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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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為何贏得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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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亞投行(AIIB)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日期臨近，英法德意紛紛搶占“末班車”，亞歐多個國家也就是否加入亞投行展開最終沖刺。

　　當前，世界各國對亞投行的態度和立場差別非常大，有反對派、有支持派，有謹慎派，也有騎墻派，不同國家從不同立場，按照本國利益去解讀，有異議、有分歧也無可厚非。

　　從規模上看，亞投行擬定首期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左右，初始認繳資本目標500億美元左右，與亞行1650億美元和世行2800億美元左右的資本金相比，尚有不小差距；從數量上看，30個左右的創始成員國，也無法與亞行的67個成員國和世行的188個成員國相比，但從2013年10月份，到簽約2014年10月份，再到2015年3月，僅僅用了一年半籌備期就獲得了信任票確實有著不同之處。

　　就定位而言，亞投行不是中國的銀行，也不僅僅服務于中國“一帶一路”等經濟議程，更無意于對抗，或顛覆秩序。可以說，亞投行是在現有多邊國際開發金融機構之外的有益補充，其實質對多邊開發金融機制進行的“增量”改革。雖然，未來亞投行不可避免地會與世行、亞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許多方面有競爭，但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等領域，更多的則是合作，都是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亞投行設立初衷就是倡導在一個新的開放式合作框架下不預設合作條件和門檻，不排斥和針對任何第三方，向亞洲以及其他經濟板塊開放。事實上，包括亞投行的目的和使命、成員構成、股權分配、組織結構、治理框架等等都遵循現有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規范運作和標準，力圖打造一個包容、開放、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機構，在推動互聯互通、跨境融資，以及可持續發展水平等方面將發揮重大作用。

　　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金融對實體資源配置的失衡，可持續融資不足，以及缺乏跨境公共產品供給是當前制約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面臨著諸多挑戰：

　　首先，雖然國際金融機構眾多，也在發揮著積極推動作用，但由于傳統金融機構和金融模式定位問題，比如，世行和亞行等多邊開發機構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區域范圍內的減貧，投向亞洲域內基礎設施的資金非常有限，亞洲開發銀行2013年僅提供210億美元貸款，即使把世界銀行[微博]集團、發達國家ODA等都考慮在內，資金缺口依然很大。

　　其次，資本的逐利性，全球私人金融機構的基礎設施投資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成熟資產，包括亞洲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始終難以得到真正填補。

　　第三，跨區域互聯互通與國家內部的大型項目建設有本質的不同，區域或次區域的互聯互通項目如討論多年的“泛亞公路”、“泛亞鐵路”等，由于涉及多個國家、投資額巨大、較長時期內看不到回報，一直難以推動，只有在多邊開發機構的統籌協調和資金投入下才有實現的可能。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預測，未來1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要8.22萬億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200億美元基礎設施資金。2013年，亞洲除中、日、韓三大經濟體的GDP總額約為8萬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低收入國家資本形成率占GDP比重僅為1/4左右，其中用于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資金僅為20%左右，約4000億美元。其中，僅印度未來幾年的基建就需要1萬億美元。

　　如此之大的融資存在缺口，不可能單獨由亞投行承擔，也不可能單靠政府力量推動，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力量，在構建多樣化投融資合作框架方面做出新的嘗試，發揮杠桿效應：比如依托亞投行發行基金、證券、債券和跨境基礎設施投資保險等金融產品，適時考慮構建亞洲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市場，通過PPP等模式放大亞投行投資的杠桿效應，吸引亞洲地區的私人投資。而對一些投資金額大的基礎設施項目，可以通過儲備資產、養老金、主權財富基金等長期資金的投入，或“聯合融資”方式予以推進。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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