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在民族特質、發展條件和大國規模經濟等方面存在將經濟增長下行扭轉為上行的優勢，我們需要增強信心，據此厘清加快增長增大的戰略思路。

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在哪

　　增長的基本因素：勤奮與創業

　　常常聽到質疑者提給筆者觀點的問題：“你認為人口增長速度下行、人口結構老化，人口紅利喪失，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基礎原因，那非洲和中東一些國家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高，人口結構年輕，人口的地理密度也很大，肯定有雄厚的人口紅利，為什么他們沒有中國曾經的高經濟增長成就呢？”

　　從簡單的道理上講，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其經濟是什么，一方面，人生來是要吃穿住行，要消費和享受；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人類還要建造生產設施和工具，也要身體力行，利用其創造財富。人口增長快、密度大、結構年輕，其消費享受欲望強，潛在需求很大，但是創業工作欲望和能力都很低，沒有儲蓄投資意愿，建造不了相應的生產能力，人口的創業工作紅利和人口市場需求，都不能夠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當然，大家都勤奮工作，都儲蓄投資，生產能力較強，而消費不足，同樣也會導致生產過剩。

　　從微觀看，一個村莊里，有的家庭，工作勤奮、生活節儉、盈余儲蓄、買牛置地，不斷地增加著家庭的財富，子女有受教育的財力，知識能力一代比一代強，代代的生活越來越來越富余；有的家庭，兒女很多，好逸惡勞，借債消費，甚至出售祖產，陷入越來越窮的境地，子女沒有財力上學，知識和工作能力低下，貧困在代際之間惡性傳遞。其實，將其擴延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范圍類比，也是如此。

　　因此，除了一個正常的人口增長率，合理的人口結構外，“…—勤奮工作—儲蓄投資—創業創造—生產財富—教育學習—合理消費—能力提高—勤奮工作—…”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人口潛在紅利能夠轉化為現實紅利的價值觀念、文化習俗和行為傳承。因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人口再多，人口結構再年輕，如果總體上工作不勤奮、花費不節儉、消費去借債、不愿學知識、就業技能差，其從人口數量和結構方面看的應該有的人口紅利，其實基本上不存在，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真正的人口紅利動能。

　　一個國家的民族的職業精神如何，是否有勤奮和認真的傳統，其同樣勞動力投入條件下，裝備的維護成本，產出的數量和質量是不一樣的。一個國家的民族，越有勤勞和認真工作的敬業精神，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就要比出工不出力、工作不認真的國家和民族快和高一些。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農民工進入城市，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勞動紀律看，按勞分配、計件工作、出工出力、認真負責、遵守時間、有事請假等，成為工作的行為方式和規則。相當多的單位中，許多管理人員和一線職工，繼承了中國農民優秀的勤勞傳統，在投入和精力上，忘我工作。總體上看，中國人傳承的勤勞精神沒有變，而且在現代社會中，變得更加有組織和有紀律。

　　節儉儲蓄是中華民族的另一文化傳承。一方面，沒有儲蓄，就沒有投資的源泉，儲蓄率高，則投資充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基礎。節儉簡約的生活方式，對于平衡人口需求與資源供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只有節儉，才能有更多的儲蓄。從現代看，無論是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居民家庭的儲蓄率也較高。2017年，央行第二季度的城鎮居民調查顯示，傾向于“更多儲蓄”的居民占42.8%，傾向于“更多投資”的居民占31.8%，愿意更多儲蓄和投資的占近74.6%，而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5.4%。[1]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居民儲蓄率迅速下降，由10%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的2%左右。[2]雖然在此期間有些年份略有波動，但是近五十多年來，美國人儲蓄率的峰值也在10%左右。當然，中國居民儲蓄率高，也與教育貴、房價高和養老保障水平不高有關。但是，即使除去這三大因素，中國居民儲蓄率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華民族是向往創業的民族，從古到今，民間蘊藏著巨大的創業創造活力，這種每個個人、家庭、家族、合伙和股份的創業，涓涓匯集，充滿無限的活力和巨大的能量，成為這個民族發展興盛的根基。中國的創新創業大規模開始于2014年。這次雙創的特點在于：

　　（1）創業從少數人的追求，變成了大眾創業。創業者越來越年輕，參與的大學生越來越多（從過去的1%不到，上升為5%左右）；大學、科研院所的教師、工程師、技術人員，甚至一些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的管理職員，也紛紛按照政策，創新創業；有的國有企業科技人員，甚至一些普通員工，也走上了創新創業之路。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 2016年市場主體保持旺盛增長勢頭，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1651.3萬戶，同比增長11.6%，平均每天新登記4.51萬戶；新登記企業552.8萬戶，同比增長24.5%，平均每天新登記1.51萬戶。2017年一季度，新登記企業125.5萬戶，同比增長18.0%，保持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4萬戶。

