喬布斯、馬斯克、扎克伯格等美國新一代企業家的涌現，讓人們認清了中美之間的真正差距：和平崛起和全球化時代，兩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較量，根本上是企業家群體的較量。一個經濟體的實力和韌性，取決于企業家的能力和韌性。
中國有很多企業在世界500強數列之中，但主要是大型國企，大而不強（規模大但是ROA、ROE很低，創新度也不高）。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優秀的企業家。而最近幾年入選的騰訊、華為、阿里巴巴等大而強的企業，背后都有個響當當的企業家。
同時從現實中我們也認識到，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力和危機修復能力，取決于這個經濟體企業的數量和企業家生存環境。在以少數大型國企為主，經濟結構單一，官本位的經濟環境中，經濟很容易停滯僵化。相反，在中小企業數量眾多，結構多元而且生態性強，有利于企業家創業興業的環境中，經濟能夠持續充滿活力，也具有較強的危機修復能力。
卓越的企業家，是能夠帶來顛覆式改變，不僅為了迎合市場需求，而是能創造需求引領需求的創新者。企業家時代，已經進入了創客時代。
對此可以參考喬布斯的一段話：
他們特立獨行，
他們桀驁不馴，
他們惹事生非，
他們格格不入，
他們用與眾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他們不喜歡墨守成規，
他們也不愿安于現狀。
你可以引用他們，反對他們，
質疑他們，頌揚或是詆毀他們，
但唯獨不能漠視他們。
因為他們改變了事物。
他們推動人類向前發展。
或許他們是別人眼里的瘋子，
但他們卻是我們眼中的天才。
因為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變世界。
這可能是新一代企業家的終極標準：改變世界，創造世界。創客是新時代的企業家。創客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升華。
對于企業家來說，他們內心充滿的是創新的渴望，百折不撓的精神，冷靜敏銳的判斷，以及超人般的抗壓能力。企業家是一塊頑石，千錘百煉而不朽。企業家的數量和質量，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石。
企業家群體的素養直接決定了一國經濟發展的質量，企業家的氣質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氣質。企業家是一群向死而生充滿狼性文化的人群。他們背負壓力，像頭狼一樣，創立或帶領一個企業為社會創造價值。
如果沒有卓越的企業家群體，GDP贏了世界也不會笑到最后。中國的晚清，解體的蘇聯，還有GDP國內一直名列前茅，但正在陷入困境的一些省區，已經用反例證明了，沒有卓越企業家支持的經濟增長，是外強中干的泡沫，終將會走向不可持續。因此，中國和美國的實力差距，實際上就是中美企業家的差距。
中國的企業家是復制型和應用型（中國的線上化改造能力可能比美國要強）居多，而美國的企業家則是創新型和引領型。這可能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工藝強但基礎理論弱——所致。因此，如果還沒有建立起持續培養創新型企業家的土壤和氣候，而貿然以GDP自居自大的心理，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晚清心理。
三、中國的經濟發展，依靠的是分配型企業家向生產型企業家的轉變
中國經濟的未來，需要的是生產型企業家而不是分配型企業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高速增長的奇跡。與此同時，中國的企業家時代也隨之而來。但是我們需要深刻認識中國轉軌時期獨有的企業家精神。這是解碼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視角。
第一代企業家，伴隨著國企承包、鄉鎮企業和商品市場搞活，主要活躍在貿易和制造業方面。嚴格意義上，初期從計劃經濟走出的他們還不是完全的企業家，有很多人從政府官員轉為自負盈虧的廠長，在很多要素配置方面還遵守計劃經濟的游戲規則。但到90年代中后期，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日臻成熟，一些卓越的企業家應運而生。柳傳志、張瑞敏、任正非、李東生、侯為貴、魯冠球、麥伯良等，都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他們為中國企業發展史和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了寶貴的企業家精神財富。
第二代企業家，是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成形于90年代中后期，主要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尤其是信息和互聯網技術，在國內進行商業和業務模式創新。代表人為沈南鵬、陳天橋、馬化騰、馬云、丁磊、張朝陽、李彥宏等。如果說第一代企業家對下一代企業家，只是精神上的傳承，那么這一代企業家對第三代企業家則除了精神層面，還有技術上的奠基。當前的BAT格局，為基于互聯網革命升級（X.0）下的企業家和企業家，搭建了巨人的肩膀和底座。
第三代企業家，當前正在培育和醞釀過程中，是基于新一代互聯網浪潮下的具有創客精神的年輕人。由于還缺少時間的檢驗，身在廬山中的我們還不能完全的進行定義和分類。如果不是潮水褪去發現賈會計在裸泳，我們很可能也把他當作賈布斯列入這一代企業家的代表行列。當前在新一波基于移動互聯和物聯網的科技浪潮下，站在第一代獨角獸BATJ肩膀上成長起來的新生代獨角獸TMD們，正在形成新一代企業家勢力。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體制轉軌的特有時期，造就了富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家群體和精神。有三類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企業家群體”：
