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無形的手配置資源，有形的手維持社會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點，那就應該把重點更多地放在建設市場體系，提高市場效率，幫無形的手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是替代它。這正是今天中國所在的階段，我們作為監管機構、作為政府部門，可以比美國做得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這樣我們就有機會推動中國經濟更快地發展。

　　【老子的智慧】芝加哥大學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叫莫頓·米勒，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據說特別受朱镕基總理的推崇，每次來中國訪問時朱總理都要和他會談，他本人對中國也特別友好。我在芝大讀書期間，業余的時間在讀《中國通史》，看到了里面引述《道德經》里老子的話，“太上下之有知，其次親而譽之，再次畏之，最次悔之”。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最好的政府，就是老百姓大概知道有這么一個政府，次之的就是老百姓天天表揚這個政府，再次的就是老百姓害怕這個政府，最差的就是大家天天說這個政府不行。我看了以后告訴米勒教授，我們中國人3000年以前就知道了“小政府大市場”，這是所謂芝加哥學派[63]最核心的經濟思想。米勒教授感嘆說，中國人真了不起。芝大畢業后，我來到華爾街，看到全球的資源每時每刻在瞬息萬變的資本市場上交易，想起來老子的另外一句話，叫做“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才意識到，市場經濟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小政府大市場，第二個是交換比較優勢。沒有交換，就不能發揮比較優勢，也就沒有專業分工，就發展不起來真正的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就一直是小農經濟。當然，或許我們對古人的很多深思想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無疑，我們的古人很早就開始探索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市場經濟最終也被證明為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規律之一。

　　【光的本質和政府市場之爭】人類社會認識這個規律的過程并不一帆風順，過去的兩百年中，經濟學家們圍繞政府和市場的爭論從未停息過，英雄人物帶著美好的理想，相繼登上歷史舞臺，最終又黯然退去，很多還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不能說不是一種不幸。

　　我記得在清華學物理的時候，印象非常深的是一個歷史上關于光的本質的故事。400年以前，偉大的物理學家牛頓，開始了關于光的本質的探索，他認為光是粒子。同時期還有一個荷蘭物理學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動學，說光是波。牛頓是當時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院長，所以牛頓的粒子說很自然占據了主導地位。200年多以后，十九世紀，人類有了更加先進的儀器，發現了光有衍射效應[64]。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應，所以這個發現一舉推翻了牛頓的粒子說，確立了光的波動說。當時社會一片嘩然，說牛頓這么偉大的物理學家，怎么會犯這么低級的錯誤。又過了幾十年，人類遇到了一個無法解釋的物理現象，光電效應[65]。最后，愛因斯坦給出了解釋，并由此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解釋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會在不同的環境下，表現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前一段時間，在研究期貨市場歷史的時候，讀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66]創立于1848年。突然想起，這一年，也正是《共產黨宣言》[67]發表的年份。這兩件事發生在歷史上的同一年，令人不勝感慨。事實上，在過去的100多年中，經濟學家們相互的口誅筆伐，東西方之間的刀戈相向，人類所有的探索，不外乎是兩件事情的糾結。第一，如何利用市場去釋放每個人的潛能以推動經濟的繁榮；第二，如何防止市場的過度自由帶來社會的崩潰。

　　小平同志最后說，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資本主義也需要有計劃。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想起這句話，可能會覺得更有深意。而過去30年中，中國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正是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熵增加原理和金融體系演進趨勢】物理學里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原理，例如物質守恒、能量守恒。但有一個變量是不守恒的，那就是熵，熵是自由度，也就是說，世界的自由度是不斷增加的。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在一個封閉的容器里，中間有一個隔板，左邊是濃度高的氣體，右邊是濃度低的氣體，我們抽開隔板后，一定是濃度高的氣體向濃度低的氣體擴散，而不可能是反過來，為什么？因為這個系統要尋求均勻分布的狀態，而均勻分布的狀態是自由度最大的狀態，也就是熵最大的狀態。

