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微博]

　　西方有一個供給學派，它提出要減稅，減稅擴大生產、刺激創業、發展小微企業、增加制造業的利潤、增加就業、增加收入。這是兩個方面，鼓勵創業，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業，有工資收入的人就增加。

　　經濟增長速度為什么下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國企和金融體系長期對GDP分配力量日益強化，導致流向民營企業和城鄉居民的部分減少，使其投資和消費能力下降；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等金融體系，由于負債率高企，國企產能過剩和結構轉型困難，政府和國企投資及銀行大規模地向政府和國企業放款受到可能觸發金融危機的阻攔，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的三公消費由于反腐倡廉，受到抑制。因而，加上人口萎縮原因，社會總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幅，從2011年后，掉頭下行。

　　一、政府銀行國企GNP收入分配比例的上升

　　一年內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有限的，政府、金融體系和其他國企在GDP中分配的比率如果越來越高，擠出的將是城鄉居民和民營經濟所能分配的比例。

　　(一)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數據，一直是一個迷。除了每年公布的狹義的預算收入外，還有各種基金、社會保險金、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包括地方國企上繳的利潤)等收入，還有一部分沒有列入這些項目的各行政及事業機構的行政性收費及罰沒款等。

　　從狹義的全國財政收入，即政府稅收加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等，占GDP比例的變化看，1995年只有10%，到2014年為22%。但是，從項目看，土地出讓金從無到有，社會保險金從很少到規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機構和行政性事業收費罰款等非稅收入增長較快，政府實際收入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1995到2014年分別為16.45%、21.1%、26.43%、36.22%、36.09%、35.84%、38.27%和37.59%，2014年比1995年上升了21個多百分點。

　　其中，土地出讓金增長規模太大，一方面表明對農民的土地財產分配過多，一方面高出讓金和稅費對城鎮居民的收入形成分配；而在政府稅收之外，有又相當大一塊進入統計和沒有進入統計的非稅收入，成為再分配企業和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合理的強行分配機制。

　　平心而論，1995年政府全部收入占GDP16.45%，對于提供公共服務，是太低。但是，GDP2014年比1995年增長了10.64倍，而政府的全部收入增長了24.31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提供相當多的公共服務，看病上學住房都很貴的格局下，政府所收的錢也確實過頭了。比例增長的這部分，實際就是對城鄉居民對GDP分配很大程度的擠出。

　　(二)借貸利潤對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再分配

　　我國銀行，特別是商業銀行，多年體制的壟斷和行政定價特征較為明顯。商業銀行數目逐年增加，但是資產和業務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貸款利率由央行[微博]定價，逐步放開，而存款利率2014年前則一直是央行定價，并且存貸利差只有1.8個百分點，而到1997年后擴大到3個百分點以上，實行到2013年，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加上銀行其他費項的增加，以及花樣翻新的業務，從城鄉居民存款中所分配的收入越來越豐厚。

　　實際上，除了銀行外，還有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機構進行借貸融資。一個國家，其借貸融資利潤，占GDP的比例我認為以不應超過3%為合理。然而，從近幾年的變化情況看，2010年，銀行凈利潤為7430億元，非銀行非家庭的機構，如小貸公司、信托、租賃、典當行、擔保、國企財務公司、基金發放的債券等等，其利潤規模估計在7500億元左右，民間家庭、集資、地下錢莊等借貸利潤估計在5500億元左右，全社會總的借貸利潤為20430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5%左右，而當年全部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利潤收入框算為44560億，占GDP的11.15%。

　　到了2014年，情況比2010年還惡化。銀行業的凈利潤收入達到了18200億元，非銀行非家庭的借貸利潤是10600億元左右，民間借貸是18500億元左右，全社會借貸利潤47300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5%左右上升到了7.44%，與此同時，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的收入才42900億元，占比從11.15%下降到了6.74%。全社會借貸利潤比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的利潤收入還要多4400億元。2014年非銀行和非國有實體經濟的利潤收入，比2010年的數還減少了1660億。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嚴重高利貸化了。

　　從上述商業銀行利益的增長率看，遠高于非金融企業凈利潤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年增長速度。可以看出，這種與GDP、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同步的高增長，含義就是銀行優勢位勢對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一種擠出。

　　(三)國有企業利潤規模

　　國有企業是創造和分配GDP的一個重要領域。在GDP的創造中，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從政府手中獲得了較為便宜的劃撥和出讓土地；從銀行獲得了相當于民營企業利潤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貸款；有的企業，獲得了定價和經營方面的壟斷權利；而有的企業，則得到了政府相當多的補貼。2013年，國有企業總資產104億元，權益資產37萬億。總資產利潤率1.83%，凈資產利潤率5.13%。

