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的中國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說法，世界上還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而又持久的經濟增長[9]。我們目力所及的范圍之內，大部分能生產的東西，中國幾乎都成為世界第一，手機、電腦、DVD、電視機、洗衣機，等等，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國成功地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工廠”。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貧窮的年代，感受到了過去30年物質生活爆炸式的增長。這讓我們想起了狄更斯的一句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但也正如他的名言所警示的那樣，事物往往有它的另外一面。今年以來，突如其來的霧霾使大家不知所措，在2013年的第1個月中，北京沒有霧霾的日子只有五天。但天氣糟糕的遠遠不只是北京。2011年世衛組織對全球近1100個城市空氣質量進行了排名，北京排名1035位，進入排名的31個省會城市中，海口排名最好，名列第814位[10]。

　　近年來，中國創造了一個流行詞叫做“糾結”。今天的中國，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糾結”，它幾乎成為我們時代的特征。我們很容易在一個產品——iPhone5中觀察到這種“糾結”。2012年9月，這一邊，我們看到中國社會熱烈追捧剛剛出爐的iPhone5，在上市的第一天就搶購一空，于是很多人會不遠萬里飛到紐約去搶購，新浪上有一張新聞圖片[11]，在紐約蘋果的旗艦店門口排隊的人群里，中國人超過了1/3，這張圖片的標題叫“iPhone5在紐約開賣，美國因華人而笑了”；那一邊，在同一個月，我們看到，生產iPhone5的富士康，其在太原和鄭州的廠區接連發生騷亂[12]。這個糾結的背后是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中嚴重缺乏談判力。在iPhone5近400美元的價值鏈中，富士康只拿到不到7美元的加工費。郭臺銘[13]是個資本家，富士康的管理也無疑存在著很多問題，但一個更加尖銳的事實是，其在全球產業鏈中僅有這樣的談判力，即使郭臺銘變成活雷鋒，大概也不夠分的。而我們大部分的企業，在世界產業鏈中的談判力，遠不及富士康。

　　同樣不缺“糾結”的，是2012年的國慶黃金周。這一邊，我們看到中國人民興高采烈地涌向全國各地的旅游景點，以及世界各國的購物勝地，幾乎使中國的黃金周成為了世界的黃金周；那一邊，我們也看到，高速公路擁堵、車輛排起長龍，海灘上遺棄的垃圾須以噸計量，在風景名勝因為排隊加塞而撥刀相向，如此等等。這個時候有人去問大家“你幸福嗎？”，難怪會有人說“我姓曾”[14]。這個糾結的背后，凸顯了迅速前行的中國社會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基礎設施亟待改進，道德水平亟待提高，還有社會激增的期望值與經濟社會的進步速度之間可能產生的落差。

　　中等收入陷阱之謎[15]

　　這種落差，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經濟學上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當一國的經濟水平發展到人均GDP達到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會進入一個矛盾多發期，比較典型的國家有阿根廷、馬來西亞、墨西哥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根廷。100年前的今天，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隨后不幸地經歷了經濟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十大社會亂象。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依舊步履艱辛。與阿根廷幾乎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的美國[16]，今天已經達到48000美元，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關于中等收入也有一些比較寬松的定義，例如世行有一種定義，人均800美元就算是中等收入。按照這種定義統計，1950年的時候，世界上就有將近100個國家跨入了中等收入門檻，但是60年過去了，將近90個國家沒有走出來[17]。

　　經濟學界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但問題的本質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簡單。往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社會的期望基本契合，甚至會超預期，但達到一定階段以后，經濟的發展可能會遭遇瓶頸。例如，要發展創新經濟，往往需要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科研水平的提高，法律體制的完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經濟學上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18]的提高，而這個提高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與此同時，社會期望值的增長不會止步，它往往會一日千里，往往會是線性的，或者是加速的。兩者的剪刀差，帶來了很多國家社會的失落乃至動蕩。

　　這可能是為什么往往是在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之后，而不是早期，社會容易出現問題的根源。當然，這個經濟增長的瓶頸期，或者飽和期、平緩期究竟是出現在人均GDP800美元還是1000美元、還是2000、3000、4000美元時，可能會因為國情或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卻是任何國家發展道路上必經的一個階段。

