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黨國英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敢于設置一個制度，讓一個大系統的生產性收益不是按投入量來分配，而是按身份或戶口來分配？中國敢。又有哪個國家歷經30余年改不掉這樣一種制度？也是中國。這個老大難問題，絕大部分有識之士會主張以深化改革解決問題。

農村產權改革，理論上美妙無比，操作起來卻左右為難。

　　最近到農村調研，所見所聞，有喜有憂；而觀察農村產權改革，則憂甚于喜。先講一個故事。

　　南方某市某村因工商業發達，土地及其附屬設施的租金很高，村里的所謂集體經濟收入也很高，每個村民的分紅收入相應很高。分紅按村民人頭計算。以往，一個人只要有村里的戶口，就可以分到紅利。因為不同村莊有不同的分紅水平，于是就有了人們熟悉的“外嫁女”問題。這個暫且不論。荒唐的事情是另一方面。

　　富裕村的一個男子娶進來一個媳婦，給媳婦落了戶口；過一陣子，與這個媳婦離婚，再把這媳婦的妹妹娶了進來，村里便又增加一個分紅人口。更有甚者，男子可以再離婚，與丈母娘結婚，村里便再增加一個分紅人口！這荒唐事便令村民側目。

　　當然，實際的婚姻關系應該沒有變化，他媳婦的妹妹與他丈母娘自然是別人的媳婦。大部分村民們自然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因為事關自己的利益。已經發生的沒有辦法了，新的類似事件似乎不能容忍。村里便形成新的規定，一個男子不論先后娶多少媳婦，只能有一個媳婦獲得分紅資格！這里已經有了村莊政治的運作。

　　再來說“外嫁女”問題。一個村莊的女子嫁了外村男子，遷出戶籍就沒有了分紅資格，戶籍不動則可保留分紅資格，這是官方的規定，也是“外嫁女”自己的強烈要求。對這個官方規定，多年來，經過鄉村干部做工作，多數村民已經勉強接受。但是，又按照現行法規，“外嫁女”所生子女必須隨母親落戶。于是，按國人常規本應是外姓、外村的人口，便入了這個村，并享受了分紅資格。

　　這個情況遭到多數村民的反對，他們堅決不愿意給“外嫁女”的子女分紅資格。村民們的理由，一是說這樣會使村莊的居民越來越多，股份收益會攤薄，傷害村民利益；二是這個趨勢將使單姓自然村的的姓氏不再單純，將來在建設或維護姓氏祠堂及維護宗室利益時，都會引起麻煩。基于這種反對，鄉村干部幾乎無法說服宗室領袖，結果出現了“外嫁女”不再鬧、村民開始鬧的事情。

　　鄉里干部的最后辦法是用法律解決問題。他們代表“外嫁女”提起訴訟，而法院必判原告勝訴，于是，法院通過凍結賬戶和直接扣款的辦法使“外嫁女”的子女得到分紅收益。在筆者調查的區域里，干部們說，仍有約20%的股份社因這一問題與政府處于對峙狀態。這種對峙影響了政府與村民的互信關系，進一步影響到政府工作的很多方面。

　　政府不去干預在證券市場上市企業的分紅資格的確定，為什么偏偏要過問農村股份社的分紅問題，還給自己惹了不少麻煩？其實，說到底，前者是個經濟問題，后者則因積弊太深，無簡單的經濟辦法對應，實際上成了一個公共領域的政治問題。有時候，經濟問題無法用人們都高興的經濟手段來解決：如果限定手段，政治問題也幾乎無解。手段選擇便成了關鍵。

　　在這個問題上，農村集體與政府之間都把私人經濟領域的“誰投入誰收益”這一普世準則放到一邊，各自拿出其他準則相互拮抗。農民方面秉持傳統宗法準則，以男人為本，男人娶回來外界女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視同本共同體的人，可以享受分紅。這些人都是可以寫進家譜的人。