　　政府銀行國企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從1982年37.95%，1995年下降到16.66%，后又逐步上升，2014年達到了44.35%。剩下的國民收入，除了其中還有一部分文化廣電出版等凈利潤外，就是城鄉居民和民營企業對GDP的分配部分。

　　二、城鄉居民和非國有實業分配了多少GDP？

　　除去政府銀行國企收入在GDP中的分配部分，剩下的就是城鄉居民和民企在GDP中的分配部分。觀察這幾個方面分配比例流程的變化，可以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后面的投資和消費各個不同方面的拉動力的變化。

　　(一)城鄉居民收入比例持續下降

　　我們先來看城鄉居民分配了多少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率為45.2%，改革開放后，城鎮居民增加工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實行國企實行大包干，農村聯產承包制，城鄉居民增收，加上當時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負擔還較少，政府輕稅少費，1983年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到62.8%，而到了2008年最低時，下降到41.8%，2014年才回升到44.34%，比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最高時，下降了18.46個百分點。

　　從1983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水平看，2014年城鄉居民少分配了12.39萬億元；如果我們將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定在較為合理的55%水平上，則城鄉居民也少分配了7.42萬億元。

　　(二)非國有實體經濟分配受到擠壓

　　國民收入中，政府銀行國企收入，減去城鄉居民收入，就是非銀行和非國有等經濟收入。通過下表的框算，我們看出，非銀行和非國有經濟收入，1982年時，只有2.4億元，占國民收入比例僅為0.045%，1995年時規模為19097億元，比例為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了2014年時，規模雖為42901億元，但是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6.74%。

　　非國有經濟，從比例變化上可以看出，受到越來越強的政府稅費罰沒、銀行凈利潤和國企凈利潤等三方面強制和壟斷分配的擠壓。

　　2013年與2000年相比，GDP分配中，政府分配的規模增加了4.8倍，銀行增加了8.9倍，國企增加了30.8倍，而非國有實體經濟的分配，只增加了1.3倍。可見國民收入向政府銀行國企的分配傾斜和集中力度十分強大。

　　三、居民消費能力趨弱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決定了其消費的支付能力。而投資與消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投資→生產→分配→投資或者消費→購買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是一個循環。

　　從改革開放以來看，居民總收入比例是下降的：從1983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而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同時也從1982最高時的54.46%，降低到了最低的2010年的35.21%， 2013年收入比略有上升，為37.48%。

　　從下圖我們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占GDP曲線和居民消費曲線占DGP的曲線，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費在GDP中比例收縮的最重要的原因。

　　遲福林等學者認為，中國到了從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向消費導向的增長模式的轉型的時候了。而且，2009年等中央財政對農民消費進行家電、農機具等補貼刺激，后來對城市居民也進行家電消費的補貼，但是，從大數據看，效果非常有限。

　　最為重要的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分配得較少，政府和資本分配過多，形成的基礎設施和產品，沒有居民足夠的購買力平衡，是需求疲軟，生產過剩，經濟增長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決居民的收入基礎問題，想刺激消費，等于謀求無源之水。

　　可以看出，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的增長幅度，從2008年的22.72%，下降到了2014年的12%，2015年，更有可能下降到10%，幅度達10個多百分點。這與21世紀以來，政府銀行國企業在國民收入流程上越來越擠壓中國居民分配，消費能力相對不足有關。

　　從2012年開始，我們對公款消費也進行了嚴格的限制，無疑會成為消費收縮的重要因素。然而，從國家治理和經濟運行角度看，三公消費越大，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愿望和執行力越來越強，國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傾斜，政府行政和事業單位從企業和居民收的稅和費就需要越多，稅費負擔日益加重，創業遭到重創；國企和國有銀行的三公消費，導致了國有經濟的低效率；而且，在三公消費領域中，奢侈和依法盛行，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將會越來越低。即使消費所拉動的經濟增長下行一些，三公消費一定要限制和逐步杜絕。

　　關鍵是三公消費下降的部分，如何通過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加以替補。這就回到了上述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比例過低并下降問題，需要有思路解決此癥結，使居民消費成為主體和正常增長，形成拉動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時超過62%，其中1985年時值為66%；而2000～2012年期間，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由62.3%降至49.5%，2013年這一數字雖然小幅增加至50%，但相比此前依舊沒有改變下行的趨勢。

