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張明

　　IMF研究人員對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政策建議的反思，對當前中國經濟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作用：首先，中國政府應該審慎漸進地開放資本賬戶，必要時應該把資本流動管理作為重要的宏觀政策工具來使用；其次，盡管近年來中國政府債務水平上升較快，但目前中國政府也不宜進行財政緊縮。

中國從IMF的反思中學到了什么？

　　近日，IMF研究部副主任JonathanOstry及其兩位同事在IMF期刊《金融與發展》2016年6月刊上發表了《新自由主義：是否被過度銷售》（Neoliberalism： Oversold？）一文，對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政策建議（資本賬戶自由化與財政收縮）提出批評。此文發布后，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討論。2016年5月底，英國《金融時報》還專門發布社評，認為IMF不應公開出面批評新自由主義。本文將首先簡要介紹上文作者的主要觀點，其次對這一觀點進行述評，最后總結相關討論對中國的經驗借鑒。

　　IMF研究人員的反思

　　Ostry等認為，新自由主義思潮有兩大基石：其一，應該通過放松管制與開放本國市場（包括金融市場）來強化競爭；其二，應該通過私有化、限制政府開支與舉債來淡化政府的角色。不難看出，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政策建議源自前一基石，而財政收縮的政策建議源自第二基石。

　　然而作者們隨即指出，首先，在考察眾多國家的前提下，這兩大政策建議的收益是模糊不清的；其次，這兩大政策建議的成本卻是非常顯著的，尤其是這兩大政策建議都可能顯著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再次，反過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會損害經濟增長的水平與可持續性。因此，作者建議國際社會應該反思這兩大政策建議的適用性。

　　在跨境資本流動方面，作者指出，盡管跨境直接投資通常會帶來經濟增長，但諸如證券投資或銀行借貸等短期資本流動卻通常既不能帶來經濟增長、也不能更好地分散風險，反而會加劇經濟波動性與危機爆發頻率。此外，經驗證據表明，包括資本賬戶自由化在內的金融開放將會顯著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一旦危機爆發，上述分配效應將變得更加顯著。

　　在財政收縮方面，作者指出，對于有一定財政政策空間的國家而言，如果經濟增長低迷的話，財政收縮將是弊大于利的。為了降低債務水平或削減財政赤字，一國可能需要或者增加可能扭曲經濟行為的稅收，或者削減生產性的支出。此外，財政緊縮通常還會加劇失業，從而損害需求。作者引用的文獻指出，平均而言，如果財政收縮規模達到GDP的1個百分點，那么長期失業率將會上升0.6個百分點，而且衡量收入分配失衡的基尼系數將在5年內上升1.5個百分點。

　　　對資本流動管理的評論

　　IMF對跨境資本自由流動的態度的轉變，建立在一系列新興市場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事實上，自19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以來直至2000年代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跨境資本大進大出都在這些危機濫觴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誠然，爆發不同危機的國家，在經濟基本面上有著各自不同的脆弱性，例如1980年代拉美國家舉借了大量外幣計價債務、1990年代東南亞國家出現了持續的經常賬戶赤字，而2000年代南歐國家內債外債水平都居高不下，但不容否認的是，在危機爆發前大量跨境資本的流入，以及危機爆發后大量跨境資本的流出，放大了這些國家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加劇了這些國家金融危機的烈度。換言之，盡管資本賬戶自由化不是這些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充分必要條件，但卻通常是這些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之一。

　　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伴隨主要發達國家相繼實現了零利率，并出臺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波動性都明顯加劇，對有關國家的沖擊也變得更加劇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2011年前后，IMF轉變了對資本流動管理的看法。他們不再認為資本自由流動對所有國家都是最優的，而是轉而指出，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資本流動管理應該與宏觀經濟政策、宏觀審慎監管一起，成為新興市場應對跨境資本大進大出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在某些極端情形下，資本流動管理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工具。

　　事實上，IMF這一立場的轉變，與很多主流經濟學研究文獻的結論是相符的。目前國際經濟學界就資本流動管制達成的基本共識至少包括：第一，資本自由流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第二，只有當一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達到一定門檻水平之后，資本自由流動才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第三，短期資本大進大出通常會加劇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這意味著前者產生了一定的負外部性），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管理。

　　對財政收縮的評論

　　無論是在1997年-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還是在2010年-2012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期間，包括IMF在內的債權人給危機國開出的藥方都包括緊縮財政。但危機國財政緊縮的結果，無一例外地都是經濟增長繼續萎縮、失業加劇、收入不平等不降反升。這正是為何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東南亞國家普遍通過積累外匯儲備來抵御外部負面沖擊的原因，他們不再信任IMF。

　　對債權人而言，要求危機國緊縮財政的原因很清楚：第一，這些國家必須要降低赤字與債務，才能提高償債能力；第二，這些國家如果能夠減少赤字與債務，才能提高相關各方對危機國的信心。但最終的結果，恰恰是這些國家經濟進一步陷入衰退、有關各方對危機國的信心進一步惡化。

　　之所以出現這種事與愿違的結果，原因很簡單。衡量一國的償債能力，不是看債務的絕對規模，而是要看債務與GDP的比率。財政緊縮固然能夠降低債務絕對收入這一分子，卻同時也可能降低GDP這一分母。IMF近年來的一項研究表明，過去的研究很可能低估了財政乘數（也即低估了財政緊縮對GDP增長的負面沖擊）。

　　從這一視角出發，要提高一國償債能力，最好就是能夠幫助該國恢復經濟增長。而要恢復短期內的經濟增長勢頭，通常需要的是財政放松，而非財政緊縮。因此，IMF近年來給希臘等國的政策建議，是短期不能進行過度的財政緊縮，但在中期應該有令人信服的財政鞏固計劃來提振市場對其償債能力的信心。而對德國、美國、英國等財政空間依然充裕的國家，IMF的建議則是，應該突破有關阻力，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尤其是應該擴大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支出。

　　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IMF研究人員對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政策建議的反思，對當前中國經濟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作用：

　　首先，中國政府應該審慎漸進地開放資本賬戶，必要時應該把資本流動管理作為重要的宏觀政策工具來使用。從2014年第二季度起，隨著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逆轉為貶值預期，中國開始面臨持續的資本賬戶逆差。人民幣貶值預期與短期資本外流互為因果、相互強化，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重要挑戰。尤其是自2015年811匯改之后，隨著人民幣貶值預期以及短期資本外流的加劇，國內金融市場波動與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發生了共振，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顯著沖擊。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央行加強了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制，另一方面由于美元指數轉升為跌，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壓力才有所削弱。這說明，作為一個正在進行經濟轉型、金融市場仍不健全、金融風險不斷顯性化的經濟體，我們不能主動放棄資本流動管理這一工具。

　　其次，盡管近年來中國政府債務水平上升較快，但目前中國政府也不宜進行財政緊縮。目前中國政府總體債務占GDP比率約在60-70%左右（包含隱性債務在內），雖然在新興市場大國中處于較高水平，但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存在負向產出缺口（GDP縮減指數為負、PPI持續負增長），且企業部門高負債面臨“債務—通縮”惡性循環的威脅，再考慮到貨幣信貸政策已經得到較為充分的使用，在這些內外背景下，中國的財政政策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減稅與增加有效支出并舉，通過擴大總需求來穩定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通過發債來為財政支出融資，而非繼續通過銀行信貸融資。盡管對于提高中國經濟潛在增速而言，包括所有制改革、土地改革、要素價格改革在內的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但是為了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避免經濟過度下行或危機爆發打亂中國改革開發的進度，通過適當放松財政政策來進行宏觀需求管理，事實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