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湯敏

　　一些輿論說，中國西部非常需要基礎設施的投資，還有兩億多貧困人口，為什么不把這些錢投到西部，投到貧困人口上去呢？我覺得這種輿論是一種短視，亞投行本身跟我們自己利益息息相關，中國應該是亞洲經濟發展最大的受益者。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開創了由中國發起，由中國主導推動的第一個多邊的國際金融機構，從這一點來說，應該是亞洲的一個勝利，也是中國的一個勝利。當然，圍繞亞投行的創建過程，也是有著很多的博弈。

　　根據今年早期的報道，當時好像認為所有的發達國家，幾乎都不會申請進入亞投行，而從今年3月開始，由英國率先開始申請加入亞投行，而后像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大國都紛紛申請加入亞投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57個國家，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從國家的數目來看，遠遠超過了我們當時的預期。我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了17年，1989年，當中國加入亞行兩年以后，我就成為了亞洲開發銀行的職員，那時候，從我們自己，到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對這些國際金融組織還是一個學習、掌握、消化的過程。

　　20年過去了，沒想到，中國今天能夠主導成立這樣一個國際金融組織，作為我來說非常感慨，一方面這說明整個的世界金融、經濟的變化，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成績。

　　那么亞投行為什么能成功？亞投行成功創建之后，未來它的運作過程中，還有哪些挑戰？而又怎么去應對？最后，亞投行帶給我們中國什么樣的啟示？今天我想就這三個問題，跟大家一起來探索，來探討。

　　第一個問題，亞投行為什么能成功？根據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一件事情能夠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天時，第二個因素是地利，第三個是人和，從天時來看，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結構，正需要一次大的手術，一次大的變革。

　　天時

　　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定下來的。當時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員到美國去參加討論未來國際金融、國際經濟的結構應該是什么。

　　當時英國派了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國的孔祥熙也帶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出席，中國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結果在這個會議上，還是美國財大氣粗，最后采取了美國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國際儲備貨幣，美元跟黃金掛鉤，然后其他各國的貨幣利率跟美元掛鉤；第二是成立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組織，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一個世界銀行[微博]，第三個是國際貿易組織。這三大組織在而后的70年里對穩定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應該說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到今天看來，這70年間造就的世界經濟的結構，所產生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經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大家發現，美元“一幣獨大”，而美國的貨幣政策又是以它本國的利益為主要出發點來推動的，這與它在世界經濟中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沖突。

　　第二，像剛才我們說的這幾個國際組織是主要由美國引導、美國主持，美國甚至在這些國際組織里都有一票否決權。這樣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國際組織、國際金融機構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們的亞投行應運而生。

　　地利

　　從地利的角度來看，亞洲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而在快速發展階段的最大瓶頸就是基礎設施。亞洲開發銀行曾經做過一個預測，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萬億美元的投資。每年就是8千億美元。

　　這一資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國拿不出這么多錢。有趣的是，亞洲其實不缺錢，到去年年底，亞洲國家外匯儲備有7.3萬億美元，占了全世界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們基礎設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錢沒用上，那么這里頭就缺一個機制：怎么樣把外匯儲備變成投資基金，怎么樣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從而幫助我們自己。我們說亞洲的錢用在亞洲，那么這也需要一個機制。

　　人和

　　從人和的角度來看，中國快速增長了30年，現在正處于轉型時期。轉型時期的一大特點就是，中國的企業開始大規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就有1200億元。1200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現在亞投行法定資金的1.2倍，而這筆錢中相當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亞洲。

　　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一個安定的繁榮的快速增長的環境，那么也就是說，亞洲國家的經濟表現好壞，直接影響到中國企業走出去，或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效率。

　　因此，怎么樣讓亞洲國家能發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經濟發展得更快，這也是跟我們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的。更加上基礎設施投資本來就是中國的強項，那么把這個結合起來，把亞洲的需要、世界對金融機制改革的需要，和我們中國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結合起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應運而生，就是一個最好的抓手。

　　亞投行運營存三大挑戰

　　當然，我們常說，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而亞投行到目前為止，也只能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因為我們剛剛籌建出來，籌建的情況比較好，但未來的路還非常的長，在這里我認為至少有三大挑戰：

　　運營挑戰。亞投行籌建成功了，它怎么運營？它的機制是什么？怎么樣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能把錢很好地貸出去？怎么把57個國家以及可能更多參與者的利益訴求擺平？怎么樣讓國際社會現有的憂慮(或者說美國、日本一直在詬病和擔心的)—比如說亞投行的環保標準不高，反腐標準不高—變成一種多余，這都需要我們拿出一個很好的運行機制來。

　　關于這套運行機制，我們可以首先采取“拿來主義”。因為世界銀行已經運營70年了，亞洲開發銀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們在過去的長期發展中已經積累了很多有效經驗，有很多好的規章制度，咱們先把它拿來，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們就可以先用著。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應該采取“拿來主義”。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創新的挑戰。我們現在把它這套機制拿來還不夠，我們還要進行改革，要改善。我們并不是想顛覆目前的這套機制，但是我們要改善它。

　　像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聯合國[微博]等國家組織，在世界范圍內都受到很多詬病，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龐大的國際官僚機構。為了反腐，為了平衡各國利益，就會產生很多很多細節，很多很多規章，這些規章就造成了運作效率非常緩慢。

　　我曾有一段時間在亞洲開發銀行負責規劃工作，比如說一個國家向我們提出說，我們需要某個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議，你們能不能找一些專家來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建議？亞州開發銀行有一個專門的技術援助項目，是贈款的，但是從立項到把項目設計好，再到把國際專家找來，國際專家再研究，最后出報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時間。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問題，三到四年后才能給答案，很多國家連政府都換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可能都是新的問題了，這樣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里頭進行一些改革？