　　四、利潤被擠壓和債務高風險迫使投資增速下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中國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出臺了4萬億元投資的經濟擴張計劃，2009年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的規模，達到了10.5萬億元人民幣。其兩個嚴重的后果是：由于中國貨幣不是國際貨幣，擴張的幾乎全部流入國內經濟，導致了后來地價、房價和消費價格的快速上漲；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利用這次經濟刺激，從金融體系借了大量的債務，使其GDP負債率急劇上升，而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指標也惡化，還進一步加劇了全社會向高利貸格局發展，金融體系的風險越來越大。

　　(一)非國有實業經濟投資意愿在下降

　　內資非國有實業經濟，除了個體和私營經濟外，還包括國有及銀行以外的非國有控股的有限責任、股份有限等經濟，從近幾年這些經濟的調查看，其擴張投資的意愿在下降。主要是這樣五個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稅費負擔持續增加，侵蝕了商戶和企業的利潤。這兩年政府正在進行營業稅轉增值稅，以及提高規模以下小型企業稅收起征點的改革，國務院也再三下達給企業清費的文件，但是，根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在2014年的調查，在稅收方面，認為稅收負擔“基本未變”的企業經營者占60.1%，“有所增加”或“明顯增加”的占29.9%，“有所減少”或“明顯減少”的占10%。關于企業非稅費用的變化情況，與去年相比，認為2014年以來非稅費用“基本未變”的企業經營者占52.5%，“有所增加”或“明顯增加”的占34.3%，“有所減少”或“明顯減少”的占13.2%。

　　即使在中央政府減稅清費非常強烈的意愿下，這樣的減輕企業負擔的大政方針，在地方總體上沒有被執行，并且還在惡化。究其主要原因，地方四級政府運轉沒有正規和大額的稅收所保障，行政事業機構太多和人員龐大，協編臨編人員越來越多，加上公務員、事業人員和協編臨編人員工資社保的增長，最大限度收稅，以及許多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收費罰款、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的運行體制，地方已經形成了向商戶和企業千方百計收費罰款的強有力機制，各類國務院的文件也已經難以撼動。

　　其次，企業融資的高利率，已經重創實業。銀行方面，從民營經濟的銀行融資看，大型企業的貸款利率及其他收費一般需要12%，中型企業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業在20%—25%之間。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銀行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并降低利率，但實際上大多數銀行機構并不聽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斷上浮的貸款利率，抵押物、擔保費、咨詢費、強行搭售理財產品等五花八門的要求也讓企業不堪重負。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貸公司，其平均貸款利率高達15%到20%。

　　近年興起地網貸，在2014年一季度時，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雖然下降為16%。仍然遠高于實業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民間借貸方面，根據2014年5月29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民間有息借出資金規模在7500億元，全國范圍看，民間借貸利率為23.5%。

　　那么，非國有的實業企業，資金利潤率到底多少呢，從寧波的百強制造業企業看，其總營收首超萬億，但其平均利潤率卻不足4%。從全國餐飲業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1月—10月，營業總收入達到22591億元，同比增長9.7%。不過餐飲企業的利潤率較去年有10%的降幅，平均水平不足2.5%。小微企業的盈利能力較2012年有明顯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虧損企業的比例上升至15.9%，與2012年的6.3%相比，激增了1.5倍。許多制造和服務業企業表示，融資利率遠遠高于企業實際的利潤率，不貸款是渴死等死，去貸款是吸毒找死。

　　盡管四季度央行降息“放水”，根據央行2014年12月23日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今年四季度貸款總體需求指數為64.9%，較上季度下降1.7個百分點，創下2011年四季度以來新低。據日前匯付天下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報告顯示， 2014年第二季度，21.6%的小微家庭工商業有信貸需求，2014年第三季度，該比例下降至16.4%，下降了5.2個百分點。

　　在現在這種倒置的情況下，無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家庭，都在想辦法用錢賺錢，國有企業用財務公司參與放貸，有些大的國有企業用財務公司賺的錢比它的實體賺的錢還多。有的私營企業干脆把工廠賣了去放高利貸。這將進一步影響整個經濟的下行。

　　2014年和今年初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是：許多銀行怕不良資產率上升，誘導中小企業還款，答應還后一段時間后可以續貸。一些中小企業按要求還款，在這“一段時間”中，借了高利的“過橋”貸款，結果銀行不再貸款，致使企業不能過橋，陷入高利貸陷阱，相當多的中小企業停產、跑路，目前各地中小企業家以自殺消債的數量增多。當然，銀行也有苦衷，也有騙貸的。

