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賈康

　　“聰明投資”這個理念更多強調的是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有效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機制，并與“有為政府”結合，按照現代國家治理要求，更充分地釋放潛力，激發活力，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新常態下如何能“聰明投資”

　　在經濟社會中，資本是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必須活躍、流動并和其他的要素相結合，以支持經濟的發展。眾多企業的創業創新集合在一起，支撐著中國從改革開放新時代一路走向全面小康和對接中國夢，這其中自然離不開資本要素。在新常態下“打造經濟升級版”的過程中，資本和投融資顯然要展現它的亮色。

　　我有一個思路性的建議：面對新常態，應根據經濟“中高速”運行的新特征和隨之而來的優化結構、提高增長質量、惠及民生的必然訴求，對接能增加有效供給的選擇性“聰明投資”機制。

　　我們所說的“聰明投資”，首先針對現在人們普遍存在的對投資的一些誤解。比如，以為只要簡單地減少投資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比重、降低投資的增速，就會實現“升級版”。事實并不是這樣的！

　　我們必須強調，中國在投資領域的關鍵問題其實并不是其總量和增速，而是其結構、質量和綜合效益的問題。在機制優化基礎之上的高明聰慧的投資決策和行為，在當下及其未來的一段時間里，有著非常重要的核心意義。

　　這樣的“聰明投資”是釋放潛力、增加有效供給的，有助于在推進全面改革的平臺上，有效地穩增長、優結構、護生態、惠民生、防風險。面對實際經濟生活，當下特別需要以“問題導向”來補短板、擴景氣、增后勁。

　　“聰明投資”這個理念更多強調的是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有效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機制，并與“有為政府”結合，按照現代國家治理要求，更充分地釋放潛力，激發活力，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聰明投資”的決策和行為所對應的空間，我們可以在實際經濟生活中觀察到。進入新常態后，投資對象、投資機遇仍大量存在，作為政府有效、有為的政策工具，我們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支持“聰明投資”上的空間是可用的，而且是相當可觀與可貴的，不用這個空間非常可惜。

　　比如中國公共部門的負債，為大家熱議和關注。其實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公共部門總體負債率2013年為40%左右，和歐盟簽“馬約”所劃出的那個60%的預警線還有約20個點的空間。我們如果在未來幾年內把這個空間用起來，逐漸提高10個點，顯然還是在安全區間之內。

　　那么，這一公共部門與市場對接的發債規模是多少呢？在6.5萬億元到7萬億元以上，幾年累計的發債規模增量則在14萬億元以上。“聰明投資”就是政府部門一定要把自己的資金作為“引子錢”來拉動社會資金、民間資本，讓民間資本更活躍地發揮作用，形成一股合力。其中，政府要給予必要的政策引導，支持總體結構優化的投資。

　　中國投資方面的關鍵問題不在總量和增速，而在結構、質量和綜合績效。這個核心觀點的政策含義就是要著力推進投融資創新。在投融資創新中，企業是主角，但是我們更推崇的是總結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探索之后種種經驗、教訓所得出的“企業、政府雙到位”，各做自己應該做的事，而且可以形成合力，追求共贏。

　　所有這些企業的創業創新努力和政府應該更好地發揮作用，回到一個根本點上，還是習總書記那句精辟而接地氣的話——“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是一個從人本主義立場上由“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早已經指明的原理。

　　結合現實生活，我覺得可以從五個視角來考慮如何把握投融資創新。

　　第一個視角是間接融資。中國的間接融資比重非常高，但是我們也遺憾地看到，這里面缺少中小銀行、中小金融機構的活力。國際經驗反復證明，我們現在也已意識到，間接融資的發展一定要有大批中小銀行、中小金融機構，它們與中小企業可以互動對接。

　　那么，我們怎樣把它發展得更好？我們高興地看到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政府方面在積極考慮和推動讓一大批中小銀行成長起來，其中包括村鎮銀行、社區銀行等。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還可以催生其他更豐富多樣的中小金融機構形式。

　　第二個視角是非常重要的直接融資。在改革開放、披荊斬棘的過程中，我們堅定地推進了證券市場的建設與發展。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鄧小平當年甚至說道：總得試一試，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大不了發現不行，過幾年我們再關掉。

　　他這樣說的目的是讓創新的行為先試起來。鄧小平說的“如果不行再關掉”是他的本意嗎？顯然不是！其實他早已明確地作出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也要搞直接金融、資本市場的戰略性判斷。他這么說就是要在改革創新過程中，在直接融資這方面開局、破局，然后積累經驗和推進。

　　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國直接融資市場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而對于提升直接融資比重也有越來越清晰的共識。因此，我們應該使資本市場更健康、可持續地發展。我們必須在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同時加入必要的政策引導，爭取實現股市持續發展的“慢牛”，千方百計防止那種大起大落的“瘋牛”。