　　政府方面則堅持一種有瑕疵的合法性準則，以“戶籍人”為本，不論男女以及他們的配偶、子女，都對保留他們出生地為戶籍登記地有優先權利，并因此賦予他們享受集體資產的收益權；但與他們無婚姻關系的各類人，例如外地打工者，即使他們是本地常住居民，也不能享受分配權。顯然，在這里，已經沒有經濟管理的準則發揮作用的空間。雙方進入公共領域在進行政治角力。結果是雙方都作出了讓步，但未能達成最終解決方案。

　　農民方面，“外嫁女”的分紅資格大體被接受了，但村民不愿意承認其子女的資格；政府方面，在允許外來人口在當地登記戶籍以后，不再要求他們得到分紅權；而在一定時間以前，戶籍權與分紅權是捆綁在一起的。這仍然是一種奇怪的制度。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敢于設置一個制度，讓一個大系統的生產性收益不是按投入量來分配，而是按身份或戶口來分配？中國敢。又有哪個國家歷經30余年改不掉這樣一種制度？也是中國。這個老大難問題，絕大部分有識之士會主張以深化改革解決問題。

　　改革對農民與政府都可能帶來好處。對農民，改革會帶來資產使用效率的提高，從而使收入水平提高；對政府，改革會使社會穩定，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但改起來不容易。

　　農民與政府的博弈至少使一個共識浮出水面，那便是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與社區成員權分開。這是改革的首要目標。一個人可以只是社區成員；也可以既是社區成員，又是經濟組織成員。兩種成員權自然很不相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會帶來分紅收益；社區成員權會享有公共服務，其中包括社會醫療保障這種很實惠的收益。

　　這種劃分，在組織形式上，便是由不同組織承擔不同的職能。村委會承擔公共事務職能，為包括外來人口在內的所有社區成員服務；集體股份社則決定資產經營，僅僅為經濟組織成員服務。這項改革的出發點應該不錯，但操作起來也不順利。村委會辦理公共事務，錢從哪里來？讓股份社切割一定比例好么？比例多大合適？長遠看，村莊的公共開支要靠政府公共財政全覆蓋解決問題，但短期怎么辦？這又是一個公共領域的政治問題。

　　花一定力氣，把上述兩種成員權及其組織載體劃分清楚后，政治角力并沒有終結；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確定仍然是一個不小的政治問題。即使把“外嫁女”問題放到一邊，農民自己還是要問：“以宗法為本”的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辦法必須堅持到底么？顯然不行。

　　這個做法意味著股權要不斷調整，且這種調整與家庭人口數量的變動有關，而與家庭對集體經濟的投入沒有直接的現實關聯。股權的分散與不穩定，不利于集中決策，自然也不利于企業家精神在組織內發揮作用。怎么辦？最好是股權量化基礎上進一步實行股權固化，或者至少一個時點以前的“成員權”固化，而此時點以后的“成員權”必須與投入掛起鉤來。

　　但是，這個時點是2014年，還是2010年，或是其他什么年份？其實，經濟學無法說明哪一年作為切割時點更合理。與“成員權”掛鉤的投入數量究竟是多少，也不能取經濟學合理的標準，因為沒有優惠的經濟標準實際上是一個限定范圍的成員權的買賣，對投入者的意義不大。如果有優惠，幅度多大才合理？這又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以上討論的一層又一層的政治問題，看起來是“小政治”，但在全國這樣一個大的范圍里，足夠政治家頭疼的。政治問題的解決，有多種辦法。文明的辦法是協商、妥協、讓步；差勁的辦法多數人壓服少數人，讓少數人憋一肚子氣；更糟糕的辦法是打起來，由勝利者說了算。顯然，我們要選擇協商的辦法。

　　但這個辦法需要政府官員與村級干部秉持公正立場，在不同的村莊采取不同的辦法解決問題。如果想采取某種簡單化的辦法解決問題，恐怕事與愿違。我國西部某市曾經是“城鄉統籌發展實驗區”，其農村產權改革做的有聲有色。據筆者的了解，這個市的某村莊竟然在“土地承包權永久不變”改革的任務完成后，又悄悄地調整土地承包關系！這個村如此，其他村又如何？筆者實在不敢樂觀。

　　農村產權改革，理論上美妙無比，操作起來卻左右為難。但這件事必須做，而如何做卻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

　　(本文作者介紹：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