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了所有國家一個機會，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再出發，競爭戰略性新興產業。但是三年后，美國冒出來兩個東西，一個叫做iPhone，iPhone橫空出世，諾基亞[微博]在全球紛紛退市[34]，2009年蘋果的股價是70美元，那時已經是一個世界級的企業，3年后超過了600美元，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在3年之內市值翻了10倍，我們還是要驚嘆資本市場的資源動員能力。還有一個叫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們發現社交網絡能夠成為一個新興產業，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這又是資本市場推動發展起來的。

　　我們看到，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兩次轉型，都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并不是偶然的。經濟轉型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工程，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下，無疑是決定轉型成敗的關鍵。而從長期來看，資本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遠遠超越任何其他方式。

　　無錫尚德之殤

　　過去幾年中，我們國內最熱鬧的一個產業叫光伏產業，近期的代表性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企業無錫尚德的破產重組[35]。施正榮花了五年的時間成為中國首富，又花了五年的時間淪為赤貧。這個不幸的事實再次提醒我們，高科技產業的輪換速度是驚人的。我們究竟應該依靠什么去尋找未來的新興產業？

　　也許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的局限性，面對不可知的未來，面對快速變化的高科技產業，我們應該更多地去依靠市場無形的手，而不是依靠有形的手去規劃或指定行業。過去幾年中，大量地方政府熱衷于推動光伏企業在當地的發展，如今面臨大規模虧損的前景，或等待政策的救援。這或許是有形的手過度干預微觀經濟決策造成的社會浪費的最新例證。也許有形的手的作用，不應該是直接下河撈魚，而應該更多的是退而結網，應該是去引進風險投資，引進金融機構，引進科技人才，創造他們相互融合的平臺。也就是說政府的著力點應該是培育市場的力量，推動市場的發展，提高市場的效率，尤其是資本市場，讓無形的手來篩選和發現戰略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這樣，不僅經得起市場檢驗的真正優秀的產業能夠脫穎而出，即使有失誤或損失，也將是局部的并被市場消化。

　　我們觀察硅谷的成功背后，大家可能還不應該忽視一個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里根。里根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時是加州的州長，當時他在加州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讓資本和科技可以自由對接，這是后來硅谷成功的關鍵。加州的經濟成長使他得到了很高的政治評價，他自己也從中悟出了很多經濟發展的道理。后來他當選總統，奉行了尊重市場的經濟發展模式，帶動了美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經濟復蘇。有人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里根主義走過了頭所致，但在金融危機最深重的時候，美國的民意調查中，里根還是被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因為加州的硅谷奇跡和美國八十年代的經濟復蘇的成就確實非常偉大。

　　通產省與128高速公路

　　有沒有其他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就國與國的競爭而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曾經一度非常接近美國，甚至大有要超過美國的趨勢，搞得美國人很是緊張，但很快凋謝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帶有行政色彩的努力，通產省常年要做戰略新興產業規劃[36]，做了30年，新興產業幾乎全部錯過，今天，日本在高科技產業方面依然是跟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地模仿。

　　在美國本土之內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區域競爭，就是128公路工業園區與硅谷之爭。128公路工業園區[37]在波士頓地區，依托于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哈佛大學，而硅谷依托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學。應該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科技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實力遠遜于斯坦福和伯克利，但是128公路旁邊的工業園區，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接受美國軍方的訂單而興起，后也成為世界上著名的電子工業中心，但其在高科技領域的成就和影響力，與硅谷相比始終無法望其項背。比爾·蓋茨和扎克伯格都在哈佛念書，卻都不遠千里到西部創業，為什么？因為西部的風險投資比較活躍，資本和科技的結合機制比較自由，創業氣氛也因之而比較熱烈，而東部的風險投資遠沒有西部活躍。

　　所以歸根到底，資本和科技的結合才是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的核心。我們前兩天在中關村調研時，有一位地方領導講，他原來不太了解金融，也不是搞高科技的，后來突然被安排來負責管理高科技產業，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他發現發展高科技最重要的還是金融，因為如果沒有金融，沒有資本市場的催化，高科技產業就找不到方向。我非常認同他的觀點。