　　2010年底，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4000美元，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只腳已經跨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現在的問題是另一只腳怎樣盡快地跨出來。我們清楚地看到有些問題在我們的社會已經顯現，需要面對的是，怎樣以最快的方式平穩地渡過這么一個危險的階段。

　　或許，唯一正確的答案應該是，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使之趕上社會期望值的激增。盡管管理社會預期也是國家治理的必要舉措，但在這方面努力的結果往往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從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驅動力來說如此，外部亦然。

　　【釣魚島事件的偶然與必然】2012年，釣魚島問題在中日之間擱置60年之久，突然浮出水面，似乎有點匪夷所思。我回憶起2006年去日本訪問，出席一個關于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國際研討會。當時中日關系正處于比較友好的時期。其實中日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互補性比較強，日本資金富余，技術也相對先進，但缺乏市場和增長的動力，而我們對資金和技術總體來說是有需求的，當時也正處于中國股市高歌猛進的時代[19]，所以當時會上有大量的日本機構投資者對投資于中國趨之若鶩。我們在會上介紹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情況后，他們都熱情地來和我們攀談。很驚訝的是會上還有很多日本的實業家，因為日本的市場前景不好，他們急迫地希望他們的企業能被中國企業家并購。

　　訪日期間，我們利用空閑時間，與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做了一些交流。有一位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留學生說，日本社會有兩種人，反差非常鮮明：一種對中國非常友好，愿意促進中日之間的友好交往和經濟融合；而另一些人，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非常恐懼，他們擔心，如果某一天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日本人將永遠生活在一個強大中國的陰影之下，他們對這個前景感到不寒而栗。2006年的時候，所有人覺得這樣一個前景還比較遙遠，沒有想到，兩年之后爆發了一場國際金融危機，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就超過了日本，這一前景提前成為了現實。盡管釣魚島事件的直接誘因，是日本右翼政客的短期政治投機行為，但從野田政府的購島行動，到石原慎太郎的極右言論，再到安倍右翼政府的當選，其背后多多少少折射了日本社會的某種民族心理，釣魚島事件的出現應該是偶然中的必然。

　　釣魚島事件，也折射了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里中國將面臨的國際環境。今天的中國，和歷史上的另外一個國家有點兒相似，那就是100年前的美國。過去若干年，國際社會此消彼長不斷出現“中國威脅論”，而100年前，世界上最流行的理論叫“美國威脅論”。1900年前后，美國正以最快的速度超越歐洲，當時歐洲遏制美國的急先鋒是德國和英國，而英國跟美國還是同祖同宗。當然，他們和美國的關系也不是一種簡單的遏制，遏制不住還要跑過去投資，分享成長，所以是一種忽冷忽熱的鋸齒般的關系。

　　歷史給我們很好的啟示，我們由此可以想見，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幾十年中，與很多發達國家之間也會是這么一個復雜的拉鋸式的博弈關系，既不會天天是蜜月期，也不會降到冰點。中美關系就是如此。我們的領導人訪美，雙方氣氛非常友好，但一回來，美國總統可能就會見達賴，前后也就相差不過一個星期。美國總統到中國來訪問，也相談甚歡，但一回去可能就臺灣軍售。這背后是兩種政治勢力和政治情緒的博弈。中日關系也是如此，降到冰點后有時也會有轉暖的跡象，你會發現，右翼的野田政府突然會任命兩位中國通的大臣，以示友好。

　　在這種局勢下，無論是面對社會激增的期望，還是應對世界的壓力，對今天的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自己堅定不移地成長，保持發展，保持穩定，推進改革。

　　每天晚上電視上關于釣魚島事件的討論很多，我聽過一位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的觀點。他說，我研究了中日關系30年，相對于中國自身的改革和發展來說，中日關系只是一個小問題，如果我們能把13億人的問題解決好了，中日關系就不再是問題。當然，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中國能夠堅定不移地向前發展，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的談判力就又會有所不同。當然，與此同時，與其的斗爭和博弈也是必須堅持的，這兩者并不矛盾。

　　資本市場：中國經濟轉型的支點

　　未來十年，是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最為關鍵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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