　　（2）創新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科技掌握新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人才，與商業模式創新的人才相結合，大數據、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給這次創業提供了新的技術條件，形成了新的商業模式和各種互聯網+的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業態。

　　（3）大量的海外人才回國創業。中國與東亞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等地一樣，先是大量青少年出國留學，許多畢業后在外就業和創業，到一定階段后，海外人才開始回流祖國，參與創新創業。（4）創業創新與更多渠道的政府和金融支持相結合。有政府提供的創業財政一次性補助、孵化器的租金補貼、稅費優惠等，有天使、風投、股權、并購等投資方式，也有創業板和中關村產權交易資本市場融資，還有投貸聯動、認股權證等硅谷銀行式的新型科技信貸。

　　筆者想要說明的是，中國雖然人口增長速度放慢，人口結構老化，但是，總體上勤奮工作、儲蓄投資、創新創造、合理消費、崇尚知識的意識觀念、文化習俗和行為傳承的民族特質沒有改變。這是中國雖然由于計劃生育使人口規模過度收縮，人口結構過度老化，但是在未來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競爭中，與其他這種特質不強和不明顯而人口相對較多和較年輕民族和國家相比，能立于不敗之地的一個基礎性因素。

　　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后發優勢

　　現代經濟分析了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貢獻率，主要是分析教育投資、知識水平提高，形成人力資本，成為區別與普通勞動力的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和動能；而科學發現、創意試驗、知識專利等，作為在資本和勞動投入邊際收益率下降的情況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和動能。當然，二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交叉復合性。

　　這對人口紅利消失情況下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即用人力資本紅利和技術進步紅利彌補和替代人口紅利，持續地推動經濟實現中高速度的增長。當然，一個平行的前提是：相應地提高大眾收入水平，擴大消費需求，使在經濟主力人口減少的狀況下，能夠平衡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投入創造的相對多的產出。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睿智開啟最早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之間，在哲學、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中國出了與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等齊名的大思想家孔子，以其哲學理念，形成了中國后來的儒家文化。而且在春秋戰國年間，思想界形成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產生了老子、孟子、莊子、墨子、商鞅等一大批中華民族思想進步的先驅者。

　　國內外華人，如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崔琦、朱棣文、錢永健、高錕、屠呦呦等，先后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從現代歷屆國際奧林匹克數理化等中學生競賽看，中國學生多次獲得各科團體總分第一，加上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參賽學生的成績，華人在奧林匹克競賽中的優勢更加顯現。這說明，中華民族的智慧能力，并排于世界各優秀民族之列。

　　有研究機構計算過，1985年時，中國人力資本總量按當年價為33.59萬億元，到了2012年時不變價增長到了161.23萬億元。如果城鄉人力資本2012年以后，年平均分別按照1.3%的比例長消，并以1958年各自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計算，2015年中國按照1985年價，人力資本總量為186.23萬億元。

　　從上述基數推算，一是由于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以消費品為主，考慮物價變動系數4.6329；二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受教育人口及人力資本退出工作；三是知識折舊和智能退化兩個縮減因素，以40%計算，2015年中國人力資本規模現價517.67萬億元，折匯率美元近79.64萬億。即使收益率為5%，2016年人力資本創造GDP的潛力近26萬億元。假定2016年GDP總規模72.2萬億元，人力資本創造GDP的比例將達到36%。根據舒爾茨等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經濟增長的理論，這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強勁的動力。

　　2015年出國留學超過50萬人，留學在讀規模達到172萬人。改革開放以來到2015年，留學生回國人數總規模在210萬人左右。近兩年留學生歸國人數在30萬人左右。

　　中國仍然是一個收入中等偏上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在勞動比較成本、工業化經驗、人口紅利等后發優勢結束后，實際上應當進入利用技術后發優勢的階段。首先，從時間上看，中國不用對許多技術從生產頭學起，我們還可以大量地引進、學習、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以節約技術研發的時間，并向每個技術先驅學習，選擇成功的率先創新進行模仿改進，避免大量技術探索中的失誤，大大降低其技術開發活動的不確定性和失敗的風險。其次，我們可以在現有的技術上，既可以進行技術進一步突破的創新，如中國的核電CPA1400，就是在引進美國西屋公司CAP1000基礎上的技術提升，并且在CAP1000圖紙的實際建設中，對西屋公司的主泵、爆破閥等關鍵技術進行了修正和提升；也可以對引進技術綜合，進行集成再創新，如中國的高鐵技術，就是引進學習日德法不同國家的高鐵技術，在取各家之長的基礎上，對技術再提升，集成再創新。