　　驚人相似的歷史

　　我們也可以檢驗一下歷史，究竟是什么樣的金融結構，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比較有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的兩位經濟學家，曾在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統計了過去50年間，全球17個經濟體，在大大小小84次經濟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的情況。[38]結果發現，資本市場主導的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4個國家，在危機后經濟反彈的速度最快，而銀行主導的西班牙、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意大利6個國家，經濟復蘇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幾個國家也正是今天歐債危機的主要成員國，說明了金融結構與經濟彈性是高度相關的。

　　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美歐日經濟復蘇的差異，再次驗證了這一點。過去三年中，位于危機中心的美國經濟已經基本完全復蘇，道瓊斯指數創了歷史新高，美國的制造業和房地產全面復蘇，失業率也處在歷史地位，而且涌現出了蘋果和臉譜所代表的新興產業。而遠隔大西洋的歐元區經濟卻深陷歐債危機的深淵，無望復蘇，遠隔太平洋的日本經濟也非常疲軟[39]，近期靠安倍經濟學打了一針強心劑，長期效果還有待觀察。金融危機沒有發生在倫敦，也沒有發生在東京，而是發生在紐約，為什么美國經濟的復蘇速度遠遠超過了歐盟和日本？其根本的區別在于兩種經濟和金融體制的彈性、對風險的化解能力和資源配置的效率不同。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差別可以借用李鴻章在甲午海戰后的一句話來理解，“日本船小好調頭，中國船大難掉頭”。在資本市場上，做決策的主體比較小，比較分散，決策快，在危機之中，即使危機沒有完全過去，看到經濟中新的增長點，他們也可以迅速地跟進。我們看到，蘋果的崛起正是發生在金融危機之后的三年中。而銀行往往由于過于龐大，決策的機制比較緩慢，會錯過很多機遇，因此，危機后復蘇的步伐相對較慢。說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金融結構，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彈性、對應對危機和恢復增長的推動力，是相對有利的。所以我們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方向應該非常明確，應該進一步市場化，讓更多的金融資源通過市場配置，更快地發展資本市場。

　　中國經濟的兩個堰塞湖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30年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我們把它稱為中國經濟的兩個堰塞湖。從1978年到2012年，GDP增長140多倍，而總儲蓄余額增長了1900多倍[40]。巨大的財富積累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財富多了找不到地方投資，就會不斷出現炒房、炒礦、炒棉花等各種怪現象。不僅如此，國內炒不夠還要去國外炒，據說炒得澳大利亞人買不起房子了，去年澳大利亞政府出了一個限購令，專門針對中國人，這個限購令比較粗暴，第一是罰款，第二是坐牢。去年，還看到一條新聞，說溫哥華有很多中國的富二代開著法拉利[微博]在高速上飆車，被警察全部抓了起來。我們且不論這些現象嚴重地損壞了中國人民的形象，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怎樣讓這些社會富余的資金回流社會，支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這些資金本身也需要保值增值。所以我們講，中國經濟的第一個堰塞湖就是資金的堰塞湖。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堰塞湖叫企業堰塞湖。中國的中小企業家數超過了1000萬家[41]，浙江銷售過億的企業約1萬家[42]，中關村科技企業達到上市財務標準的是1000家，證監會門口排隊的是800家。我們也想研究一下別的國家是怎么解決類似問題的，例如俄羅斯、巴西，發現人家沒有這么多的企業要上市，也沒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吃苦去創業辦公司。人類社會大概從來沒有見過這么一個國家，第一是人多，13億；第二是恨不得每個人都要辦個公司，一般都辦三個，有時候我們碰到一些企業家，名片的正反兩面都印滿了，還沒有把他們的公司印完；第三是現在都搞明白了，辦一個公司就要上市。

　　怎樣才能高峽出平湖

上一頁1234567891011121314下一頁

進入【新浪財經股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