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微博]

　　如果沒有當年對國有糧食供應體制的徹底改革，能有今天糧油供給充足、價格穩定的今天嗎？國民經濟的高利貸化，實體經濟被貸不到款和高成本的貸款擠垮，實際是維護銀行高度壟斷體制，推進銀行業改革特別緩慢的惡果而已。

銀行是民間高利貸盛行的幫兇

　　從2015年的情況看，銀行對中小企和農業農戶貸款更加收緊，而且一些大銀行，有吸收存款的優勢，但由于國有企業貸款需求下降、地方政府及平臺杠桿率已高，而自己對大量的一般中小微企業、創新型中小微企業和農業農戶放貸，因信息不對稱、不能按照熟人社會原則放款，貸款成本高、風險大，加上貸款給國有、政府和非國有經濟風險追究責任不一樣，銀行還是將款放給國有企業、政府平臺，雖然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轉貸對象因經濟下行需求也在收縮，銀行還是希望它們從銀行轉貸而控制風險。

　　這樣，即使中央和國務院再三要求銀行保證對中小企業和涉農貸款的比例，但是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型中小微企業、農業農戶還是貸不到款，或者從非銀行機構轉貸過來的資金利息仍然很高。

　　2016年開始，一方面，實體經濟、政府建設領域，一些產能過剩、庫存過大的工業和房地產企業，將會迎來關停和倒閉潮，使兼并、重組、破產和重整業務量大幅度上升，政府稅費及賣地收入也會相對下降和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中國銀行體系中，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房地產等方面的違約會大量發生，顯性和隱性的呆壞帳將急劇增加，特別是一些地區的城商行會面臨支付困難。因此，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資產剝離和重組后，新一輪的更大規模的企業和政府與銀行之間的債務重組，又不得不再次展開。

　　因此，從目前和短期的政策措施來看：一是國務院協調銀監會，并要求各銀行，對大量的能正常運行的企業，緊急改變到期先還款再貸款，改為不先收再放，而是展期并續簽合同的方式。

　　因為，從調查的情況看，大量的企業，在先收款，再放款的階段(約為1到3個月)，去貸了過橋高利貸，或者加大了企業的資金成本，或者一旦過渡時間拖長，甚至不能續貸，高利貸重壓下，必死無疑。

　　二是國務院緊急要求銀行慎重對待以往企業間聯保形成的債務鏈，遏制對差企業清貸導致大量運行正常聯保好企業死亡的發生；建議對將要倒閉企業，進入破產清算剝離重整程序，而對正常運營企業網開一面，避免所有企業都倒閉反過來拖死銀行的系統性風險暴發。

　　2008年底后，由于強刺激經濟，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相當多的企業由于無資產抵押，地方政府協調當地好中差企業相互聯保，從銀行獲得貸款。現在銀行為了清貸，降低壞帳率，讓各地大量的聯保好企業，承擔將要倒閉企業的債務，結果是好中差企業全面發生系統的垮塌。

　　三是這次一些瀕臨破產的國有和非國有瀕死僵尸企業，應當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結合起來，進入重整程序，銀行采取債務減記讓步，以搶救盤活，或者部分盤活為宜；企業及其政府及平臺呆壞帳的剝離和重組，也與混合所有制和PPP改革結合起來，與資產證券化及交易結合起來，與破產企業中的好壞資產和同年齡段職工留去結合起來。

　　四是國務院應提請最高法院，修改民間借貸相對于國家基準利率4倍為合法的司法解釋條款，降低為2倍，或者根據借貸的時間，確定利率的高低。時間越長的利率越低，時間越短的利率可高一些。

　　根據實業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考慮中短長期融資不同需要，銀監部門應當制定細分的指導利率和禁止性的上下限；實業平均利潤率，包括短期過橋貸款，其利率水平過高肯定會使商戶和企業破產，這種利率的貸款應當視為非法，政府和法律不保護如此高利率的投資者，對發放這樣高利率貸款的信托、租賃、小貸公司、投資公司、基金公司等等，應當予以追究。

　　而從中長期要降低企業的借貸資金成本，一是要發展股權直接融資，二是要堅決進行打破目前大中銀行壟斷格局的改革。這里我重點談后者。

　　前述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形成的一些原因在于：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銀行的高度壟斷性，資金在幾家大銀行中太集中，幾千萬買家對應著為數不多的中農建工交銀行，再通過各種服務理財信托等表內到表外環節流動，壟斷導致資金分布和最終價格扭曲，所以中小企業，貸到的總是高利貸資金。

　　此外，大中銀行為了規避風險，愿意把款先貸給信托、租賃、國有企業財務公司、村鎮銀行、典當行、小貸公司等中轉，都成了從大中銀行低進高出的非銀行倒錢金融機構。其次，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投資短期化、高利化、賭博化等“不勞而獲、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餡餅”的心態，由此一些融資機構和單位允諾高利率、借新債還舊債的龐式騙局集資，開地下錢莊，也對利率的不合理上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司法解釋允許民間借貸“利率可以超過法定基準利息率的四倍”，起到了保護和慫恿高利貸的不良作用。

　　實際上銀行業的改革，與當年國有糧店改革有特別相似的地方：即糧食的大部分由國有糧食系統掌握，有一部分農民自留地生產的農業產品在體制外，相當于今天大量的低息存款(特別是財政行政事業國企存款資金)集中在四大和一些規模較大的國有及國有控股銀行之中，自然人和法人也有一部分資金可自由在國有大銀行體制以外留存；