　　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已經嚴重干擾了中央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資本無法流動到實業，而是被抽到了以錢賺錢的渠道，即使國家降息降準，錢還是跑到了銀行表外，通過信托、租賃、理財、小貸公司放高利。通過降息降準擴大到流動性中的錢又變成了高利貸，降息降準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

　　再次，體制環境仍然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從調研的情況看，一是許多辦事人員紅包不敢收了，禮物不敢拿了，宴請不敢出席了，但是，事也停著不辦了；二是審批在清理，但是，清無關緊要的而不清實質性的權力，清很少要人去審批的而不清經常辦理及有實惠的，清不收錢和收錢很少的項目而不清能大量收費的項目；三是負面清單管理，總是在宣傳，但是沒有落地，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業機構，總是要干預經濟活動；四是環保、土地、技術、食品安全等等準入，以及各監督方面，在環評、資質等各方面，企業成本不減，刁難還不少。

　　在改革力度如此之大的局面下，政府行政和行政事業性機構及其公務員，仍然以加強監管為名，為利益層層設置障礙，群蠅亂舞騷擾，使創業和企業可以說一步一求，甚至到了寸步難行的地步，這在蔡曉鵬所作的“國缺廉律 鼠輩猖獗”一文中描繪的淋漓盡致，觸目驚心。

　　第四，創業者和企業家們對產權保護，司法體制能否清廉公正，未來所有制走勢等，不甚明確，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也是國內投資實業經濟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惡法和司法腐敗，隨意侵擾和吞噬企業資產。

　　唱紅打黑，通過抽逃注冊資金為罪等這樣的惡法條款，加上公檢法等機構可以在此類案件中提成和拍賣資產創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拍賣其資產獲得政府罰沒收入；甚至有的官商勾結、徇私舞弊，通過司法途徑將正當企業的資產拍賣轉移給利益相關的侵吞者，使一些民營企業家投資和經營有恐慌和不安感。還有許多民營企業家，感覺這個社會總歸要“打富豪、分財產”，沒有資產的安全感。最好還是“見好就收，小富則隱，轉移國外”。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已經移民、停業和向外轉移資產，并且許多民營企業家總是觀望，猶豫不定，一有風吹草動，便可轉移資金。

　　全社會投資持續下降，與人口萎縮老化而消費市場相對不景氣，勞動力成本上升，即人口紅利的消失相關聯；與體制慣性扭轉緩慢，營商環境不佳，意識形態爭論，創業者和企業對未來沒有信任和安全感，投資意愿下降有關；更重要的是，與政府銀行國企方面的強勢分配力，對民營企業資源空間的壓縮和對其利潤的分配擠出關系更大。綜合來看，民營經濟投資的乏力，是從2009年開始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持續下滑的最重要原因。

　　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從2013年的23.2%，急劇下降到了2015年1到5月份的12.1%，增長速度下降了接近50%。

　　(二)金融高風險與政府國企投資再難重振

　　有的學者認為，消費主導推動，力度不夠，特別是經濟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導投資于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礎設施等，包括加大國有企業的投資力度，來拉動經濟增長。但是，特別需要指出的，一是2008底實施的投資擴張政策，造成了2009年開始的地價、房價和消費物價的過快上漲；二是借債投資，使得政府、國企和房地產商的GDP和資產負債率提高，經濟下行和土地財政的收縮，使還款的違約風險加大，銀行壞帳率也上升。再如果似2008年底的大規模投資來一輪，可能會引起金融體系的劇烈動蕩。

　　1、政府債務

　　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88.65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9256.49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66504.56億元。即使不算今年增加的債務，目前外匯儲備負債計算在央行資產表上，如果算在財政資產負債表上，加上2014年9月末3.89萬億美元，合人民幣24.12萬億元人民幣。

　　雖然國家審計局核查地方政府借債截止2013年6月為10.88萬億元。但是，渣打銀行[微博]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該行測算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估計在21.9萬億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則債務總額最高或達24.4萬億元。2014年11月20日報道的標普的分析暗示，31個被調查的中國地方政府債中，15個應評為“垃圾級”。  

　　地方政府債務存在著瞞報的情況，官方口徑和民間統計相差懸殊，地方債規模一直以來就像個謎。財政部要求2015年1月10日之前地方上報政府債務余額，江蘇省蘇南某縣級平臺公司負責人說，“我們來回搞了5次，才最終確定上報數據。”“政府劃定的存量債務紅線是去年6月底審計數字乘以GDP增長率，絕對不能超過這個限額；所以，最后確認為政府債務的數字不到我們上報的1/3。”

