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減貧”研究 3位學者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首現“夫妻檔”，迪弗洛成該獎最年輕獲獎人；3位獲獎人的主要貢獻是利用實驗等方法減輕貧困

　　當地時間2019年10月14日，瑞典斯德哥爾摩，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而獲獎。B04-B05版圖片/視覺中國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現場。

　　北京時間10月14日，2019年諾貝爾獎最后一個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而獲獎。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次出現“夫妻檔”——任職于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巴納吉和迪弗洛是夫妻。此前曾有夫妻二人分別獲得不同獎項的情況，Gunnar Myrdal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妻子Alva Myrdal獲得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

　　作為諾獎中最年輕的獎項，經濟學獎自1969年開始頒發，截至目前已經頒發了51次，共計84人獲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現夫妻檔

　　北京時間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所提出的實驗性方案”。

　　據頒獎委員會介紹，目前全球仍有超過7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條件下，每年有近500萬兒童死于5歲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輕易治愈的疾病。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引入了一種新的方案以應對全球貧困問題，那就是將這一問題分解成一個一個更易解決的小問題，如提升兒童健康這樣的小方面。

　　據介紹，他們提出的方案在過去20余年間取得了較好成效，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轉化為可行的措施。目前，超過500萬印度兒童從學校的補習輔導計劃中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首次出現夫妻雙雙獲獎的情況，獲獎三人中的巴納吉和迪弗洛是夫妻，同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任職。此前有夫妻分別獲得諾獎不同獎項的情況，Gunnar Myrdal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妻子Alva Myrdal獲得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

　　與此同時，生于1972年，現年僅46歲的迪弗洛，還是第二位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最年輕的得主。

　　與其他幾個獎項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根據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所設立的，而是瑞典國家銀行為紀念諾貝爾于1968年設立的獎項，也稱為瑞典銀行經濟學獎。獎項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頒布。

　　自1969年以來，截至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已頒發了50次，共有81人獲獎。其中，25次頒給單個獲獎人，19次由兩位獲獎人共享，6次由三位獲獎人分享。

　　“他們把實驗方法引入發展經濟學”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稱，上一次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發展經濟學家，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結果，表達了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對于怎樣締造一個更和諧、重現全球共同增長的未來的期待。“各個國家都希望自己未來更好，有一個安寧的發展環境，只有解決（共同增長）這個問題才可以。”

　　新時代證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說，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利用實地實驗等方法，對一些減貧政策進行了科學評估，學術成果具有很強的社會學價值，對中國減貧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我國政府明確提出2020年將實現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繼續幫助中國科學地精準扶貧。

　　北大國發院教授張曉波與三位獲獎者有過交集。“我在2006年的時候認識了他們三人。他們把實驗的方法引入到發展經濟學當中，引進到減貧的問題中”，張曉波說，對于解決貧困問題，三位獲獎者認為應該從微觀的小事情一點點做起，而不是用大的理論。

　　張曉波說，在他們三人看來，雙盲的隨機實驗才算最科學的，發展經濟學必須進行這種隨機的實驗，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做隨機實驗來解決減貧問題的。中國在減貧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從來沒有做過雙盲的隨機實驗。

　　“因此，中國的經濟學界沒有必要去迷信他們。他們的一些實驗方法可以借鑒，這種方法可以當做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工具，但不能為了工具而工具。”張曉波說。

　　看點1

　　夫妻檔：共建貧困行動實驗室

　　巴納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現年58歲，美國國籍，現任經濟學教授。根據MIT官網介紹，其本科、碩士、博士分別就讀于加爾各答大學、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哈佛大學。其主要研究領域是發展經濟學，最著名的作品是《窮人經濟學》，該書獲得了高盛年度商業圖書獎。

　　2014年，因為在抗擊貧困領域做出的卓越貢獻和領先研究成果，巴納吉獲得世界五大經濟研究所之一的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頒發的伯恩哈德·哈姆斯獎。

　　迪弗洛于1972年出生于法國，現年46歲。其于巴黎高等師范大學取得經濟和歷史學學位，1999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迪弗洛的研究領域同樣聚焦于扶貧和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包括窮人醫療衛生、社會政策評估等。另外，2017年她曾是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2016年是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成員。

　　巴納吉和迪弗洛夫婦在MIT共同創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目前該實驗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東南亞以及北美和歐洲都設有辦事處。

　　因上述實驗室及其在貧困方面的研究成果，巴納吉夫婦還于2014年雙雙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聯合會（SSRC）頒發的“赫希曼獎”，獲獎理由是：“他們像赫希曼一樣，一直致力于生產新的社會科學知識，拓展研究的前沿陣地，并嘗試解決深層的實踐與倫理問題。”

　　SSRC稱，就研究的嚴謹性和由此產生的知識對社會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潛在影響而言，很少有大學在社會科學方面取得J-PAL那樣的成就。J-PAL不僅提供開創性研究技術、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培訓，還努力開展嚴格的研究，采用團隊方法來評估反貧困舉措，堪稱典范。很少有組織能達到J-PAL幾乎遍布全球的影響力。

　　看點2

　　迪弗洛：最年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46歲的迪弗洛打破了此前最年輕的經濟學獎得主紀錄。