　　還有，在亞洲開發銀行里有執董會，各國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幾個國家派一個代表，長期待在亞行。事無巨細，都要通過執董會的批準，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問題。這一點能不能進行改革，我覺得對亞投行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需要制度創新以平衡57個成員國的利益訴求

　　此外，在這些創新里面，我們亞投行提出來，是要做一個準商業銀行，它要介于原來的純政策銀行，跟商業銀行之間的一個機構。特別是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極大，一年就八千億美元，而亞投行現在只有一千億美元，還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這點錢是不夠的。怎么樣用亞投行的一些小錢去四兩撥千斤，從而把民營企業的民間資本引進來，這就需要智慧，需要機制。

　　現在大家都在談的PPT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錢跟民間的錢結合在一起。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一方法對基礎設施投資來說不是很成功，為什么呢？因為一項基礎設施建設的回報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經換了好幾屆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諾的比如回報率等等，過了好幾屆政府它就不承認了，所以對于民間投資來說風險非常大，所以怎么樣建立一種機制能減少這些風險也需要智慧。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互聯網世界，現在我們談到互聯網+，那亞投銀行能不能用“互聯網+”的思維來重新設計？能不能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現在都談眾籌，把大量的小規模投資最后聚集成一大筆錢來進行投資。

　　還有，怎么樣把電商這些新的東西帶進去？這些都需要創新，而這種創新就需要我們亞投行，要以跟過去其他金融機構不一樣的方式運作。

　　還有一點我們稱之為打“組合拳”的問題。中國有句話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為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的市場已經建起了，群眾已經調動起來了，所以把路修通人們就能致富了。但是這個用到別的國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難說。

　　比如說70年代咱們去幫助坦桑尼亞、贊比亞建了坦贊鐵路，但從后來的情況看，他們沒有很好地利用。像這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果用不好的話，甚至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那么怎么樣才能讓基礎設施投資做到有效呢？這就得把企業結合起來，把產業結合起來。中國的發展經驗就是如果路修好了，產業發展起來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產業可以發展的更好，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

　　那么在亞投行的未來，在亞洲的基礎設備建設過程中，能不能順便把產業帶進去，能把亞投行的投資跟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結合起來，這樣既在當地把路修好了，產業也發展起來，就業也好了，這樣雙方都會得利。

　　怎樣把這個當成一個組合拳推出去，我覺得這些都需要有我們亞投行的機制創新。

　　防風險是第一要務

　　最后一點，亞投行作為一個金融機構，防風險是它的第一要務，這里頭的風險還是非常大的，包括運營的風險：項目設計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質量高不高，這個國家還得起錢還不起錢；還有國家的風險：國家突然發生政變了，突然發生經濟危機了，還不起錢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緬甸，當時緬甸找亞洲開發銀行借了很多錢，后來緬甸軍政府上臺，西方國家對他進行制裁，緬甸政府就說我不還錢了，所以緬甸政府在很長時間內不還亞洲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的錢，這就產生很大一筆壞帳。

　　那么這種情況會不會再發生？像最近的希臘經濟發生很大困難，所以它也很難還國際組織的錢。怎么來防范這些風險，怎么設計一些好的機制來防范這些風險，對于一個金融組織來說，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亞投行注冊資本說是一千億美金，但實際上這些成員國只有20%的實繳資本，也就是說亞投行真正的資本金大概只有兩百億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億(美金)是通過到資本市場發債和籌資獲得的。

　　機構的信用就變得非常重要，像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都被評為三A評級。你有那么好的信譽，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錢借給發展中國家的利率就比較低。但如果你的運作有問題了，國際評估機構認為你有風險，把你降級，那你的發債成本就會高，你貸出去的錢的利率就會高，你的信譽就不高。

　　所以怎么樣來創造和保護一個好的信譽，怎么樣來減少風險，也將是亞投行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兩億貧困人口 為啥要搞亞投行？

　　最后一個問題，我想講亞投行的籌建成功，對我們有什么啟示。我聽到一些輿論說我們中國還有西部，還非常需要基礎設施的投資，我們中國還有兩億多貧困人口，我們為什么不把這些錢，哪怕是500億美元投到我們的西部，投到我們的貧困人口上去，先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這種輿論是有一些的，我覺得這種輿論是一種短視，首先，中國現在正在走出去，中國的企業拿出去的錢遠遠超過這500億人民幣，中國政府在亞投行里的投資是每年1200億(美金)，而且每年還有15%到20%的增長，這些錢用好了，或者說這些錢的回報多和少，對我們的經濟有極大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把亞洲的經濟做好了，把基礎設施做好了，也是保護我們自己利益，也就是說，亞投行本身跟我們自己利益息息相關，中國應該是亞洲經濟發展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們亞投行本身也是非常需要中國的參與。

　　另外，中國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方面有經驗，在這方面能發揮我們的優勢。牽頭亞投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非我莫屬。更重要的就是，國際間也在競爭。

　　大家可能知道，美國現在正在推動TPP，也就是跨太平洋(行情601099，咨詢)伙伴關系協定，在歐洲推動跨大西洋(行情600558，咨詢)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這兩個協定未來有可能替代，或者說顛覆WTO[微博]，即現在已經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國際投資體系。而這兩個協定都故意把中國排除在外。

　　也就是說如果這兩個談判成功以后，中國將會被排除在這個兩大貿易和投資體系之外，這樣我們的發展空間就會大大減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投行也是為了加強我們跟周邊國家的伙伴關系，能夠擴大我們企業、我們的國家對國內、國外兩個市場資源的利用。在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上我們應該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投行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

　　(本文作者介紹：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