　　未來地方政府難以有足夠的還款能力，將形成債務嚴重違約和展期格局。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資還款的主要基礎，但是住宅嚴重過剩，住宅用地市場火暴不再。2014年由于經濟形勢下行，加上近幾年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發放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工資都困難的局面，更談不上顧及對本級政府以往債務的還本付息，只能等中央銀行再一次核銷，或者中央財政出資相救。

　　2、企業負債率

　　企業的高負債也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中國非金融企業整體負債率已經處于過高水平，企業負債占GDP的比例高達105%，不僅高于日本、美國、意大利，甚至接近于英國、法國的水平。2013年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中國500強企業資產負債率平均高達84%，遠高于發達國家大企業50%-70%的平均水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2013年4月也指出，中國市值最大的前10%上市公司全球資產負債率較2003年上漲10%，是整體上漲幅度中間值的兩倍。其中，工業、原材料、公共建設和房地產等行業上漲最快。2014年三季度末，鋼協會員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高達72%，銀行貸款總額超過1.3萬億元；中國鐵路總公司資產總計5.45萬億，負債率超過64.77%。2014年前三季度，45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負債率為74.56%，中小房地產企業負債率達80%。

　　3、銀行不良資產

　　預計2014年四季度不良貸款余額為8277億元，不良貸款率從9月底的1.16%升至1.23%。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依據相關模型的測算結果顯示，2015年四個季度的不良貸款余額分別為8973.21億元、9715.73億元、10506.57億元和11347.37億元，不良率分別為1.29%、1.36%、1.44%和1.52%。

　　在不良貸款壓力大增的情況下，一些銀行采取了一些延緩措施，對一些“準風險”或風險項目繼續提供信貸支持，延緩風險暴露，這在客觀上加大了信貸風險程度。有學者認為，商業銀行賬面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實際信貸風險的受訪者明顯增多，其原因在于關注類、次級貸款的賬面風險與實際風險偏差較大。

　　五、宏觀調控：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

　　當前宏觀經濟，我認為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轉變：第一，由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需求側管理是說，經濟蕭條了財政就擴大赤字，經濟膨脹了財政就收縮赤字。貨幣政策從需求管理來看，就是經濟萎縮了就擴大信貸規模，通貨膨脹了就收縮信貸規模，實際上這是需求側的管理辦法。

　　供給側管理是說，西方有一個供給學派，它提出要減稅，減稅擴大生產、刺激創業、發展小微企業、增加制造業的利潤、增加就業、增加收入。這是兩個方面，鼓勵創業，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業，有工資收入的人就增加。

　　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費，而且增加消費還有幾個連帶作用：第一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第二是提高勞動和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另外，需求和供給可以良性互動，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有需求才能購買，光投資建廠生產出來的產品最后沒有就業，特別是一些大的項目，就業人數少，造出很多產品，最后國內消費需求萎縮，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環。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轉型。

　　第二個宏觀調控的根本性轉變，就是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總量調控就是我們調控財政發債規模，貨幣政策中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貸款的行政指標控制，這些都是總量控制，但問題是總量調控往往在調控嚴厲的時候首先受影響的是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的貸款，一旦壓縮貸款就是保國壓民、保大壓小、保政府壓社會，這樣將導致就業更加惡化。

　　而貸款增加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項目、大企業大資本和國有項目，這些項目對就業的增加不顯著。所以總量控制有一定問題，宏觀調控必須轉到結構方面。調控結構說的是調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貸款的時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業的地方，財政政策的設計上要放在解決就業和居民消費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要從以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因為從今年來看，貨幣收縮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開就會導致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只能是微調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現在主要起宏觀調控作用的只能是財政政策。

　　第四，財政政策要以擴大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為主轉向以減稅清費為主。實際上，從當前的經濟運行來看，整個宏觀調控模式需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我認為，中國最適宜的還是供給學派的思路，就是減稅，也就是剛才說到的供給側的解決辦法。

　　從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來看，供給側的思路是正確的。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最早的時候沒有宏觀經濟學，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凱恩斯才建立了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完美的理論和模型，這個東西管了大概20年—30年，比如羅斯福就實施了新政。但是羅斯福實施的政策給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帶來了滯脹，甚至到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依然給許多發達國家造成很大問題，即“兩高一低”：高失業率、高通[微博]貨膨脹率、低增長率。

　　從去年的狀況來看，我們國家是“三高”，即高增長率、高失業率、高通脹率，表面看起來我們和西方遇到的情況差不多，但實際上也遇到了滯脹問題。當年，里根、撒切爾夫人都采納了供給學派的意見，就是通過減稅刺激工作的積極性、增加勞動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覺得更大的意義還在于，通過減稅增加要素的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發展小微企業等等。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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