　　再次，目前許多前沿技術，如大數據、計算技術、3D打印、智能機器人等，各國都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中國已經儲備了足夠的專業的研發人員，資金實力也開始足以支撐前沿技術研發的投入，并且我們在20%左右的前沿技術領域中領先，未來我們有實施追趕超車戰略的后發優勢。

　　2015年中國科技人力資源規模在7500萬人左右，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在2500萬人左右。2014年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達371.06萬人/年，研發人員投入規模占世界第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總部發布的《2015年科學報告：面向2030》稱，美國用于研發的投資占全球28%，依舊處于領先位置，中國緊隨其后（20%），超越歐盟（19%）和日本（10%）。

　　從2003年到2013年，中國在研發領域的投資大幅增加，每年投入的研發資金平均增長19.5%。尤其是中國在航空航天、醫藥工程等高科技制造業的投入占據了全球總產出的27%，僅略低于美國所占29%的份額。而在科學和工程教育方面，中國的投入則遠遠超過美國，擁有所有這些領域學士學位的人數大約49%來自中國，來自美國的僅為33%。從2000年至2012年，中國擁有科學與工程學位的人數增長了300%。[6]

　　技術研發組織體系逐步發展和完善。到2015年，科技部公布了新增的7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布在新能源汽車、農業生物技術、高性能復合材料、核能、智能電網、電子核心基礎等多個領域。至此，中國國家重點實驗室已經達到252個。[7]2015年中國各類眾創空間已超過2300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加速器有2500多家。比如，中關村現有各類孵化器130多家，最活躍的包括天使匯、車庫咖啡店、聯想之星、3W咖啡、創新工場、微軟加速器等。[8]2015年底，中關村等國家級高新技術園區共145家，國家級經濟區共219家。這些高新區和經濟區所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25%左右，達169175億元。[9]

　　根據專家們的計算，我國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52—1957年為27.78%，1957—1965年只有8.24%，1965—1976年間更是僅為4.12%。[10]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努力，2016年有關部門的測算，中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56.2%，并且規劃2020年的目標為60%。

　　發展中國家，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一個人口紅利和成本比較的后發優勢。由于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速度提前放慢和人口結構過度老化，人口紅利和低成本比較優勢，已經喪失殆盡，現在需要用技術后發優勢加以替代和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創新戰略，從階段看，先走了以市場換技術，引進吸收和消化國外先進技術為主的道路，后在大規模出口導向經濟發展階段，選擇了對引進吸收消化的技術進行再創新，以及開始自主創新的技術創新發展戰略。而到了經濟轉型階段，中國技術創新進入了自主創新為主的前沿重點突破、綜合體系集成、互聯網加商業模式，以及智能制造為主的工業2025等新階段。

　　從動態位勢上看，從改革開放初期技術水平較為落后到建成創新型大國，中國選擇了從起點到目標的彎道超車戰略，首先是模仿學習應用緊緊跟隨；其次是中間積累一定人才、條件和資金實力時發力；再次是在一些領域實現越來越多的重點突破，一些領域獲得越來越多的并排，縮小技術跟隨的領域；最后，實現相當技術領域領先，許多技術領域并排，較少的技術領域跟隨。由于科技進步的交叉復合、領域拓展、技術更新加快，對于一些新領域的技術，我們與歐美日等國家在同一起跑線上，并且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技術在全球進入領先地位。

　　總之，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強勁動力。創新人才的積累和投入的加大，使技術研發能力大大提高，科研和技術轉化條件今非昔比以及許多技術正源源不斷有創新、被培育、產業化，成為制造業換代升級和服務業轉型的基礎。

　　大國規模經濟優勢

　　國家規模的三個基本要素：領土面積、人口數量和經濟總量，前二者是國家規模的基本要素，后者是前二者形成的生產力要素，三者之間相互疊加和復合，形成國家規模經濟。全球經濟中，對于國家來講，也存在規模經濟以及規模不經濟的問題。國家規模經濟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競爭力的基礎之一。認識這一點，對于把握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增強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統籌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布局，有著重大的意義。