　　美國金融體系過去100年的演變，跟物理學的熵原理幾乎是不謀而合。1913年美國股市和銀行的存款比例大概是1：1，就是說美國大概有一半的資源配置在資本市場，一半的資源配置在銀行。100年之后這個比例變成9：1，也就是說，美國90%的資源是通過市場來配置的，只有10%通過商業銀行來配置。很多大的商業銀行，像紐約銀行，存貸業務的收入在所有業務中的占比已經不到20%，而JP摩根、花旗銀行等則早就轉向了投資銀行。這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在資本市場上，每一個投資者都可以對所有標的進行投資，每一個融資方都可以向所有的投資者進行融資，所以資本市場相對來說實現了金融體系的熵的最大化，代表著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勢。比爾·蓋茨是個計算機專家，但他的一句話道出了現代金融的本質，他說，商業銀行是二十一世紀的恐龍[68]。這句話講出了未來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一定要順應潮流，致力于內部決策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并加大中間業務的比重。

　　我們應該認識到，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我們同時還要認識到，這個平衡點的位置是變化的，或者說是漂移的。人類社會總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趨向市場，讓更多的資源被市場配置。這也許會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但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挑戰蘋果的年輕人】去年我在北大的一次講座中，提到過中關村的車庫咖啡[69]，那里每天有很多創業者在里面創業，還有很多風險投資家到那里投資。我們是怎么知道這個地方的呢？是一位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是他首先發現了這個咖啡館，在《華盛頓郵報》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標題叫《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么》。他說中國最可怕的，不是每年發多少論文，因為很多論文都是抄襲的，而是中國的年輕人們，開始走出校園，走向市場，開始創業。他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過去的30年中，美國得以傲視天下的最大的秘密，是資本和科技的結合，而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發現了這個秘密。30年前，有兩個年輕人，叫比爾·蓋茨和喬布斯，他們剛剛走出校園，開始創業。今天中國的這些年輕人，和他們一樣，也是剛剛走出校園，開始創業，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30年后的中國，會有中國的微軟[微博]和蘋果。

　　或許不需要30年。

　　最近，我們有機會去中關村調研，看到了一家手機企業叫小米，幾個創業者不算年輕了，四五十歲了，但除了他們，公司其他員工，全部都是年輕人。他們告訴我們，谷歌[微博]達到20億美元的銷售，花了6年，facebook花了7年，蘋果花了10年，而小米手機[微博]只花了2年[70]。我想，只有在中國的這么一個階段，有這么巨大的一個市場需求做后盾，才會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成長。與小米類似的公司，遍布中國的各個科技園區里，可能還會有很多。

　　到過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地方能夠超過硅谷，那就是中國的中關村。

　　【中國和印度】世界上有人說，上個世紀是美國和阿根廷的競爭，這個世紀是中國和印度的競爭。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天天去和別人比較或者競爭，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較重要。但參照和借鑒一下其他國家的發展道路，對我們自己也會有幫助。

　　去年有機會去印度開了一次會，發現印度人對于中國非常關注。中印經濟對話，討論印度經濟的時候，我們基本上說不出什么來，討論中國經濟的時候，印度人提了很多觀點，很多說得還很到位。我當時很感慨，中國人是真不關心印度，印度人是真關心中國。中國人關心誰呢？中國人關心美國，天天盯著美國。

　　印度這個國家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道依然暴土揚塵，與非洲的鄉間小路無異，但這樣的國家卻誕生過像泰姬陵那樣精美絕倫的古代建筑；摩天大樓和窩棚可以相安無事；波音飛機幾乎是從貧民窟上直接起飛。

　　的確，這個國家有很多的問題，最突出的是基礎設施很差，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它的很多優勢，據說，印度工作人口的平均年齡只有25歲，而我們在35歲以上[71]；印度人英語非常好，跟西方發達世界的交流很順暢；印度人在硅谷總體來說混得比中國人好，西方向印度轉移高科技產業也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印度社會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社會心態比較平和。我們在相當于中國七十年代綠皮車的印度火車里與四個印度人換座位，對方全都是禮貌有加，讓習慣了國內高鐵里“寧可自己不舒服，也不能讓別人舒服了”的國人心態的我們感慨萬千：印度這個國家，物質文明是差了點，精神文明還可以。我想，最終，國與國的競爭，從長遠來看，是機制的競爭，是文明程度的競爭，當然，這個文明程度是全方位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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