　　諾貝爾經濟學獎不設年齡限制，但是不發給已去世的人。截至2018年，最年輕的經濟學獎得主是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1972年獲獎時51歲，其已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長的得主是里奧尼德·赫維茨（Leonid Hurwicz），2007年獲獎時已達90歲高齡。

　　此外，迪弗洛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二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是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她2009年獲獎，主要研究政治經濟學，是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經濟學獎也是諾貝爾獎中最年輕的一個，諾貝爾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五個獎項自1901年開始頒發，經濟學獎自1969年才開始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每年最多可以選出三名獲獎者，至今已有的51次頒獎中，25次獎項由一人獲得，19次由兩人獲得，7次由三人獲得。

　　諾貝爾獎的獎金來自于諾貝爾基金會的投資收益。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留下的財產約3100萬瑞典克朗（今天約合17.02億瑞典克朗），被轉換成基金并投資于安全性較高的證券，投資收益作為諾貝爾獎的獎金發放。2019年，每個完整獎項的獎金金額為900萬瑞典克朗（S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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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雷默：哈佛今年的第二個諾獎得主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雷默，出生于1964年，現年55歲，現任哈佛大學蓋茨發展學會教授。這是哈佛大學今年獲得的第二個諾貝爾獎項。10月7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三位得主之一是哈佛醫學院教授小威廉·凱林（William G． Kaelin Jr．）。

　　克雷默同時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1994年曾為胡佛研究所的國家研究員，并于2004年被世界經濟論壇任命為全球青年領袖。他此前獲獎頗多，包括總統教授學者獎和麥克阿瑟獎，后者被視為美國跨領域最高獎項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領域集中于發展經濟學，研究調查了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衛生、水和農業，曾因其在衛生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而獲獎。他幫助制定了疫苗的預先市場承諾（AMC），以刺激在疫苗研究和在發展中國家分發疾病疫苗方面的私人投資。2010年秋，他成為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發展創新企業部主任。

　　瑞典皇家科學院給出的評語稱，今年的獲獎者提出了一種新方法，以獲得有關消除全球貧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這種方法將貧困問題劃分為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問題，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兒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預措施。

　　克雷默的研究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強大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們通過野外實驗來測試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亞西部學校成績的干預措施。

　　■ 延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中國情結”

　　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經濟學界最重要的世界獎項之一，一直受到極大關注。盡管目前尚未有中國經濟學家獲得此獎，但此前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不少人與中國存在一定淵源。

　　蒙代爾：最常來華并獲永久居留權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以表彰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及最優貨幣區域分析”所做出的貢獻，其理論成為歐元理論的基礎，蒙代爾也因此被譽為“歐元之父”。

　　蒙代爾后期的研究常涉及中國經濟，寫過《過渡經濟中的貨幣和金融市場改革：中國個案》。蒙代爾多次到訪中國，2005年3月，蒙代爾獲得北京市政府頒發的永久居留證，成為“北京市民”。

　　蒙代爾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開設了一門經濟學講座（現名“黃達-蒙代爾經濟學講座”），多次到該校發表演講。在2001年的一次演講中，蒙代爾表示，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西方經濟進入衰退的寒流中保持高速增長。

　　與中國研究機構、高校合作的諾獎得主

　　諾獎得主與中國產生聯系的另一種方式是與研究機構、高校等合作。例如200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J.Heckman）和2011年得主托馬斯·薩金特（ThomasJ.Sargent）。

　　詹姆斯·赫克曼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等研究機構和院校有著很多合作，2018年11月獲聘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名譽教授。托馬斯·薩金特于2017年6月加盟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主持成立了“薩金特數量經濟與金融研究所”并擔任所長。

　　薩金特曾多次就中國經濟領域的相關問題發表看法。在此前新京報的專訪中，薩金特談及貿易問題表示，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

　　來華講座建言中國經濟發展

　　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常來中國參加研討會、講座等活動，其中有幾位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常客。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邁克爾·斯賓塞（A.Michael Spence），曾連續多年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出建議。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年年會上，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國目前需要面對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能夠保持經濟增長、收入和就業的穩定，同時又能夠應對越來越大收入差距的問題。他提出，中國可以用更多稅收政策調整社會公平問題。

　　邁克爾·斯賓塞的觀點則聚焦于投資方面，他認為目前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希望投資更加有效，避免低回報的投資。

　　諾獎得主的中國學生們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中國朋友圈”中，最常見的是師生關系。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中國經濟學家蔣碩杰在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與中國經濟學家鄒至莊也有師徒關系。鄒至莊1951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弗里德曼是他的老師。鄒至莊最為著名的理論是“鄒氏檢驗（Chowtest）”，主張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

　　2007年諾獎得主里奧尼德·赫維茨是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的老師。赫維茨被稱為“機制設計理論之父”。田國強的研究領域也包括經濟機制設計理論，2006年曾被《華爾街電訊》列為中國大陸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另外，1979年諾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是林毅夫的老師。

　　除師生關系外，還有中國經濟學家與諾獎得主是好友關系。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張五常，與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哈里·科斯均為好友。

　　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程維妙 張姝欣 侯潤芳 謝蓮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