　　中國是一個版圖、人口和經濟大國。國土面積960萬平方千米，2015年僅大陸人口規模就達137462萬人，雖然2012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2015年經濟總量還是達到了676708億元人民幣，折合年中平均匯率106000美元。如果我們認為經濟總量是教育技術、工業制基礎、交通信息條件、金融體系、經濟體制等的結果，將人口規模看成是勞動力資源、人力資本載體、消費力量，將國土面積看成是人類活動基礎、經濟縱深、資源源泉等，假定在規模中經濟、人口和版圖各占50%、30%、20%的權重，并假定最高分折為100。我們可以大體估計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規模經濟位勢。據此，我們可以判斷，中國規模經濟優勢排在全球第二位（見表2.3）。

　　那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從理論和實踐上看，其規模經濟有哪些優勢呢？

　　第一，中國有產業分工協作和產業門類齊全的大國規模經濟優勢。以人口規模為主要方面的大國規模經濟，意味著其每一個細分的分工協作的產業，都能規模化生產和經營。而且，一個產業、上游產業及下游產業之間，包括橫向聯系的產業之間，在供應和需求方面，得到平衡的比例很高。

　　因此，人口大國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產業門類齊全。比如，改革開放初可口可樂探討進入中國時，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指標衡量，中國還不具備開發這樣的市場的條件。但是，考慮中國人口規模很大，只要有1‰的消費，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實踐證明，投資是成功的。

　　再如，一個人口500萬的國家，投資建設一個汽車制造企業，如果不以出口為主，國內消費達不到能使企業盈利的需求規模，生產經營的規模是不經濟的。一個人口和國土大國，汽車制造業，上游可以有鋼鐵、裝備制造、塑料、鋼化玻璃、汽車零配件、輪胎等產業滿足其生產需求，下游和配套可有物流集散、高速公路和等級公路、油氣生產供應、汽車維修、加油站體系等。

　　第二，中國有技術易于創新、應用和市場化的規模經濟優勢。以人口為主要方面的大國經濟，創新思想較為集中，其交流較為頻繁，技術創新發生率較高。由于市場需求規模較大，消費有傳統和求新及不同支出水平等層次，新技術產品容易得到市場的逐級接受，使其市場化和產業化，包括走軍民兩用的技術，可以先國防開發應用，或者先民間開發國防應用，再民間市場化和產業化的道路。

　　一個人口只有130萬人口的國家，與中國這樣有13.75億人口的國家相比，創新思想人口的基數要小得多，創新發生和技術發明的總量規模要小得多。當一個人口小國的技術發明需要產品化、市場化和產業化時，由于新技術產品研發成本較高而初始投入市場價格較高，消費人口規模有限，使其陷入“價格高—市場規模小—不能規模化—價格高—市場不能擴大”的惡性循環之中。

　　有些軍民兩用的技術，由于國防應用的規模也較小，而無法走“國防需求先解決規模化，擴大生產后降低價格推向市場”的產業化之路。比如，以色列，技術創新能力很強，但人口規模只有800多萬，其許多新技術的應用和產業化，需要到美國、中國、印度等這樣的人口和消費需求規模較大的國家去實現。

　　中國是一個有13.82億人口的大國，許多新技術的產業化，開始時價格較高，只有比例較小的人群去消費，隨著逐步被規模化，再逐步降低價格，消費層次逐漸下移，最終應用和生產被大規模化。一些軍民兩用的技術，還有一條途徑就是，由于人口和版圖大國的國防需要比小國規模大得多，先國防采購，使其規模化，再降低價格進入民眾消費，同時降低國防采購的成本。

　　第三，中國有發展網絡經濟的人口規模和密度優勢。人口規模和領土面積大國的疊加，給寬帶互聯網、移動通信、大數據儲存及快速計算等技術，給高鐵、高速公路、航空、水運、城市內各類交通和城市內外交通樞紐及連接，給油氣、郵政、供排水等一系列其他管網系統，提供了密集人口巨大的需求，提供了足夠多的信息、旅客、資金、貨物、水及能源等流動要素。

　　其結果就是，有關網絡技術發明、應用和產業化，在人口規模和國土面積較大的國家里，最容易實現和得到發展。凡是網絡經濟型產業，如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產業，互聯網加的新商業和其他新服務業（如購物、旅游、出租、餐飲、金融、醫療等），如網絡狀的運輸管道業（高速高鐵、民航機場、油氣等產業，如樞紐狀的機場、車站、港口、技術和金融中心等，在人口大國，人口密集的地區，網絡滿負荷運行，形成了技術和模式不斷創新、應用之地，得到了盈利發展的巨大空間。

