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梁海明

　　隨著一國的實力、財富以GDP為核心的“存量”概念，逐漸發展成以資本全球環流為核心的“流量”概念之后，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是大勢所趨。但是，在不少新興市場開始變成急癥市場的今天，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謹慎選擇有違新興稱號的國家。

“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

　　中央政府不但推動了10萬億元的對內投資計劃來刺激經濟，同時也在“一帶一路”的戰略部署之下，中國將由過去的制造業大國、貿易大國，向投資大國轉變，中國未來也將加大對外投資，通過對內投資、對外投資這“兩條腿”同時走路，以推動經濟下一波大發展。

　　在這種背景之下，尤其是隨著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進一步便利化，中國企業如何在新一輪“走出去”的浪潮中抓住機會、把握機遇呢？

　　在“走出去”之前，中國企業一方面要問自己，在國內是否經常面臨“三荒兩高”的限制？如果企業尤其是一些制造業目前已經面臨著人荒、錢荒、電荒，還有高稅費和高成本等的“三荒兩高”問題，那么，企業除了在國內轉型，發展高增值、高科技產業之外，或許也到了可考慮“走出去”投資，并從外國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更好地參與與世界級企業在環球市場上的競爭的時刻了。

　　另一方面，企業也需要問自己，“走出去”只是為了趕潮流，還是真正有勇氣、有實力希望通過與世界各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拼刺刀，以此做大做強？縱觀歐美跨國大型企業的成功且快速擴張，確實是通過“走出去”借助收購其他企業而成就。如匯豐銀行就是透過一連串并購成就今日的規模。

　　翻開美國的花旗集團、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擘歷史，幾乎都有一連串并購往績。但是，歷史往往只留下成功者的名字，那些“走出去”的失敗企業也為數眾多，他們的結局往往是“尸骨無存”。

　　如果準備“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確信自己早已非“吳下阿蒙”，而是已經“兵強馬壯”，那么，“走出去”的時機目前確實已經出現。

　　不過，由于“走出去”的路途并非只有康莊大道，更有崎嶇之路，通過過去幾年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研究，我認為以下四個情況是準備“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需要仔細留意的。

　　其一，并非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適合投資。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均反復經歷“泡沫與爆破”(Boom and Bust)的循環，尤其是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國家甚至還充滿了增長遲緩、高通[微博]膨和仰賴外資等這些難以揮去的經濟挑戰，情況嚴重的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亞、南非和巴西，更被稱作“脆弱五國”(Fragile Five)。

　　因此，在不少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開始變成急癥市場(Emergency Market)的今天，新興經濟體已經進入了分化的時代。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時候，應該謹慎選擇那些已經有違新興(Emerging)稱號的國家。具體而言，則可以選擇那些在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年度“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評級”中，評級為BBB或者以上等級的國家。

　　當然，這里我也必須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些評級在A或以上的國家，我認為也有相當的投資風險。例如法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與加拿大這五個國家，由于它們的債務開始攀升、經濟增長逐步放緩、經濟體發展不平衡、臃腫的銀行體系與大量的貿易赤字，因此風險已經逐露，嚴重的有可能會成為發達國家中的“脆弱五國”，中國企業將對上述國家進行投資前必須加倍小心、仔細衡量。

　　其二，必須小心一些或會突然耍無賴的國家。

　　如果讀者經常關注國際新聞的話，會發現世界上一些國家是比較無賴的。例如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曾經從伊朗借回一些文物研究，經過研究之后，芝加哥大學準備把文物交還給伊朗之時，美國一名猶太裔律師竟然把伊朗告上美國法庭，控告伊朗政府是某恐怖襲擊的幕后黑手，造成律師的委托人經濟損失，因此律師要求拍賣伊朗的文物，用來賠償委托人。對于猶太裔律師的荒謬控訴，美國法院竟然受理了，雖然經過長時間的法律過程，文物最終順利回到伊朗。

　　但我們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萬一中國企業所投資的國家和中國出現摩擦、紛爭，中國企業在該國所投資的資產，容易變成“人質”，帶來極大的投資風險。而且，這些風險，無論是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發布的評級，還是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年度“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評級”，都沒有充分包括在內的。因此，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時候，必須對某些可能會耍無賴的國家加倍小心。

　　其三，必須充分了解，以及作好充分思想準確所投資國和中國的各種差異。

　　由于中外文化、商務環境的差異，特別是法律體系不同影響境外投資企業的經營；而且出于保護本國企業，以及政治考慮，國外審批程序比較繁復，影響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競爭力。因此，即使是“走出去”較早的香港企業，他們在外國設廠成功者，多是已進駐多年的公司。

　　對于那些現在才有意“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準確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時，必須深入了解當中的國家是否存在諸如腐敗、法治落后，國家俘獲(state capture，即利益集團控制甚至是騎劫了政府與公共政策)，基礎設施落后，勞動力技能低下，經濟民粹主義興起和保護主義等的問題。

　　其四，“走出去”的資金是否充足。

　　中國企業“走出去”另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籌資困難。目前不少中國國內的銀行對境外投資存在疑慮，不會主動推動對境外投資的融資。加上，目前政府既無政策性支持的融資，也無商業性對外投資可融資額度的規定，而且企業絕大部分資產均在中國，難進行境外抵押，因此企業較難獲得貸款。就算中國企業想通過到海外上市的方式籌集資金，也猶如“西天取經”，即使度過重重難關獲得融資，屆時可能也會錯失投資的最佳機遇。

　　對此，要解決中國企業的問題，我認為很值得考慮借助香港的力量。一方面，香港可以引導中國資金在香港設立海外投資的私募基金，從香港往外投資。這種方式可以淡化國家色彩，拓寬融資渠道，提高企業并購能力，也可以解決中國企業不了解國際市場規則、跨國語言、文化、法律制度差異的問題。

　　另一方面，針對“走出去”融資難的問題，中國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將跨中港兩地的銀行，打造成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融資的主渠道。跨中港兩地的銀行可以考慮統一授信的方式，使中國內地有授信額度的企業可直接在香港獲得貸款而毋須另作擔保；或者授信銀行可幫企業出具擔保到境外其他銀行貸款。

　　與此同時，中港兩地還可商討更便捷的司法協作方式。允許內地企業用內地資產進行跨境抵押，從而在香港的銀行或其他機構獲得融資。發生爭議形成判決后，雙方承認相關判決，并直接交由當地司法機關在當地執行，并跨境劃轉資金，以此解決融資難問題。

　　簡而言之，在2008年環球危機爆發之后，隨著一國的實力、一國的財富以GDP為核心的“存量”概念，逐漸發展成以資本全球環流為核心的“流量”概念之后，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是大勢所趨，因此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更加需要汲取過往教訓，謹慎小心、規避風險，并爭取獲得投資成功，這不但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更是國家發展的需要。

　　(本文作者介紹：香港經濟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著有《你不知道的財經真相：美國退出QE之后的世界》、《中國經濟新政策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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