　　第三個視角是融資創新。現在融資創新方面風生水起，涌現了不少新事物，值得特別重視，密切關注。企業界已注意到硅谷經驗中對創業和高新科技起到莫大作用的風投、創投、天使投資，并且越來越多地出現互聯網金融、眾籌等等很有沖擊力的創新。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多元主體配套的產業基金和政府的引導基金。美國的硅谷經驗大家都想學，但復制成功的很少。在幾個國家給出明確定位的高新科技園區中，中關村實際上內含的邏輯就是試圖打造中國的硅谷。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努力，如許多區域的科技創新園區。

　　但是，在這方面中國是明顯滯后的追趕者，比我們位置更靠前的歐洲人，在學硅谷的時候他們考慮形成相對優勢的一個方向，就是政府給一個寬松環境吸引風投、創投，再加一個政府引導基金發揮作用。

　　我注意到，在中國的實踐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也希望積極有為，邁出了一些探索的步伐。風投、創投在硅谷打出了一片天地，進而引領了世界潮流，而我們作為追趕者，是不是可以在借鑒方方面面的啟示之后，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積極有為地去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作用？

　　這種引導基金絕對不可大包大攬，但是它應在風險共擔的情況下，追求政府有限介入后起到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和示范引導作用，支持超常規發展戰略。當然，還有必須提到的互聯網金融和眾籌概念之下的許多探索。現在雖不敢說這方面就一定能夠發展到什么樣的地步，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不少在和互聯網對接以后的喜人發展，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出人意料的興旺局面。

　　技術上我是外行，但我聽到一些朋友介紹，中國互聯網方面現在做得特別有突破性的企業，最開始的本源技術首先是由美國人用的，美國人用了以后沒有產生那種讓人眼球一亮的局面。但在中國，這種效應出現了。不論有多少爭議，至少現在我們看到了走在前面的一些具體案例。在這方面，顯然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第四個角度，要強調政府的作用，政策性融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大問題。前些年我已反復強調，在“三步走”進而實現中國夢的戰略中，投融資不只是依靠商業金融，一定還要有政策金融的通盤考量。十八屆三中全會終于給出了清晰的信號，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又寫入了“六十條”文本。中國要實現“后來居上”的偉大民族復興，沒有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在一起健康、可持續地匹配，我認為是絕對不行的。這應是一個在戰略層面首先要確立的基本概念。

　　那么，在運用政策工具支持政策融資這方面，當然必須繼續運用以財政資金為后盾的政府貼息、政府支持的政策性信用擔保以及這種信用擔保和商業性信用擔保之間的合流互動，再加上有前面提到的產業基金、引導基金方面的一些政府的作為。

　　這方面長三角已有很好的經驗：比如，過去財政年年要出錢支持小型科技企業創新活動，這是考核工作成績必考內容，但年年出去的錢是“撒胡椒面”式的，是所謂“消耗型”的，出去以后很難追蹤績效，在中國這個關系社會中，分配過程成了“處理關系”的一種不規范的狀態。

　　在長三角出現了政府主動提出財政資金由“消耗型”變成“循環型”的案例，政府以產業基金的方式入股，而且入的股不要求分紅，財政的錢由消耗型變成循環型，拉動民間資本一起合作。

　　民間資本的股東看到這樣一個情況，認為降低了風險預判，便更積極地進入，然后運用金融工程、專業知識，與市場對接設計金融產品，以規范的項目遴選、決策機制支持原來無望得到融資支持的一批小型科技企業。我們雖不能(也不應)保證這種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每個項目一定成功，但是不在探索中發展健康可持續的政策金融體系是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戰略客觀要求的。

　　第五個視角是非常重要的PPP投融資。現在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反復提到、媒體也在熱議的PPP在中國大有可為，我們把它評價為制度供給的偉大創新。我們認為，當下中國需要強化增加有效供給的“聰明投資”，PPP就是這樣一種融資、投資形式，而且從這種投融資模式的創新可以上升到管理模式、治理模式創新的高度。

　　最后，我們在看到發展機遇的同時，也應正視新常態階段中面臨的一系列新挑戰。習總書記說到新常態時，非常強調的根本一點就是“創新驅動”，“惟改革創新者勝”；他也多次強調“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要“攻堅克難”啃硬骨頭。

　　我們應該在投融資領域高舉改革旗幟，有所作為地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通過優勝劣汰打造經濟升級版，同時“有效政府”發揮應有的作用，使民間層面涌現更多的智慧、潛力和活力，由此形成投融資和金融體系服務于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新局面。這樣一種歷史潮流中的投融資創新大方向，值得我們去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介紹：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