　　而在人口小國，或者用量不足，而網絡不經濟；或者版圖大國，而人口規模相對較小，或者人口密集度程度不高，因網絡分散稀疏，投入成本高，使用程度較低，使其虧損而不能發展。比如，美國客運鐵路在人口密集度高的東北地區，盈利而得到擴張；而在人口稀疏地區，其客運是虧損的，使其難以發展。

　　第四，人口規模較大和國土面積較廣闊的國家，在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方面，也具有大國經濟優勢。也即在國民經濟遇到重大轉折時，大國有較大的回旋余地。一是在一個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前面已述，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有人口需求的規模效應，其起步發展實際上需要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一些從傳統和趨于過剩產業轉移的勞動力，一些要進入勞動年齡的新增勞動力，可以由新的產業吸收。閑置的土地、傳統產業不需要的社會資金等，可以向新的產業再配置和轉移。

　　中國阿里巴巴、淘寶等商業領域及服務的快遞行業，在近兩年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就證明了這一點。二是人口規模越大、人口密集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就業的機會就越多，失業人員越容易被吸收。而以人口為基礎的經濟規模越大，央行形成的鑄幣稅規模也就越大，并且以債務重組重整、緩慢適度物價消解、呆壞賬核銷、延時以發展和規模消化等多種組合方式，消化傳統產業形成的債務也較小，國家有能力和容易平穩實現。

　　第五，由于人口規模為基礎的貿易和資金流動投入等規模較大，在國際經濟中，也有規模優勢，交易成本低，競爭力強，并且抗風險能力大。一是一國貨幣在全球流通量越大，其可以獲得全球流通所形成的鑄幣稅利益越多，在國際資金市場上發行國債一般來說利率較低，在匯市和資本市場方面受到投機沖擊時，資金集中的規模較大，應對的底氣較足。

　　二是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在國際貿易方面，由于進出投資量較大，進出口規模也較大，國際直接投資還是要看中國未來的新興產業的需求，要看正在成長著的旅游、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等服務業市場的成長前景，中國不僅要通過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通過改革體制開放服務業領域，通過毫不動搖堅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來留住可能向國外流出的國內剩余資金，也要更多地通過開放市場和改善營商環境來吸引更多的國外直接投資進入中國，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有這樣的大國經濟優勢。

　　第六，由于中國領土、領海面積遼闊，發展有資源環境等空間方面的經濟縱深優勢。一是隨著東部經濟發展，土地、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環境約束加大，經濟和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從近年鄭州、武漢、長沙、合肥、重慶、成都、西安等地發展速度加快來看，由于其土地價格比東部低，勞動力資源比東部豐富并且居住、房租、路途和其他生活等成本比東部大大下降，加工工業向中西部的大城市集中退休人員增多，居民收入提高，旅游業也向中西部轉移，使中西部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高于東部。

　　二是海洋經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巨大空間。中國海域包括渤海全域和黃海、東海、南海的大部分及其可以管轄的專屬經濟區近300萬平方千米海域，以及37萬平方千米的領海。海洋生物利用和礦藏開發、海島海洋旅游與海洋生物和礦藏開發有關的加工制造，等等，有著廣闊的發展基礎和前景。

　　三是技術與資源相結合，擴大中國的耕地和淡水。淡水缺乏和分布不平衡，農業用地緊張，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然而，中國有40多億畝沙漠、鹽堿、戈壁、灘涂、工礦廢棄地等未利用土地，可以植樹造林進行綠化，可以改造成濕地，一部分可以改造成良田和建設用地，村莊土地也可以經過整治集約騰出大量的可利用土地。中國從東北到南部，有1.8萬千米的海岸線，南北水資源分布也不平衡。中國民間就有鹽堿沙漠工礦廢棄地改造、海水淡化等，淡化海水的成本已經降低到自來水的價格，改造鹽堿地的成本已經低于化肥的投入，有各種各樣的技術可以選擇，有些技術已經成熟。

　　而且，中國在資金、技術等方面，已經具備了水資源調豐補欠的技術和工程能力，只要理順體制，放活機制，降低體制性成本和破除體制性障礙，資源產權清晰，技術和資金結合，市場機制調節，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和有可能利用中國潛在的經濟縱深優勢，推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總之，中國在民族特質、發展條件和大國規模經濟等方面存在將經濟增長下行扭轉為上行的優勢，我們需要增強信心，據此厘清加快增長增大的戰略思路，切實深化有關方面的改革，以加快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跨越中國發展的“人口坑”陷阱，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