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迎 著名經濟學家

　　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結構政策，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發揮的首要條件就是自由，是讓企業家能夠創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制，就是要求這個社會制度本身是有規則的。

經濟轉型需讓企業家精神自由

　　中國企業家面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問題。過去30多年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靠套利來賺錢，中國的經濟也是靠企業家的套利發展的。我們在計劃經濟下創造了太多的不均衡，幾乎所有的消費品都在短缺。那時候你只有膽子大，辦一個企業就賺錢了，因為整個市場全在不均衡狀態。

　　30年過去之后，我們套利和模仿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下一步中國經濟究竟怎么發展，就轉到另外一類的企業家，或者是另外一種企業家功能，主要靠創新。

　　對每一個今天再要辦企業的人來講，不要再希望按過去那種套利的方式發財，而是一定要比別人做得更好，實現降低成本的創新、增加價值的創新，才有可能有劇烈的顛覆性，獲得成功。

　　創新是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創新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而不確定性是不能量化的。大數據沒有幫助創造比爾蓋茨和馬化騰，企業家面臨的是另一種問題，企業家的決策不是靠數據可以分析得出來的，過去不能告訴我們未來是什么。

　　我們想象一下，今天我們消費的產品，或者我們認識的主導的產業，20年前誰能知道？30年前誰預知到？沒有人。同樣未來20年、30年究竟什么是中國經濟的主導產業？我看很少有人能夠預測到，就算他預測到，我們也不會相信，只有通過他打拼，他成功了，我們才知道。

　　企業家精神一直是我30多年來致力于研究的課題，企業家有一種特殊的素質，他們是一類與眾不同的、人類當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說我們人類的整個發展，全是企業家精神造成的。包括十萬年前人們走出非洲的時候，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國往海外移民的時候，也是企業家精神。所以這一類人對人類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對未來的感悟，對未來的判斷力，是我們常人不具有的。

　　回到當前的中國經濟轉型的話題，我認為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發揮作用。如果你不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的發展作用，你制訂的任何的政策，其實都是于事無補的。

　　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結構政策，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發揮的首要條件就是自由，是讓企業家能夠創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制，就是要求這個社會制度本身是有規則的。

　　如果這個社會的規則過分的亂，任意的由當局者去操縱的話，那企業家精神就不會真正發揮出來。有了自由和法制，就意味著企業的制度環境就比較穩定，企業家會對未來有一個預期。成功與否就取決于他自己。這個時候好多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就會躍躍欲試。

　　經濟學家強調特別多的，就是實有產權的保護。200年前亞當斯密說過，和平、輕賦稅化、寬容的司法行政，能夠把一個最原始的國家發展為最大限度繁榮的國家。我認為他這個判斷是對的。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