　　由于糧油供應的國有縱向壟斷體制，導致體制內價格扭曲、糧油不足，體制外黑市猖獗、價格很高，相當于大銀行的資金貸款利率低，但是中小微企業得不到，只能從關體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或者在黑市上獲得價格較高的資金；

　　體制內的糧票在黑市上可以買賣，相當于今天體制內銀行的錢倒給非銀行金融機構低進高貸；而自己生產的糧食到黑市上調價賣，以及有黑市糧商，相當于今天的民間借貸、集資和地下錢莊。

　　試想，如果沒有當年對國有糧食供應體制的徹底改革，能有今天糧油供給充足、價格穩定的今天嗎？國民經濟的高利貸化，實體經濟被貸不到款和高成本的貸款擠垮，實際是維護銀行高度壟斷體制，推進銀行業改革特別緩慢的惡果而已。

　　其實，大銀行給大企業貸款，中銀行給中等企業貸款，小微銀行給小微觀企業貸款，這是對應的。放幾萬到幾十萬款的貸貸，經濟學的道理是：熟人社會、信息對稱、時間較短、效率較高、相對成本很低、信用抵押擔保組合貸款。

　　而大銀行給小微觀企業商戶貸款，信息不對稱，不是以熟人社會原則放款，而是縱向的評估等措施，時間長效率低，貸款額小而導致其成本較高。這種客觀機制的作用，不可能使大銀行真正給小微觀企業商戶貸款。所以，要么中小微一般和創新型企業貸不到款，要么貸到的是灰市和黑市高利貸款，對于促進中國社會的科技創新，推動實用技術產品化、產業化和市場化在借貸融資上極為不利。

　　大銀行和普通中小銀行也根本不可能給創新型的中小微企業貸款，需要有專門的科技型銀行。而技術創新和產品化及市場化的主力大部分是中小微企業，其天使、風投、貸款、股權、租賃、并購和資本市場等等過程是一個融資鏈，在中國薄弱的環節是信貸和并購等環節。

　　如果一個技術創新者，沒有貸款融資，全是其他投資性質的融資，其股權就會被投資者稀釋掉，事業和財富給人作嫁衣裳。許多技術發明者，或者小本投資于技術產品化的，因貸不到款，而不愿意股權流失，硬是小打小鬧、茍延殘喘、不惜失敗，也不愿意讓并購做大使自己失去控制。

　　現在一些大銀行的支行，說在做科技貸款融資，他們對中央和媒體稱完全能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根本不可能。創新型中小微企業企業的貸款：

　　(1)從宏觀上講，是一個細分的市場，從一些發達國家的實踐看，需求規模并不大，所有的大型和普通銀行都去做，競爭激烈、銀行內部專業的機構所得到的市場份額很少，絕大部分都會虧損。因此，一個國家，也只能有很少數量的科技型銀行在在。

　　(2)從專業上講，銀行職員不僅僅是金融和財務型的，還需要有科技各領域的人才，其貸款過程是一個財務和科技專業復合運作的過程，而普通大銀行和其他普通銀行，供養一定數量的科技金融人才，而市場份額很小的格局下，成本過高，盈利有限，甚至虧損。

　　(3)如硅谷銀行類的科技型銀行，其盈利的60%以上來自于給中小微創新型企業的“投貸聯動、認股權證”放款業務，其專業的科技金融職員與全國分專業的有名的天使和風投公司對接，讓他們先認定一次技術和市場的風險及成長性，再將貸款的一個百分比并不實際投資，而是在其并購和上市時，行使股權，拋售套現，實現利潤。

　　這不是所有的銀行都能夠做成功的業務。也就是說，大型銀行，或者其他普通的銀行，可以給中小微創新型企業貸款，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消除國民經濟高利貸化，根本上要做的工作，就是放寬中小銀行設立的數量限制，從美國3億人口，有各自獨立銀行8000家的比例看，中國應當有35000家各自獨立的銀行。考慮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水平比美國低等特殊性，未來應當發展到10000到20000家各自獨立的銀行。其中特大和大銀行，包括中型銀行的數量比例在1%-2%之間，絕大多數銀行應當是社區為創業、小企業和居民服務的小型銀行。

　　為防止小銀行再度集中化和僅為大企業服務，限制大銀行和國有企業入股城市社區小銀行。在金融體制改革的戰略上，不能再采取變通和中間等有可能出現更惡劣后果的路線，應朝著強化市場競爭方向，進一步放寬銀行設立準入、放開存款利率、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同步改革。

　　如果中國要想讓科技創新型的中小微企業真正能貸到款，考慮到實施創新戰略、遏制經濟下午的迫切性，必須盡快引入硅谷銀行業的機制，在全國北京、上海、深圳、武漢、重慶等布局三到五個中小科技型的銀行，這有利于“天使—風險投資—科技信貸—股權—并購—租賃—資本市場”完整創新金融服務體系鏈的發展和完善。

　　真正實現“技術—資金—產業”的有機結合。對于我國將創新驅動戰略落實到位，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對于地下錢莊和民間借貸，需要開正道、堵斜路，以及行政、法律和輿論引導。對于一些從事借貸的地下錢莊等，包括典當行、擔保公司等，選擇一批，予以銀行業準入，使其合法和正規化。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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