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下的資本市場使命
文/祁斌(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證券期貨研究院執行院長)
今天我選取的題目是“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資本市場”，但并不想就資本市場而談資本市場，而是想把它放在未來若干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的大背景下去討論，和大家共同探討一下，我們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資本市場，能夠為我們的經濟、為我們的國家，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為什么？因為資本市場已經是中國經濟的重要舞臺。2012年，中國上市公司與規模以上企業的盈利之比達到43%，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上市公司總市值與GDP之比達到35%，未來這些比例還會上升；在《財富》發布的2013年世界500強榜單中，共有95家中國企業上榜，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跟這個市場直接或間接地打交道，因為你要跟中國經濟打交道。在未來的中國經濟社會活動中，這個舞臺的重要性只會愈發顯現，有一點像我們生活中的空氣和水。因而，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也不可避免地應該成為我們在座各位共同的使命和職責。
鄧小平與華爾街
我最近在讀一本書，《鄧小平時代》，鄭重推薦給大家。這本書的內容非常厚重，它通過對一個歷史人物鄧小平的描述，回顧了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而且不僅僅是30年，可以說是中國過去將近100年從屈辱走向復興的過程。盡管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很多都是過去30年歷史的親歷者，但是從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人的視角去全面梳理一遍這段歷史，對我們仍然不無裨益。尤為重要的是，歷史是很難割裂的，它往往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回顧歷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研判中國的未來，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向正確的方向前行。
這本書里有一個很不起眼的細節，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特地摘錄在這里，與各位分享。1974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微博]代表大會。在會議期間，“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閑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么，鄧小平干脆地說：‘去華爾街看看。’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征，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并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里，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2]
1974年的中國，正處于文革期間，高度封閉，絕大部分中國人對華爾街聞所未聞，當時的意識形態方面也處于高度禁錮的狀態，去資本的象征華爾街看看無疑有一點離經叛道，但鄧小平卻堅持要去。為什么？該書的作者，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認為，鄧小平憑其驚人的直覺洞察到，美國之所以能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傲視全球，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可能正是來自于這條長不足500米的小街。
將近20年之后，1992年，鄧小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動南巡時，講過這么一段話：“證券、股市，這些東西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市場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是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他的政治勇氣和判斷力，使得當時剛剛踉蹌起步的中國資本市場堅定了前行的方向。
再過了一個20年的今天，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公司在這個市場掛牌上市，每天中國社會大致有一億人在這個市場進行交易[3]，每個人身后是一個家庭，這個市場的漲跌影響到中國社會近1/3人口的財富和福祉。無疑，今天的中國資本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主舞臺。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內容，我想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談談對于國際國內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認識；第二部分，就正在推進的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談一些個人的體會；第三部分，探討一個比較大的話題，大國的興起與衰落，并由此探討中國社會未來中長期的發展。
第一部分：我們生存的世界和時代
2011年底，在一次內部的論壇上[4]，我做過一個發言，后來論壇的主辦方根據錄音整理了文字稿，我起了個題目叫《中國經濟的圍城與穿越》，網上可以搜到。當時對國際國內形勢做了一些研判：一是歐債危機，用了一個“糟”字，沒有最糟，只有更糟；二是中東局勢，用了一個“亂”字，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三是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用了一個“險”字，沒有最險，只有更險；四是中國經濟轉型，用了一個“難”字，沒有最難，只有更難。一年半后的今天，有些情況被不幸言中。
英雄遲暮的歐洲
一年后的歐洲形勢怎么樣了？我選了幾張關于歐洲的圖片，因為圖像給人的印象超過語言的很多倍。第一張是我們去年年底到意大利訪問時，在米蘭的街上邂逅了罷工的人群，發現他們優哉游哉，“勝似閑庭信步”，你實在是很難想得起來，這是一個深陷危機的國家，不禁感慨，歐債危機至少暫時無解；第二張圖片上是卡梅倫和默克爾在對話，卡梅倫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應該慶幸他的前任的前任做了一個英明的決斷，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另一方面他仍然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決策，英國要不要退出歐盟，而如果英國退出歐盟，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將再遭重創；第三張圖片上是美麗的地中海小島，這個風景如畫的國家叫塞浦路斯，近期瀕臨破產，正在成為歐債危機中倒下的最新的一塊多米諾骨牌。
我們一直認為，歐洲的問題是多個維度的。首先是高福利主義，高福利主義的真正問題不是增加了社會的成本，而是上去了就下不來；其次是歐元問題，歐元問題的本質是大鍋飯問題，建立過計劃經濟的人們都知道大鍋飯最終會帶來沒有飯吃；而從中長期來看，歐洲真正的、最大的問題是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衰退。歐洲的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一方面因成本過高而面臨新興國家的沖擊，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非市場化，創新能力又無法與美國抗衡。歐洲問題的出路，可能只有較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并實現對外開放。但我們看到的現實卻往往恰好相反。在今天的歐洲，任何福利的降低都遭遇大規模的抗議，任何來自新興經濟體的并購都遭遇百般阻撓。在世界大家庭中，曾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領先于世界的歐洲，似乎步入了英雄遲暮的不歸之路。
不幸的中東
今天的中東依然亂象叢生，從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再到阿薩德，托爾斯泰說過，“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東的不幸，至少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中東為什么與現代文明錯失交臂？在歷史上，阿拉伯民族曾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曾經開啟了代數學和三角學等科學學科。但在近現代史上，與西方世界遠隔千山萬水的東亞，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韓國取得了驚人的現代化成就，中國在經歷了洋務運動失敗和諸多社會實踐后最終也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而與歐洲僅有地中海之隔的阿拉伯世界似乎一直未能駛上現代化的航程，這可能與其發現了豐富的石油礦藏不無關系，即所謂“資源詛咒”[5]。第二，文明的進步往往是整體性的和漸進式的，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很難在一夜之間實現躍遷。穆巴拉克年輕的時候是個改革者，不幸的是他干了四十多年，老百姓不干了，把他趕下了臺。選上來一個穆爾西，悄悄地還是想搞獨裁，老百姓又上街了。今天的開羅，和三年以前沒有太大的區別。近日，穆爾西的下臺和軍政府的上臺為中東亂局增添了一個最新的注腳。
觀察近年來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主題詞，叫做“瘋狂的貨幣”。2008年后的世界，圍繞著貨幣，演繹了一場“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博弈，先是美元的量化寬松，接著是歐元幾近崩潰，再到最近日元的無限量化寬松，貨幣貶值的競賽似乎方興未艾。
2011年底，北朝鮮的權力更迭，引發了世人對東北亞局勢的關注，過去一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周邊的環境，首先是黃巖島[6]，然后是釣魚島[7]，然后是核試驗[8]，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最險，只有更險。在某種意義上，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迅速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的版圖，在可預見的未來，國際環境的困難局面或將成為常態，對崛起中的中國，這是無法回避的“成長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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