對于中國轉軌時期誕生的特有的企業家群體，我們需要按照“分配型企業家”和“生產型企業家”重新進行界定和梳理。前者主要抓住經濟轉軌階段的制度漏洞進行尋租和體制套利，比如商品價格雙軌制時的“倒爺”。后者則是通過敏銳的市場嗅覺將資源從低效率的領域轉移到高效率的領域，為社會創造有效的產品和服務，并通過創新推動和引領物質文明進步。
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增長，需要更多的生產型企業家，而不是分配型企業家。
四、新舊動能轉換，取決于能不能持續培育新時代的企業家
拿中國各省市來說，經濟競爭力也是同樣的道理。最近熱議的衰落的東北和即將衰落的山東，當初經濟上行期何其風光。但在經濟處于調整期后，就陷入快速停滯和難以修復的困境。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歸根到底，缺乏企業家，缺乏企業家發揮作用的土壤，是根本的原因。
多年前就提出振興東北，新年伊始山東省隆重召開新舊動能轉換工程動員大會。好像靠那些處長、廳長、局長，靠大煉鋼鐵的干勁就能人為推動周期動力切換一樣。可以斷言，只有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才能真正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以處長和局長為主導的動能轉換工程，最后只有大興土木、高速投資，熱火朝天兩年最后留下債務和產能一地雞毛。
為什么敢這么斷言？因為現代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只有長期在市場中摸爬滾打的企業家才能有足夠的敏銳度捕捉資源配置的信號。官員主導的經濟，勢必只是形象和面子工程，是無效投資和過剩產能再累積。而東北和山東等地區，企業家培育和生長的土壤，非常貧瘠。
這些地區，不僅缺乏培育企業家的土壤，相反還在逆向選擇中驅趕真正的企業家。吃拿卡要自始至終。比吃拿卡要更嚴重的卻是不吃拿卡要，因為根本就不提供服務了。過去靠送禮辦成的手續，現在連送禮辦事的窗口都沒有了，導致事情直接沒法辦。如此惡劣的氣候，造成了企業家的集體遷徙。最后就只剩下所謂的體制內，僵化的國企機關事業單位。這種環境下不死氣沉沉才怪。
如果能認識到“經濟體的競爭力歸根結底是企業家競爭力”這個觀點，那么在推動經濟修復和動能轉換過程中，就需要重新確定自己的定位和任務，那就是改善企業家培育和生長的土壤，改善一直強調的營商環境，而不是作為有形之手介入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中。
改善營商環境，說的容易但到底怎么做。很簡單——政府自身的供給側改革。精簡機構，扁平化管理，重構考核激勵機制，使官員的職位與薪酬與對企業家的服務相掛鉤等等。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和塑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官員獨有的政治家精神，開放、包容、擔當、信任，為企業家精神精神的發揮服好務、護好航，直到最終無為而治。
所以新舊動能轉換，對于政府最難的不是要干什么，而是約束住自己的邊界不干什么。所謂的騰籠換鳥，不是產業的置換，而是市場經濟中企業家對政府官員的置換。
五、結語：用企業家思維審視世界，用企業家精神重塑人生
企業家是如履薄冰的樂觀主義者，我們的人生也該如此。把自己當作一個企業，努力提升自己的“市值”
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加廣義的視角去理解企業家精神。你或許不是一個企業家，但你同樣可以擁有企業家精神。無論是不是創業，無論在哪個單位即使是在體制內，只要你擁有：1．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2．創新和冒險精神；3．勤奮和開拓的精神，你同樣可以是一個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把自己當作一個企業，在創新和勤奮中提升自身的“市值”。無論在哪個崗位，你的人生都是充盈的，都是有意義的。
我們需要學習的企業家的另一個可貴之處是，他們審視這個世界的角度。他們看透了這個世界的不完美，但是依然負重前行。
拿學者和企業家舉例，經濟學者總是帶有危機和末日情結，這是因為經院學者固有的形而上理論潔癖。如果我們注意到學者和企業家的區別，也就更能理解企業家精神：
經濟學者想的是如何完全治愈，而企業家想的則是如何帶病生存。加繆曾經說過，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如何帶病生存。無論哪個時代，總是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時代賦予企業家的使命，就是如何推動這個傷痕累累的時代，一步一步走向更高階的社會經濟文明。
我們的人生，又何嘗不是。
主要參考文獻：
彼得·德魯克：《創新與企業家精神》；黃群慧：《新國企是怎樣煉成的——中國國有企業40年回顧》；戴維?蘭德斯：《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羅納德·科斯：《企業的性質》；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人的行動》，《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道格拉斯·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
(本文作者介紹：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山東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山東大學碩士生導師，聞道智庫學術顧問，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青年學者)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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